1

　　科學精神，并不是自然和人類社會與生俱來、天然永駐的專利。

　　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鐵!

　　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

　　茫茫的宇宙，腥穢如血!

　　這是上個世紀之初，詩人郭沫若屹立在地球之巔的“放號”(《鳳凰涅槃》)。我以為，這其實也可以視作是人類不具或喪失了科學精神時，必然陷入的宇宙圖景，而彼時的社會景象將更慘不忍睹：人將非人，國將不國，地球村將非地球村;唐詩宋詞沒有格律韻腳;罌粟不再被視作有毒;衛星無法上天，電腦喪失功用;畢昇、張衡、牛頓、愛因斯坦等科學巨星也不再閃光或不可能出現。

　　科學精神是正直生命的脊梁，是靈與肉的和諧結合。善，本應該是科學精神的指向。人類社會走向現代，走向太空，走向浩瀚，形成科學的思維方式和良好的行為習慣，抵御虎狼的“病毒”和物質的羈絆，發現自然和社會規律，乃至轉入桃花源……人類社會每一次玉蘭花般芬芳的進步，每一項旭日般輝煌的上升，都是科學精神開的花、結的果。

　　青山不老，綠水長流。1907年1月20日清晨，發現元素周期律的化學家門捷列夫辭世了。噩耗震驚了整個俄國社會。葬禮空前隆重。哀樂低徊。在通向沃爾科夫公墓的道路上，緩緩移動著的是肅穆、哀傷的人流。人流高擎著描繪了巨大的元素周期律表的橫幅。橫幅逆著北風，呼嘯擺蕩，恰似一只逆風飛舞的火鳳凰，象征河山般不倒、不朽的科學精神在啟示未來。

　　科學精神可以偶然“感冒”，卻不能“癱瘓”倒地，更不會“死亡”。

　　天地悠悠，前可見高揚科學精神的先人，后能見踐行科學精神的來者。

　　科學精神永生。

　　為什么我們的眼里常含著淚水，

　　因為我們對科學精神愛得深沉……

　　2

　　科學精神不是物質，卻能讓我們感受到迷霧中燈塔的亮光、盛夏林間溪流的清涼;不是空氣，卻能讓我們感受到空氣的空靈、潔凈;并非彩云，卻能讓我們感受到祥云的神奇、飄蕩。

　　科學精神在本質上是“實事求是”的精神。所謂的“實”，就是客觀事實、客觀真實。科學精神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發現客觀世界的規律性。科學精神注重實踐、實驗及其檢驗。科學精神是真、善、美的和諧統一。

　　被恩格斯譽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達·芬奇，之所以是達·芬奇，在于他能夠一直注重對自然界的觀察與實驗，一直堅持科學精神。

　　曾記否?面對新世紀之初SARS的襲擊，病原體來自哪里?動物是不是“元兇”?會不會“野火燒不盡”?人類如何面對可能卷土重來的病毒的襲擊……如何對待這些懸念，在當時，是對世人能否堅持實事求是科學精神的最嚴峻、最現實的檢驗!

　　科學精神是一種無畏的、堅定而勇往直前的、向上的精神。物理大家狄拉克的最大貢獻是1928年寫出了狄拉克方程式。這個方程式奠定了今天原子、分子結構的基礎，定性地解釋了電子為什么像陀螺一樣自旋，定量地說明了電子為什么有自律，可謂“性靈出萬象”。

　　可是，這個方程式所得出的解有一些負能，這是時人所無法接受的，受到了包括大物理學家玻爾、海森伯、泡利在內的很多人的冷嘲熱諷，他們斷言其絕對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方向。面對困境，盡管科學兩個字好“辛苦”，科學精神卻沒有退路!狄拉克確實沒有退縮過半步，可謂“風骨超常倫”。他給自己加一加油，擦一擦汗，又朝既定目標進發了。

　　到了1931年，他終于又推出一個叫反粒子的新概念。他認為，宇宙里任何一個粒子，都必然有一個與其對應的反粒子。這個新概念走得更遠了，在物理學界又掀起了軒然大波。真是蒼天有眼，翌年秋天，正電子被美國物理學家安德遜發現，狄拉克方程式才被人接受。

　　科學精神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猶同唐朝詩人劉禹錫筆下碧空排云上的“秋鶴”，常常成為現實中的反潮流精神。在那場SARS肆虐的日子里，黑云壓城城欲摧。逆流而上，不僅如履薄冰，更可能身敗名裂。在這樣的關頭，抗SARS的領軍人物鐘南山院士沒有猶豫，表現出堅持科學精神的錚錚鐵骨。他說：“科學只能實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學術上就只講真理，只認事實。如果我們看到這個事實跟權威的說法不一樣的話，我們當然首先尊重事實，而不是尊重權威。”可謂滄海橫流，盡顯科學精神的本色。

　　3

　　科學精神不僅在于明察秋毫，還得敢于糾正偽科學的錯誤。相信絕對化，不體現辯證精神，不與時俱進，沒有秋水文章不染塵的澄明，不具白云悠悠飄藍天的深遠，都不屬于科學精神。殘害生靈，荼毒環境，張揚罪惡，欺世盜名，腐敗墮落，都是對科學精神的反動!

　　科學精神更是一種忘我精神。科學精神的“忘我”境界，與莊子嗒然若失的忘我，人蝶不辨的忘我，雖然不盡相同，然同樣臻入了迷人的境界。

　　科學精神是一種理想主義精神，因而，科學精神必然會體現為一種信仰。這是一種對美對真對善的頂禮膜拜，甚至是比宗教更虔誠的信仰。這種信仰通常還演變成一種情結，恰如水汽凝成水珠一般，會釋放出一股鍥而不舍的“革命性熱能”……

　　有一種英雄叫天使，

　　有一種精神叫科學，

　　有一種信仰叫捍衛，

　　有一種事業叫忠誠，

　　有一種倒下叫站起，

　　有一種追求叫獻身……

　　科學精神更是一種為國家民族為人類為真善美而獻身的精神!

　　鄧稼先先生是中華民族核武器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是生前默默無名的核物理學家、“兩彈元勛”。他長期無怨無悔地在條件惡劣的“外地工作”，最后因罹患直腸癌，經三次手術不治身亡，年僅62歲。楊振寧先生在其文章中稱，“鄧稼先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有最高奉獻精神的兒子。鄧稼先是中國共產黨的理想黨員”。

　　科學精神是人類人文精神的精髓。科學精神本是最大的政治。

　　人類社何以不至于滅絕?人類社何以總能前進?全賴滾滾紅塵中，有雄起的科學精神貫注其間!

　　4

　　別以為科學精神總能夠寵辱不驚、去留無意。科學精神一樣有花開花落、云去云飛，一樣有情感和理性的起伏跌宕、回旋撞蕩。

　　十年磨一劍，不敢試鋒芒，

　　再磨十年后，泰山不敢當。

　　這首詩是數學家王梓坤《科學發現縱橫談》一書的結語。王教授在教研之余，伏案十載，三易其稿，終以科學精神寫成了這本出版后影響日廣的薄薄七萬字的小書。吟詠此詩，你難道不被詩中融入科學精神的認真、謹慎、堅韌和豪情所感動嗎?

　　科學精神常常與歡樂相伴隨。歡樂是對堅持科學精神、創造成功者的獎賞。阿基米德在躺入澡盆的一剎那，發現了浮力定律，苦苦求索的皇冠是否純金的課題迎刃而解。欣喜若狂的他，顧不得赤身裸體就歡呼著跑上了大街。

　　科學精神并非在任何時候皆占“上風”。太平盛世，科學精神常體現為憂患;離亂歲月，科學精神則表現出拯救。科學事實經常會帶來“雙效應”：既可教堅持科學精神者膽壯，也能使懼怕科學精神者膽寒。當面對的敵手是勢力強大的“病毒”時，與科學精神相伴隨的，還可能是獻身的悲壯。

　　科學史上有一個常讀常新的例子。在黑暗的中世紀，反動教會把“地心說”寫進了基督教的教義。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出版，使中世紀神權統治的基礎開始動搖。意大利哲學家、詩人布魯諾，不但全面繼承了哥白尼的“日心說”，而且大膽地傳揚：“宇宙是無限的，其中的各個世界是無數的，宇宙只有統一的法則，卻沒有中心。”這些革命性假說，如同雷霆，徹底摧毀了神學廟堂，教上帝頓失藏身之所。

　　布魯諾成了天主教會的眼中釘、肉中刺。1592年，羅馬宗教裁判所終將布魯諾逮捕入獄，施以酷刑。布魯諾寧死不悔，浩氣凌云。1600年2月17日，日月無光，寒風嗚咽，喪心病狂的宗教裁判所，在羅馬百花廣場燃起熊熊烈火，將關押了8年之久的布魯諾活活燒死。高揚科學精神的布魯諾，成了近代自然科學悲壯的殉道者。

　　科學精神是與時俱進的。與科學精神水乳交融的，更有懷疑。創立解析幾何學，將“最為抽象的思維活動(代數)以可以視見的方式(幾何)表達出來”，杰出數學家笛卡兒說：“為了來到真理的面前，……能懷疑多少，就懷疑多少。”

　　北方大雪時，群雁早南歸。

　　月黑天高處，怎得見雁飛?

　　這是數學家華羅庚先生讀唐詩人盧綸名作《塞下曲》之后所作的《塞下曲質疑》。其實，懷疑精神如同空氣，也一樣彌漫在科學家的日常生活中。

　　科學精神中的懷疑，往往起始于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驚異。懷疑導致了科學關注、實驗及鑒定。懷疑是揭開科學難題的手，是逾越科學障礙的腿，是使江河解凍的風。科學精神因懷疑而愈加昂揚;科學精神因懷疑而無堅不摧。重溫科學史，就知許多科學家本身就是懷疑精神的化身。

　　科學精神是有血有肉的。溫暖的良心，現實的回報，時常表現在科學精神中。被譽為“菲律賓的袁隆平”的華裔科學家林育慶教授，是袁隆平教授在國外的第一個傳人。他在回答何以袁隆平會將菲律賓作為雜交稻海外推廣的第一站時說：“400多年前，有個中國商人來菲律賓經商，將番薯帶回了中國。后來每遇災荒，番薯就成了救命的東西。400年后，袁老師為回報菲律賓人民，將雜交水稻首站引進了菲律賓。”

　　當愛因斯坦將牛頓的經典物理學體系打得七零八落、散成一片時，發表了這樣一段向牛頓致歉的名言：

　　牛頓啊，請原諒我;你發現了在你那個時代所能發現的唯一道路。這是作為一個人所能實現的最高的思想成果和創造能力。你建立的種種概念，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在物理領域內指導著人們的思想。但我們知道，如果想達到更深刻的理解，這些概念需代之以遠非人類直接體驗的其他內容。

　　愛因斯坦的歉意，表達了對先輩科學泰斗的理解和敬重，表露了科學事業由于新陳代謝、吐故立新而產生的必須忍受和包容的無奈，更展示了作為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所必須具有的包藏宇宙、吞吐古今的博大胸襟。其實，這行為本身就是形象的科學精神。

　　5

　　能否給科學精神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文明、健全的標志。

　　科學精神是必須矢志堅持的。然而，科學精神不可能總是一塵不染的，即便鶴立雞群、獨立寒秋，也同樣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甚至污染。社會環境一旦荊棘遍地、蒺藜叢生，堅持科學精神不僅困難，甚至會危及性命。

　　就像人甚難一輩子皆做好事一樣，即便再偉大的科學家，也未必一輩子都能堅持科學精神。當經院哲學家說太陽哪會有黑子，必定是伽利略的望遠鏡出了毛病時，當他們說伽利略的學說是異端時，當1615年伽利略終于受到羅馬宗教法庭的傳訊，紅了眼的教徒要像15年前燒死布魯諾一樣也將伽利略燒死時，伽利略便再也無法堅持科學精神了，被迫聲明與哥白尼學說決裂……

　　1642年，伽利略于意大利去世，恰是這一年，牛頓在英國出生。

　　牛頓于1687年發表了科學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部著作通過方程式、數字和文字，睿智地揭示了浩瀚星漢等物體的運動規律，將無限、神秘和變幻的風云納入了薄薄的紙頁，同時也使牛頓一躍成為橫空出世的科學巨人。英國詩人蒲伯的詩句，這樣表達了時人對牛頓的評價：

　　大自然及其規律，

　　隱匿在黑暗中。

　　上帝說：“讓牛頓出世!”

　　一切便都分明。

　　然而，即便如此偉大的牛頓，晚年卻也步入歧途，以本可繼續產生科學大建樹的無數寶貴光陰，沉湎于神學研究，而且還得出宇宙間萬物運動的推動力來自于上帝。這真是荒謬絕倫的結論。

　　聰明人犯的錯誤必定是非同尋常的錯誤，其后果也必定與常人有天壤之別。一旦喪失科學精神，結局何其可悲。

　　6

　　是先有科學還是先有科學精神?是科學中有科學精神在凝聚呢，還是科學是科學精神的結晶?科學與科學精神之間，究竟具有怎樣的關系?……這是類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從科學史看，科學精神的堅持和光大，往往是以科學為前提的。

　　開普勒自讀大學始，就一直是哥白尼“日心說”的信仰者，而這無疑是他終能譜寫出天體運動交響樂章的大前提。

　　科學精神其實也是一柄雙刃劍，既可以給塵寰送來鮮花、橄欖枝，也可以給人類帶來血腥災難。結局如何，完全取決于劍執誰手。

　　廣島之蘑菇云、海灣戰爭的硝煙、“9·11”罹難、伊拉克戰爭……其中難道沒有人打著科學精神的旗號嗎?就沒有人在利用科學精神嗎?

　　陣陣顰鼓依然動地，血腥戰歌依舊頻傳。

　　地球村人，難道不該深思，不該警鐘長鳴嗎?

　　7

　　科學精神永遠以寬闊、深遠、公正的自然為活動背景。

　　科學精神本身就蘊含著自然的風光霽月、澄澈空氣、佛光蜃樓、長河落日，蘊含著自然的孤舟蓑笠、低吟淺唱、望穿秋水、長亭短亭。

　　科學精神與自然的激發式相互映照、影響、滲透和融合，多在人類痛定思痛之后。

　　我們的科學精神與自然之間，依然存在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我們的自然，天然地成為人類能否堅持、高揚科學精神的舞臺。

　　20世紀50年代，美國曾大量生產并使用化學殺蟲劑，野生動物尸橫遍野。美國海洋學家、瘦小文靜的蕾切爾·卡遜女士，以大無畏的科學精神，撰寫出醒世之作——長篇散文《寂靜的春天》，首次提出了“環境保護”這個愈來愈強力影響全球現代化進程的圣詞。盡管書出版后，對卡遜女士的瘋狂圍攻、控告和威脅，已成為反動的歷史云煙，然而，卡遜女士在書中所寫的關于“死寂的春天”的“明天的寓言”，依然可能成為地球村的現實。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類若依然不恪守科學精神，依然一意孤行，依然不建立新的、現實的、可行的“自然倫理”，必定會遭受自然有情有理的更大的“反作用力”式的“報復”。

　　是否能夠打破“人類中心主義”，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將最終成為衡量我們人類在總體上是否堅持科學精神的終極標準……

　　2012、5、15 于珠海，夏天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