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剛到陜西，就聽說過咸陽原上古陵多，歷朝歷代帝王顯貴的陵墓，在北原象書架上的史志典籍一樣陳列著，等待著后人閱讀。而且聽說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中的“古原”，即指咸陽原(那時大約叫畢郢原或五陵原)。詩中家喻戶曉的名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那離離萋萋的“原上草”，所以和我們在別處隨便見過的野草不同，它的枯榮所以竟會含蘊生命如此深厚的蒼涼，和生命如此沉著的信心，也和這草是古皇陵下的草、是寫滿歷史興衰的咸陽原上的草有直接的關聯。千年古原使當時才十六歲的白居易有了穿越光陰的詩情，這種穿越光陰的詩情又將古陵的野草澆灌成悲愴而不屈的生命意象。

　　但老實說，這原，這陵，在我心里一直沒有真正打開，一直象封塵的書，沉默著神秘著躺在身邊的書架上。我與它對視，它與我無言。直至到了那么一天，那是四年前，我讀完一本寫咸陽原上古皇陵下家族生活的長篇小說，這便是王海的《老墳》，想著該怎樣用一兩句話來捕捉這本書內在的文化質地，于是心里乍然蹦出了四個字：“古陵文化”，四個字燭照了沉睡了幾十年的感覺。

　　《老墳》所寫的人物，都是守陵人的后代;《老墳》所寫的村落，是守陵人的村落。這是他們可見的社會角色和社區色彩，也是他們世世代代心理上磨不掉的胎記。他們的生存樣態、生活方式、道德規范、行為準則，既有整個民族和所在地域所給予的共同性，既有時代生活新元素的深刻影響，也會傳承咸陽原上、古陵腳下獨有文化氛圍、獨有的心理因子。這是無可逃遁的，這是定命，這是定數。老墳也好，皇陵也好，古原也好，在一代一代生活之河的默默流淌中，紛紛由具體的物象、具體的生存空間置換為一種文化象征、一種文化符號。古陵打自原上隆起的那一天起便死了，卻又沒有死。古陵永遠不會死。活著的古陵，在后人心中傳承著，也發育著，以不同的形態在歷史舞臺上演著永不閉幕的連臺戲。

　　如果說歷代風行的“古都文化”，主要關注的是皇族集團和皇城子民的生存狀態，是主體文化和主流心理現象，是古代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心理現象，那么，“古陵文化”則讓我們的目光由葬在陵中的高貴者轉向守護陵墓的卑賤者，轉向這個歷史上京畿之地農村的底層民眾，轉向疏離中心的文化邊緣地帶。這不但是文學創作容易忽視的地帶，也是我國歷史研究從來就忽視的地帶。

　　要不我說古陵是一架書、一架大書呢。

　　2004年3月，西安不散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