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長安

　　和谷

　　唐人杜甫有“未解憶長安”的詩句，令人感懷不已。我這里的憶長安，說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家文學刊物的舊事，它叫《長安》。

　　刊名是茅盾先生的手跡，十六開本，印制簡樸，主辦地在西安，曾經是中國新時期一代作家耕耘的園地，也是一代文學青年津津有味的精神食糧。當然，長安編輯部內外也曾發生過屬于那個時代的不少有趣的往事。

　　我是在西北大學讀書時開始文學寫作的，畢業后被分配到共青團陜西省委宣傳部，與趙熙、馬書元、李耘著手籌辦《陜西青年》雜志。時常來往于小南門外紅纓路四十八號瓦房里的朋友，有被分配到陜西人民出版社當編輯的同學賈平凹。二十二歲時，我和他合寫過一部抒情長詩《工農兵學員之歌》出版，有一點詩名，關系要好。七十年代末的一天，賈平凹帶來了一個消息，說是西安市文聯辦的《工人文藝》復刊后更名的《長安》正在招兵買馬，物色年輕人去當編輯，他已動意，也推薦我前往加盟。這時，我已經在《陜西青年》干了五年，在《人民文學》發表過散文《故鄉柿子》，在做文學夢，想離開綜合性雜志，到文學刊物會有利于自己的創作愛好。經過一番周折，賈平凹和我先后來到了位于教場門警備區招待所的《長安》編輯部，當了一位小說編輯。當時，我和他年僅二十八歲。

　　主辦《長安》雜志的西安市文聯，八十年代先后擔任主席的有老詩人戈壁舟、老戲劇家楊公愚、劇作家黃悌。我去的時候，雜志由沈蘊敏(楊笑岸)、寧克中(白浪)先后任主編。小說組組長賈玉森，我是編委兼副組長，編輯楊振邦(楊小一)、丁潔、商子雍、賈平凹、趙森。詩歌散文組組長由編委田琳(沙陵)兼任，編輯李志清、楊小敏、王大平。評論組組長姚虹，副組長李建民，編輯邢小利。美術編輯李志棟、石果。老編輯大多是活躍于五六十年代西安文壇的作家、詩人、評論家，大多是落實平反政策重新復位，令人敬慕的最年長者姚虹當時在《文學評論》上發表文章，賈玉森原是寫小說的，商子雍擅長雜文，其他連同年輕編輯，包括小說《滿月兒》已在全國獲獎的賈平凹大多皆有詩名。

　　長安自古歌詩地，說到長安難免讓人遙想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長安》亦詩風甚盛，以至成為新時期中國詩壇不可或缺的中心。尤其是大篇幅地連續推出七月派的詩作，胡風、阿垅、魯藜、孫鈿、彭燕郊、冀汸、曾卓、杜谷、綠原、胡征、蘆甸、徐放、牛漢、魯煤、羅洛等人的作品，被譽為重放的鮮花，一掃詩壇的空泛浮靡之風，令文壇矚目。曾發表孫靜軒的《幽靈》一詩，反響強烈，當然也受到了責難，一度處境窘迫。

　　牛漢，是我所敬重的詩人，與他結識，使我真正開始懂得了詩。他的《悼念一棵楓樹》，當初發表于《長安》，詩作所反映的不單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有更深層的象征意味。他有好幾回來西安，我們一起散步，他的詩的感官始終保持著靈敏而奮迅的狀態，在平凡的自然現象里，捕捉著人和自然與社會相融合的復合情感。我告訴他，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曾有幸得到過幾本“七月詩叢”，其中尤為喜歡他的《采色的生活》。編者為胡風，是由泥土社1951年1月出版的。開本形同連環畫，一百多碼，為豎排。后記寫道：“這個集子里收集的詩，大半是1947年冬天和1948年春天寫的。和敵人進行肉搏的時候，我幾乎是精疲力竭，但我也更深切地感覺到了敵人的體溫急劇下降，敵人的腐臭的身軀行將瓦解。這些詩，就是在這么一種痛苦和歡樂交織著的感情里寫成的。” 他說，那本《采色的生活》，他卻找不見它了。卷首的《鄂爾多斯草原》，我讀過多遍，并受其啟迪寫過一首《高原腳夫》，后入選謝冕主編的《中國當代青年詩選》。后來，我得到了他輾轉送我的詩集《海上蝴蝶》，這是詩人創作生命復活后的第二本詩集。多年后在北京作代會見到他，年登耄耋，仍精神瞿樂。

　　1982年春，汪曾祺、林斤瀾、劉心武、孔捷生一行來到《長安》編輯部。我和賈平凹去火車站接客，在公共車站等候時，劉心武說，噢，你是和谷，有個老作家叫和谷巖，比你的名字多一個字，你們是一家子吧?我說，我的先祖元朝時世居銅川，秦漢時由羌族同化的，和谷巖是河北人，遠祖應該是一家子。劉心武的《班主任》，汪老的《受戒》，林斤瀾的《矮凳橋風情》，風靡時下，為一代讀者所傾慕。傷痕文學新銳孔捷生，名氣也不小。但全然沒有什么規格的待遇，擠公共車或徒步，在西安城四處游逛。從在大雁塔的留影看，一律的灰色中山裝，穿著都很簡樸。一起走到大雁塔十字，卻不見汪老了，老林作了個飲酒的動作說，一定是來酒癮了。我們一行進了路東的國營食堂，果然見汪老已經買了酒，正端著小瓷黑碗仰頭暢飲。老林開玩笑說，你怎么不顧弟兄們，自個吃獨食呢?大家坐了下來，要了簡單的酒菜，吃碗面，揚長而去。我寫了兩篇專訪給了已調入《西安晚報》的商子雍，很快發表了。

　　次年夏天，《長安》編輯部邀請老作家蕭軍來西安，由女兒蕭耘陪同，下榻于鐘樓飯店，我負責接待。他當時已有七十六高齡，白發蒼蒼，敞著半舊的勞動布上衣，穿一件系背帶的藍布燈籠褲。他不停地吸著工字牌雪茄，談笑風生，慈祥的面孔流露出一種童心的可愛。他以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轟動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與魯迅、毛澤東的交往留下了許多傳奇。在西北大學禮堂，他應邀為大學生們作報告，講他如何走上文學道路。翌日，又在人民劇院為《長安》青年寫作講習所的學員授課，解答聽眾的提問，人群簇擁。蕭軍說他重返西安，是想尋找自己的青春，尋找四十多年前留在古城的足跡。那年他應丁玲、聶紺弩之約參加西戰團來到西安，與蕭紅雙方同意而分手，之后去了蘭州。另一次來西安，與舒群自重慶轉經這里上了延安。這次離別西安時，他向《長安》編輯部贈送了他的幾本書。其中《八月的鄉村》一書，當初“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是魯迅先生給予校改并作了序言。他為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原野集》題簽，并書寫“詩魂”二字贈勉。他愛拐杖，執意買得兩根帶回北京，說是家中已有六七根拐杖了。

　　莫言來西安，我和賈平凹騎自行車去火車站接他，在接站口，撿來一片硬紙板寫上“莫言”二字，惹得周圍人質疑。誰也想不到，就是這個莫言在多年后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朦朧詩代表人物顧城曾來《長安》做客，他戴著那頂北京街道辦工廠自制的木工帽子，羞澀而內斂。他的名句是“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成為中國新詩的經典。他之后隱居新西蘭，在寓所因婚變殺死妻子謝燁后自殺。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劉紹棠來西安，他很爽朗，我和白浪陪同去了臨潼，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們在華清池打著傘照了相。他擅于鄉土文學，十三歲開始發表作品，曾被譽為神童作家。往來鴻儒，不勝枚舉，《長安》儼然成了陜西作家協會《延河》之外的一個文學中心。

　　老詩人沙陵呵護破土詩社，扶持了島子、王大平、子頁、楊蕾、杜愛民、朱文杰、商子秦、渭水、楊紹武、刁永泉、沈奇等一批青年詩人。賈平凹成立群木小說社，陳忠實、張敏、周矢、葉廣岑、孫見喜、郭培杰、晉川等是教場門的常客。與寫散文的李天芳、劉成章、李佩芝等也來往頻繁，西安的散文作家群成為一股勁旅�！堆雍印�、《長安》、《文學家》形成三足鼎立，過往的全國名家云集，文學思潮風起云涌�！堕L安》編輯部整天來稿繁多，每個編輯案頭都推滿了稿件，每天得閱讀處理幾十份稿子，要求退稿必須復信，刊發稿件須經責任編輯、編輯組長、主編三審通過。實習或外聘業余編輯多人，先后有馮有源、弓保安、黃建國、方英文、馬玉琛等，審讀處理一篇稿子的報酬僅有幾毛錢，一月報酬十元左右。

　　我的寫作，亦得益于側身《長安》，近水樓臺，接觸到最新的文學信息和觀念，有一個濃厚的藝術氛圍。這期間，我寫了《市長張鐵民》，經曉雷、白描之手發表在《延河》并在全國得獎。我與同事美編石果要好，聽他講父親畫家石魯和長安畫派的傳奇故事，寫了《石魯》傳略連載于《長安》，隨即應鄭定于老師之約為西影廠改編為電影文學劇本，張子恩執導，籌拍時因觸及文化革命而下馬。接著寫了《安康城沉浮記》，經傅溪鵬之手發表于《報告文學》，引起一些非議。同時我著重轉入散文寫作，很少寫詩，先后在西安、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出版了《原野集》、《無憂樹》等幾本散文集。

　　也就像春天的原野，萬木復蘇，文學青年們風華正茂，如饑似渴地吸吮八面來風�！堕L安》編輯部整天你來我往，賓客盈門，暢談文學信息，談寫作，說讀書，飯時到巷口吃一碗羊肉泡饃，喝幾口酒。談論的作家作品，有新近的，也有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尤其是解凍的如林語堂、周作人、張愛玲、梁實秋、胡適等人的作品，外國的如弗洛伊德、叔本華、海明威、川端康成、東山魁夷、夏目漱石、馬爾克斯、略薩、聶魯達、茨威格、蒲寧、湯比因、阿斯塔菲耶夫等等。我和賈平凹有時住在編輯部，冬天生蜂窩煤掏爐灰，夏天鋪涼席睡在樓道里。一段時間，相約每人每天晚上寫一篇小散文，他的《一棵小桃樹》，我的《游子吟》，也就是這時的收獲。二人隔幾日寄出幾封稿件，也時常收到退稿。千字二十元稿費，頂半個月的工資，做作家夢也做發財夢。一次，我和他一字一句地共同朗讀《世界文學》上邦達列夫的一篇隨筆，為之陶醉不已。也常騎自行車去北郊方新村，他租住張敏鄰居家的房子，去喝酒，吃一碗面，有時借宿他的瓦房里，早上起來，被子上總是一層從頂棚上落下來的塵土。

　　后來，幾位老編輯陸續退休或面臨退休，姚正興(子頁)從省上主要領導的秘書位置上調來《長安》擔任主編，畢業于陜師大的評論家李建民為副主編。子頁生長于新疆，激情洋溢，一表人才，蘭州大學中文系科班出身，酷愛寫詩，不屑于官場仕途，誰知文壇水更深，之后成了流浪文人，卻也成就了影響廣泛的長篇小說《流浪家族》。當時，賈平凹已經離開編輯部，調到了文創室搞專業創作，不用編稿子了，但也沒有專門辦公室，常來編輯部轉悠。這前后，《長安》因故曾短期更名為《文學時代》，一說是因為害怕讀者把長安誤認為是長安縣辦的雜志而更名的，之后又恢復原名。長安，是唐朝的長安，何其偉哉。我一度負責編輯部創辦的長安文學講習所，組織文學講座，主編發表學員的習作的《長安園地》，助手是張仲午(黃河浪)，還有文聯子弟如黃悌之子黃翔、沙陵之子田苗及丁潔之子。黃河浪寫小說，是從武警轉業的，身材魁梧，如猛張飛，常與會一點洋拳的大個子黃翔打鬧著玩，一陣拳腳相加，騰挪翻滾，總是把黃翔的腦袋捺在地板上，戰斗宣告結束。他與路遙走得近，后將《平凡的世界》選章拿來，先在《長安》刊登，給了幾百元稿費，路遙直接寄回老家了。黃河浪命運不濟，曾投奔我闖蕩海南未扎住腳，之后回陜北老家寫書維持生計，因車禍不幸離世。

　　檔案資料顯示，1984年初，西安市作家協會成立，黃悌為主席，賈平凹、權寬浮為副主席。次年，增選和谷、景平、商子雍、子頁為副主席。其前身為西安市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于1950年，主席為鄭伯奇。1960年，跟隨市文聯與市文化局合署辦公。之后到了1990年底，西安市作協換屆，賈平凹為主席，景平為常務副主席，和谷、權寬浮、商子雍、董子竹為副主席。

　　西安市作家協會成立后，臨時設在鐘樓社會三路一個居民院里，市文聯也搬到這里辦公，長安編輯部仍留在教場門。市作協的辦公室，是在水泥平房頂上搭建的一間半邊瓦房，二十平米大小，外間坐著劉大鵬、黃河浪、韓俊芳，我和賈平凹坐在里間。一墻之隔，是臨街的德發長泡饃館，羊肉味很濃。老鼠也多，甚至在黃河浪的抽屜里發現了一窩仔兒。站在屋頂上，左手一指是鐘樓，右手一指是鼓樓，近在咫尺。市作協開始謀得一位造鍋爐的民營企業家郭永勝資助，設立西安沖浪文學獎，繼之在華山腳下的玉泉院舉辦讀書改稿會，甚至聯系作家到全省各地甚至外省授課，還在報話大樓下辦了作家書屋。雜文家商子雍已經調到西安晚報文藝部任職，寫有名篇《牧場雪蓮花》的老作家權寬浮、劇作家景平做專業創作，也一起參加市作協的活動。在小廟庵似的辦公室里，賈平凹坐在我對面，開始寫他的小說《浮躁》，寫完開頭一段念給我聽。徐劍銘在《西安工人文藝》當主編，在西安頗俱詩名，與我和賈平凹、商子雍等以市作協名義創辦了《散文報》，得到在省上擔任要職的老作家李若冰的支持，辦報經費和發行由徐劍銘籌辦。因轉載一篇來自北京雷抒雁主編的《開拓》的敏感文章，我和賈平凹被傳喚到省上相關部門，受到嚴厲斥責。加之經費拮據，《散文報》只出版過幾期，半途而廢。徐劍銘之后因冤案入獄，多年后得以平反，著作甚豐。

　　期間，我和賈平凹等創辦西安文學院，每周在新城劇場有講座，請西安的著名作家和外地如蔣子龍、劉紹棠、周克芹、張賢亮等名家授課，座無虛席。張賢亮說，他二十一歲寫了《大風歌》在《延河》發表，因此被打成右派，在底層過了長達二十多年的勞動改造生活。當時人民日報發了《斥大風歌》的文章，作者是公劉，之后公劉也被打成了右派。張賢亮的夫人馮劍華在編《朔方》雜志，我們有文稿往來。我和賈平凹由陜北一路漫游，經三邊去銀川，受到主人款待。之后張賢亮去海南，我們一起聚過，是韓少功做東。說到公劉，他的才華出眾，也是在八十年代來過西安，在一次詩歌會上說陜西詩人還沒有走出潼關，讓陜西詩人很沒面子。當時，陜西詩人都很自信，包括我等，讓更自信的客人公劉當頭潑了一盆子冷水。我西北大學的同窗劉斌的文章，也說到這檔子事。劉斌的詩作《天上的歌》影響很大，他從來憤青一個，詩人氣質，率真，不客氣，說魯迅不也是當年的憤青?在教場門市文聯平房里的一次詩歌會上，爭論朦朧詩，他對老詩人戈壁舟主席說，你說你一輩子都沒學習好理論，卻教導我們年輕人要好好學習理論，這有點誤人子弟。戈老也倔，臉色不好看，說有事離開了，在門口給我說，以后你們年輕人的聚會不要請我參加了。那時的年輕詩人，血氣方剛，尊重老詩人，但只是表達方式不同。

　　到八十年代后期，市文聯的辦公地址從社會三路遷往大蓮花池街蓮湖巷二號。這是一條東西不暢通的小巷子，巷口有一塊小牌子“此巷不通”。狹窄的院落里，建了一座三層樓，呈馬蹄形。市作協在二樓僅有一間辦公室，劉大鵬坐陣。劉老兄仕途坎坷，從擔任市上宣傳部領導一路降職，低就市作協的工作人員，仍一片誠心，與年輕人打得火熱，親如兄弟，同是文友、牌友、酒友。我寫過一篇散文《兒子啊》，是寫他思念在前線當兵的兒子的，發表于《隨筆》。他推薦我寫了新蕾歌舞團邢少華的《風流歌星》，在中國青年報登了一整版，獲獎得了一套價值萬元的獅龍音響。市文聯下屬的協會，還有音協的牧江、劇協的劉瓊、美協的楊宏漢、攝協的李長生、書協的劉浩然、曲協的張炳文等，麻雀雖小，五臟齊全，都集中在樓上樓下。南邊一樓的圖書資料室，是一個聚散地，管理員郭昕是個樂呵人，她老漢關睢是寫有《辛棄疾》的劇作家，也寫詩，愛打麻將，抽煙時貪婪地用嘴捕捉吐出的煙霧。一群俊男美女或歪瓜裂棗，舞文弄墨，吹拉彈唱，時有風流韻事，哭爹罵娘，熙熙攘攘，好不喧鬧。

　　期間，我和賈平凹去常寧宮住過一段時間寫東西，與皇甫鄉上商議修葺作家柳墓地。原下就是柳青《創業史》所描寫的蛤蟆灘，南山如黛，柳青就長眠于原畔的田地里。也同常住這里的老詩人胡征一起在田間散步，說延安時代的文藝，說省作協大院的往事，相談甚歡。胡老曾在延安魯藝學習，后任第二野戰軍記者及《文藝工作》主編。1953年任《解放軍文藝》小說組長，以長詩《七月的戰爭》馳名，轉業至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因胡風案件入獄。后在《延河》當編輯，繼而下放農村勞動，又先后在寶雞師院、省社科院文學所供職。此時，他一邊養病，一邊寫作戰爭回憶錄，秉性寧折不彎，對青年一代作家寄予厚望。

　　在此前后，《長安》編輯部也隨市文聯遷至蓮湖巷二號，在北邊三樓辦公。北窗外是蓮湖公園，參天大樹下的連椅上常有幽會的青年男女，湖光瀲滟，荷花浮萍，風景優美。蓮湖巷盡管地處偏僻，卻是酒好不怕巷子深。也就在1988年前后，《長安》雜志發生了一場被傳得紛紛揚揚的影響不小的變故。起因是刊物的改革，實行承包經營，重新組合編輯人員，競聘主編，可謂滿城風雨。

　　此年三月，先是由副主編等六位老編輯形成了《我們承包長安》的意見書，不在其中并被批評的主編子頁，便開始組建競聘班子。我和賈平凹編制在市作協，按說已與《長安》編輯部沒多大關系。市文聯黨組的意見，可打破刊物內外的界限，招標刊物人選。我和賈平凹以及市作協的人員，便被卷入其間，紛爭四起。

　　這天，下著小雨，有人在敲我雁塔路家中的門，我打開門，是幾位《長安》編輯部的人手，有子頁，還有剛調入或招聘待調入的朱文杰、島子、黃河浪、陶虎、秦友君、楊燕。聽了他們義正辭嚴的敘說，中心話題是懇請我立馬加入子頁的團隊參與競爭，方案是子頁和我擔任雙主編，刊物自負盈虧，辦出一流的雜志。我有點受寵若驚，也很猶疑，但盛情難卻，說是聽聽賈平凹的意見。這便一起出門，趕到了南院門車家巷的賈平凹家里。賈平凹性子慢，遇事審慎，都是同事加朋友，各方面不想傷了和氣，但眼前雜志要競爭承包，又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架式，支持了一方等于得罪了另一方，他說自己只能保持中立。最后，他的意思是，和谷可以參與子頁的方案，再給另一方也做做工作，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不要把關系弄僵了。

　　隨后，聽說我在子頁競聘方案上簽了名，李建民和李志清、宋叢敏、王大平、楊小敏及景平也來動員我參與他們的競聘方案，讓我擔任主編，而不是子頁方案的雙主編。我在想，已經應諾了先行的一方，不可能一女二嫁，只好婉言謝絕。這時，景平和賈平凹冒雨到了我家，我不在，留下了一張便條，意思說是排除已有的兩個方案，由我們市作協幾個人作為第三方參與競爭。我頓時覺得被架在了火上烤，三國演義?但我覺得應人事小，誤人事大，已經許諾，不便更改，說了一句俗話“既應承了人，是崖都要跳哩”。不幾日，市文聯黨組開會決定并發文，任命子頁、和谷為《長安》文學月刊主編。隨之，聘任商子雍、朱文杰、島子為副主編。顧問有杜鵬程、李沙鈴、李若冰、黃悌、路遙、陳忠實。及時推出了《長安》101-102期，頭條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選章。人有百歲，刊也百期，實在有點蹊蹺。

　　作為主辦單位的西安市文聯，由劇作家黃悌擔任主席兼黨組書記，黨組成員有田有生和兼任秘書長的姚廷若。按程序，任命擔當于處級的《長安》編輯部主編，市文聯須向市委主管部門上報備案。如無不同意見，可不回復，超出一定時限可視為認可。實際上，市委有關部門領導口頭傳達，并不同意市文聯黨組的任命文件。子頁是從省委兼市委主要領導身邊來的，姚廷若也來自市委有關部門，上下部門之間有什么糾結，令人費解。加之競聘失利的一方編輯向上反映問題，傳言不絕于耳，單位一時不得平靜。賈平凹為躲避是非，一段時間回了商洛老家采風寫作。在文學界和社會上造成一定影響的導火索，出自于《法制周報》的幾大塊文章，使得《長安》承包事件升級，矛盾也進一步撲朔迷離，大有劍拔弩張之勢。

　　《長安》曾發表過一篇小說《白桅》，作者是李廷華，寫得很精彩，陪發了我寫的一篇《善心詩意情調》的評論文章。李廷華在《法制周報》當記者，才華過人，也很耿直，常來市文聯串門，大家都是朋友。在《長安》承包之前，他寫了一篇署名報道，題為《賈平凹們為事業和權益呼喊》，整版刊登在1987年7月14日《法制周報》上。文章說，這年清明，作家賈平凹、景平、和谷等前往修葺憑吊柳青墓，五十元租用了一輛破舊公共汽車，主管上級市文聯不予報銷。市文聯經費拮據，重點放在治窮上，開辦公司商號，訴訟不斷，越治越窮，拖欠作者稿費，正常開支無著。隨之，賈平凹等八人向市委相關主管部門遞交了一份意見信，要求保護作家合法權益，糾正文聯經商行為，卻受到市文聯一位負責人的指責，清查所謂非組織活動。同年8月4日，《法制周報》又發表了梁曉聲《商可養文，不許坑儒》及張辛欣、韓石山、孫見喜、何丹萌、高建群等人的短文或來信摘錄，聲援賈平凹們。半年多之后，1988年4月19日《法制周報》發表《為事業和權益再呼》一文，反映《長安》承包一事。新主編上任后的《長安》編輯部同仁，對此文略有震驚而疑惑不解，認為文章多有不實，已經在社會上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面對文學界和社會上的質疑，新任《長安》主編有點坐不住了。曾參與競爭的另一方編輯，并沒有讓步，市文聯干部對此事演變成兩種觀點，類似文化革命的兩派。黨組是下了任命文件的，市委相關部門領導卻不予以支持，編輯部新的工作勢必有點尷尬。此年3月28日，在市文聯黨組成員列席的市委宣傳部部務會議上，部領導要求暫緩《長安》承包。市文聯黨組成員申明，《長安》承包不能停下，而要完善，承包人已走馬上任，不吃皇糧，應給予支持。上下級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一時處于對峙狀態。一次，我在賈平凹家遇上李廷華，難免說到長安承包的是是非非，李廷華指責我在此事中的長短，我說他摻合過多，唯恐天下不亂，二人都在氣頭上，一時失控動了手腳，打翻了主人家的茶具。男主人慌了，連忙拾掇茶具，女主人說，你這人，不趕快拉架。男主人說，有話好好說，都是朋友，甭動手嘛。當然，事隔一年之后，二人在大街上碰面，總歸相逢一笑。

　　為擺脫困境，求得上級的支持，子頁和我在一天晚上去敲省委八號院第一書記的家門，隔門講了要找書記說的急事。書記夫人開門說，書記已經休息了，說有要事請明天早上找書記的秘書。第二天，我們找到了張秘書，他說書記知道這件事了，讓給市上領導打招呼，要支持改革。《法制周報》反映《長安》承包一事的文章發表后，編輯部一行七八人，又在深夜找到省司法廳家屬院，與劉廳長說明來由，要求領導責令下屬部門《法制周報》刊登更正文章。廳長立即打電話叫來報社主編，商議如何解決問題。主編同意廳長意見，在報上以同樣位置和篇幅，刊登《長安》編輯部的署名文章。在出報的當日，怕有意外變故或沖突，編輯部所有人馬集聚在印刷廠看守，直到報紙印刷完畢方才離去。這便是《困境選擇突奔》，副標題為“兼答《為事業和權益再呼》一文”，刊登在1988年4月26日《法制周報》。距離上次的文章七天時間，同一件事，觀點截然不同。文章說，市委宣傳部曾在報刊整頓會議上批評《長安》的狀況，如不改革，無明顯起色，市委將考慮給予黃牌警告。在競爭承包過程中，市文聯黨組依據絕大多數中層干部的意見研究決定，同意子頁、和谷方案，并發文任命，要求即日起開展工作。文章強調了承包競爭的客觀過程和合法程序，敘述了一些內幕，同志式的競爭不應成為人事的糾紛。市委主管部門，應該聽取市文聯黨組的意見，支持刊物改革，繁榮文藝事業。至此，筆戰休止，事情也漸漸不了了之。但也由此埋下了隱患，潛在的矛盾仍在醞釀轉換之中。

　　在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長安》編輯部在辦好純文學刊物的同時，開拓大眾文學、紀實文學和“中國潮企業家報告文學”閱讀市場，發行量一度達到數萬份，取得了可觀的社會和經濟雙效益。雜志所刊發的作品有的被選刊轉載，贏得了廣大讀者，而且償還了積累的債務，資助出版了文學叢書，得到了省委宣傳部和省作協領導的好評。因編務繁忙，大家經常吃住在編輯部，也偷閑下圍棋，打麻將。因從銅川調來后沒有住房，朱文杰的辦公室只好連宿帶辦，老婆孩子也住在這里，還得開伙做飯。島子、陶虎有時也帶媳婦留宿辦公室，編務上有秦友君、楊燕，樓道里常有大人小孩的吵雜聲或歌聲，像一個筆墨紙硯加柴米油鹽的大家庭。門房夜里鎖了大鐵門，我也曾學小伙子的身手，翻過鐵門，攀著暖氣管道爬上樓去。

　　好景不長。1989年后期，西安市委有關主管部門，以刊登的某篇作品有一段不雅描寫文字為例，下發正式文件，并公開登報，決定《長安》�？�。市文聯黨組成員也都被免職，曾經有關《長安》主編的任命文件被一筆勾銷。樹倒猢猻散，長安沒戲了。此間，我參與了西安電視臺電視劇《鐵市長》的拍攝工作，劇本因涉及真人真事，市委提出修改意見，前后歷經三載，劇組三次上馬下馬，最后終于拍攝完畢，李默然主演，上了央視。市文聯先是來了工作組，對已經�？�的編輯部進行清理整頓，工作組長隨后留下來當了市文聯黨組書記，批評我幾次缺席開會學習，拍電視劇是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在作怪，我自然不服，以理爭辯，但難以溝通為伍。

　　長安不安，《長安》一出戲演了十年，終于黯然落幕，曲終人散。之后的一天清晨，我決然離開了蓮湖巷，回望了一眼臨街的窗口，一路向南，去了被林語堂稱作海外的海南島。生活在別處，在那里創辦《海南法制報》及《特區法制》雜志，流落天涯，客島八年有余。子頁也曾在海南棲身，之后又輾轉深圳、北京。有一回，賈平凹攜孫見喜去海南簽名售書，夜里一起席地睡在我龍舌坡的客廳里，陽臺上的三角梅清香沁人，作為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誠心勸我返回西安聯手《美文》雜志。我說，謝謝。天涯不可久留，當年的蘇東坡盡管在島上做了棺木，老來還是渡過瓊州海峽回歸了大陸。

　　新世紀之交重返西安，我已近半百年紀，李若冰接納我在省文聯謀到了公職。一次，去尋訪《長安》舊址，吃了一碗教場門的饣合饣各，鐘樓社會三路的小院已蕩然無存，蓮湖巷也已物是人非，笑問客從何處來。當年《長安》編輯部的老同事，死的死，病的病，離散四處，天各一方，一個時代結束了。時光不再，由不得想起唐人杜甫的詩句，感嘆一聲“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2013、6、12于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