癡 迷 的 逃 亡

文/素素

　　一九九六年六月的一個下午，我在加格達奇北山那條寂靜的街上叫了輛出租車，讓它載著我向大興安嶺深處馳去。

　　我是要去尋訪那個古老的洞穴。我曾在古書中讀到過它，古書上把大興安嶺北部那座山叫大鮮卑山，那個巨大的洞穴，曾經是拓跋鮮卑的老家。公元之初，與那洞穴相依為命了無數歲月的拓跋部落，突然有一天全體走了出去。他們走下山嶺，走出森林，走進草原，又慢慢走入沙漠。并沒有陷進去，而是頭也不回地騎著那馬，走到一條古老的河邊。從此他們便不離那河的左右，以那個生動的姓氏，寫出了一個朝代，叫北魏。

　　從大興安嶺走出過許多剽悍的人群，他們在中國的歷史上以游牧者的雄姿演出過一幕幕輝煌的正劇。那個洞穴之所以讓我著迷，不僅僅因為它的主人是最早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還因為當這個民族在中原以一個王朝的姿態駐扎下來之后，它的第三代皇帝曾派人從黃河岸邊出發，沿著祖先南下的足跡再找回老家，并在老家那個洞穴的石壁刻上祭祖的祝文。所以，在我眼里，那不是一個空洞，那里有一種永恒的豐滿。

　　原以為，大興安嶺應該是觸目驚心的那種挺拔。歌里也是這么唱的。但我似乎始終也沒走到大興安嶺，因為始終也沒看見那種逼人的高大。它一直就是一些嶺，或者是一些山的連綿，絡繹不絕層出不窮，以一種密不透風的郁悶阻擋著你的視線，羈絆著你的腳，讓你山不轉水也不轉地安守本分。它的大，也是那塊山地太大，顏色太深重，從地圖上看，像這只雄雞打架時凸起的頸骨，顯出北方的堅硬和強壯。然而，那種婆婆媽媽式的糾纏，并沒有挽留住那群躁動的靈魂，那種露骨的堅硬，卻哺育出一支支膘肥體壯的馬隊。

　　從車里向外望去，大興安嶺仿佛是一座深宅大院，那個洞穴，只是我要找的一個房間。

　　這是一座天然洞穴，被稱作鮮卑舊墟石室嘎仙洞。走近它已是日暮，一對老夫妻，一只黑狗，是這個洞的守護者。男人正在喝酒，女人攔住狗說，上去吧姑娘，里面可沒人。

　　洞在山半腰，山嶺里的黃昏氣氛使它更加晦暗神秘。背上有一絲冰涼的怯意滑過，但我還是扶著那根單薄的護攔爬上去。

　　它絕對是一個巨大的天然洞穴，卻洞壁圓整，地面平闊。黃昏的光茫只能照亮洞口那一小塊地方，我不敢往里走，便揀起一塊石頭用力向暗處擲去，很久，傳出一聲幽深的空響。那里足能容納數千人。可以想見，這里曾經住過多么繁盛的一個家族，這樣的家族，怎么可能不走出去，而且怎么可能不走得那么遠，那么光彩奪目。

　　然而那個傍晚，站在那個洞口，跨越千年去猜想當初洞內那稠密的人頭，肅穆的眼神，激烈的心跳，我還是不能明白他們為什么突然間就厭倦了山洞，為什么突然就想遠遠地走。因為總是騎在馬上，所有的游牧者都沒有自己的史記，他們的蹤影，只有在他們向中原探頭一望時，被漢人輕描淡寫幾句。所以我盡可以隨意想象。

　　我想，或許是因為一個孩子孤獨地爬上了山頂，在秋風的鳴叫中目送過南飛的燕子。它們在這兒停留的時間太短了，它們飛去的地方是不是四季花開?那里不下雪么?孩子的心里第一次誕生了童話，他把童話講給父親聽。

　　或許是因為一群姑娘望著遠去的白云跳起了草裙舞。公元之初的姑娘也有青春期，那燃燒的羽翼，以一種飛翔，被那白云牽扯著抵達遙遠。她們對馬上的弓箭手說，為什么不騎馬向南走?南面可能有我們從未見過的野獸在跑。弓箭手被那飛翔的草裙鼓舞著，馬蹄踏響了雷霆。

　　或許是因為哪個獵人為追逐一只雄犴而日夜不舍，突然就鉆出了山林，看見了謎一樣的草原。草原的那種無摭無攔延伸了他的想象，擴張了他的好奇心，他望了一眼他的馬，立刻就有了奔馳的欲望。但他還是沿原路回到那個洞穴，宣布了他的所見所聞。那是個爆炸性的消息，它讓這個洞穴從此不得安寧。

　　或許什么都不是，就因為嚴寒。這里的冬季太長，冰雪太厚，再兇猛的生命也顯得脆弱。一定是大雪又災難般地來了，薩滿的一句咒語，幾個世紀的沉默傾刻瓦解。衰老的酋長，遲緩地俯下身子，把眷戀的果核埋在洞口，踩滅最后一堆篝火，枯木樣的大手一揮，這支隊伍便夸父逐日一般，永遠向南不回頭，只將天涯的歌聲交給大風傳送回去......

　　總之他們有太多的理由離開這個洞穴。在公元之初，這個世界發生了許多次全族式的大逃亡，逃亡者大多是被異族驅逐和追殺，惶惶然無家可歸。只有他們不是，他們的逃亡是自覺自愿的，是一種向往和渴望，體面，且有點悲壯的美感。記得坐在大連的家中讀東北的時候，這個洞穴在我心里就已有寓言般的深刻，它是這個民族的背景，是這個民族的子宮，它孕育了東北式的野性，東北式的激情，大東北的許多東西似乎都是從這里出發的。所以我從那時起就一直被它感動著，在向東北走去的時候，無論多么遠，，我是一定要去拜訪它的。那天傍晚，當我真的站在了這個洞口時，我感覺是站在一種精神的源頭。

　　那篇祝文就在靠近洞口的壁上，被柵欄嚴密地封閉著。這個洞以及洞內的祝文，曾經是一個史學界的歌德巴赫猜想。史書上有關于洞和祝文的記載，卻不知洞之所在，文之所在，讓后輩史學家找得好苦。據說有位女教授認為《魏書》上記載的那段碑文肯定刻在嫩江以北的某個地方，但她找了一生也沒找到。她的學生也成了教授，她的學生認定那段碑文肯定刻在嘎仙洞里，在他十幾次的尋找又是一無所獲時，他生氣地用木桿向長滿青苔的壁上擊去。掉了一塊苔，露出了刻痕，于是就有了一九八0年夏天的重大考古發現。于是對一個古老民族淵源的追溯就不只是想象，而是字真句鑿的歷史，大興安嶺也不只是一座山嶺，而是一位厚重的母親。

　　祝文被青苔摭掩了一千五百年，它書寫的是一個民族南遷的歷程。

　　那時肯定是沒有路的。朝陽在左，晚霞在右，一邊砍著荊棘一邊在走。那橫生的荊棘是一種親情，即使挽留不住，也要讓他們的出走并不輕易。還有那些山，巫術一般此起彼伏無休無止，表達一種柔軟的阻攔。但他們一直在走，他們的走是那么地感性，看不清前方有什么，只管走。走就有廝殺，與野獸，與異族，甚至與自己的本家。他們更早的祖先是東胡，鮮卑是東胡的一支。鮮卑里面還有一個姓氏叫慕容，拓跋和慕容幾乎是同時出發的，像兄弟之約。只不過，他們走到呼倫貝爾草原就分道揚鑣了。慕容部落駐扎在遼河流域，讓那一帶成為三燕古都。有意味的是，最終來打三燕的竟是做了中原主人的拓跋。追殺野獸與異族的雄心，也可以轉化為凌駕一切之上的野心。同根相煎，幾乎所有的民族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都飽嘗了這種痛苦。

　　拓跋們在呼倫湖邊住了八代。那是多么漫長的日子!那時他們只知道有湖，而不知道前面有一條更大的河。他們一下子從山里來到草原已十分地知足，再也不用與野獸博斗卻可以放牧一群白羊。與大興安嶺北坡的冰雪相比，草原簡直就是一張巨大的溫床，他們暫時忘記了走。然而在草原的日子也并沒虛度，草原是一個練習場，他們在這兒準備好了一切，然后才打著忽哨，集合起馬隊，不到黃河心不死。草原使他們從純真到成熟，使這個民族長大。

　　他們走到大同，鑿出了一個云岡石窟。走到洛陽，鑿出了一個龍門石窟。在遙遠的西北，還有幾窟由他們精雕細刻的敦煌。我沒有到過這些地方，我只去過遼西。去遼西的時候，我曾經獨自一人走到大凌河邊，看北魏留給故鄉東北的那座最大的石窟。從前是隨著薩滿起舞，入主中原，便成了虔誠的佛教徒。他們為什么要把佛像雕在石窟?是因為他們住過的那個洞穴?或許走出來才知道洞穴是多么安全，鑿石穴便成了他們懷念以往的獨特方式。他們心靈的洞穴過于幽深，我無法觸摸。我只知道那些佛像逼真而且絢麗，讓我可以由此想象并驚羨北魏的繁華。

　　拓跋們離開洞穴時，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壁上只掛了些羚羊角，獸皮，弓箭，當他們作為中原的主人回到老家時，已經可以寫出飽滿的魏碑體漢字。后來的人曾經盛贊中國歷史上兩個膽子大的皇帝。一個是趙武靈王，漢皇，卻要他的臣民胡崐服騎射，他想用這個辦法給中原的順民們注入激情。另一個就是北魏的孝文帝，他恰恰是讓自己的民族脫掉胡服穿上漢衣，甚至改胡姓胡語胡制為漢姓漢語漢制。這兩個皇帝為的是同一個目的，就是拯救自己的民族。北魏的皇帝們的確讓自己的民族在黃河岸邊燦爛地升上了天空，光照華夏。然而，對游牧者而言，中原是一個大陷阱，中原的文明誘惑了他們，使他們身上的野性漸漸稀薄，中原的文明也埋葬了他們，使他們在那條古老的河里沐浴之后，便失去了本來的面目。

　　鮮卑人獲得了，卻也丟失了。

　　契旦人也是如此丟失的。

　　還有女真人。

　　蒙古人。

　　滿洲人。

　　仿佛是一個定數。

　　生活精致起來之后，他們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卻再也看不見最初的洪荒。

　　天漸漸地暗了，從那個洞口慢慢走出，心上有一種酸楚在涌。曾經那么癡迷地奔走的拓跋們，走到最后，只剩下一段空靈的歷史，一個光滑的洞穴。他們圓滿地完成了逃亡者的使命，我像看了一幕古典悲劇，有開始有終結。

　　我知道，那種舉族逃亡今天已很難見到了，但，人永遠是一個逃亡者，因為在人類的前面永遠有一個中原。我就害怕地想，如果有一天我們被我們自己所創造的文明誘惑著跳了進去，誰來拯救我們呢?我們怎樣才能不將自己丟失了呢?

　　鮮卑人留給我們的這個洞穴，既是讓我們走，也是讓我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