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作家”汪曾祺

　　作者：施曉宇

　　要寫汪曾祺先生已經很久了，就是一直沒有動筆。居然一等八年過去，居然一等竟與汪曾祺先生陰陽永隔!遲遲沒有動筆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條則是——生怕輕易寫不好我心中深深敬重的汪曾祺。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1994年金秋時節，我到北京開會，順便為《XX文學》組稿。行前擬定的組稿名單里，第一個作家就是汪曾祺。第二個作家是擔任過《北京文學》主編的林斤瀾——他與汪曾祺是至交(林斤瀾乃全國著名小說家，但他曾是**在臺灣的地下黨員，蹲過國民黨的軍事監獄，九死一生跑回來后一心著迷寫劇本，寫的不少卻一部都沒上演過——這段歷史恐怕沒有幾個人知道)。

　　10月18日上午9點，我由北大中文系兩位博士生王兄、姚兄帶路，三人乘坐面的從北大南門出發，一路車流滾滾，從城北橫穿市中心到達城南蒲黃榆路9號樓12層1號汪曾祺家，剛好歷時一小時。這在交通擁擠的北京城速度算快的了。我們興沖沖敲門，汪曾祺夫人開門——順便說一句，汪曾祺一生坎坷，居無定所，好容易摘掉“右派”帽子從保定調回北京，一家老小長期住在只有一間的破舊平房里。所以，無論從本質上，還是從生活上，我說汪曾祺乃“布衣作家”是名副其實的。所以，這?>,m汪曾`里說是汪曾祺的家，其實是原在新華社工作的汪夫人從單位分得的房子。汪曾祺后來搬到虎坊橋的新居居住一直到逝世，則是住的兒子單位分得的房子。汪曾祺生前——直到辭世前幾年才由中國作協努力爭取到一套面積不小的房子，但汪曾祺嫌離公墓太近，看得見火化的煙囪，始終沒肯搬過去住。這邊汪夫人問明事由，進去通報。不料汪曾祺已經全然忘記昨天的預約，一臉茫然地隔著窄小客廳望著我們，甚至坐在沙發上站也沒有站起來——那表情似乎在苦苦思索：我真的答應過嗎?這使我們三人仿佛被兜頭澆了一瓢冷水，站在門外進退兩難面面相覷，處境十分尷尬。我提議撤退，王楓、姚丹贊同。三人正待告辭，汪曾祺說話了：“既然大老遠地來了，還是進來坐坐吧。”

　　于是就進去坐坐。穿過逼仄的窄小客廳，來到汪家的書房。書房同樣逼仄窄小，由于書房里四下凌亂地堆滿各種書籍報刊，還使光線顯得昏暗，更加襯托出小小書房與大大名氣的汪曾祺的身份不相符合。而且就連汪曾祺的書桌上也四下凌亂堆滿各種書籍報刊，只空出眼前一小塊巴掌大的空地供主人讀書寫作。看得出，主人確實是一個不得空閑的人。于是我簡明扼要說明來意，準備完成任務就走。不想，一聽說我是代表《xx文學》前來約稿的，汪曾祺臉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啊，XX我去過。”

　　“是的，您還為此給《xx文學》寫過一篇散文，叫《多年父子成兄弟》，發表后被《新華文摘》轉載，很多人讀過。” 我說是事實，不少讀者非常喜歡汪曾祺先生回憶兒時的生活以及類似“多年父子成兄弟”一類的文章。講的是父母和子女之間平等相處、寬容待人的故事。同時，民主寬松的家庭氛圍還培養了先生的幽默豁達，形成了先生恣肆汪洋、以閑適之筆隨意書寫人生的文風，也造就了中國文壇的一個文學大家。經我提醒，汪曾祺想起來了。說：

　　“記得記得，謝謝你們。對了，你們從xx來，我來給你們介紹一位老鄉。”說著話，汪曾祺把正在為我們沏茶的汪師母叫進來：“喏，她是xx人。”這真是太巧了。

　　“剛才我聽說你x，我也姓x，我倆還是本家哪。”

　　“可你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口音一點不像xx人啊?”我有點疑惑。

　　“她年輕時離家時間早，大半輩子都在北方生活，難懂的XX話怕是早忘了。”汪曾祺在一邊插話。

　　“誰說我忘了?”汪師母突然改用道道地地的xx話對我來了一句：

　　“歪喜將階虎究儂(我是正宗的xx人)。”

　　“將類將類(正是正是)。”我和會說xx話的王兄、姚兄加上汪師母四人會意地哈哈大笑起來。直笑得汪曾祺一頭霧水，說：

　　“你們這鳥語都說的些什么呀?”

　　“老頭兒，我們不告訴你。”汪師母開玩笑說。原來，汪曾祺在家非常民主，他外號就叫“老頭兒”，不僅老伴這么叫，兒女兒孫也都“沒大沒小”這么叫，全家氣氛其樂也融融。汪師母乃早年著名的私立華南女子學院學生，后來又到北方求學。由于冥冥之中命運的安排，與汪曾祺結合在一起，共同走過了48年的人生。由于雙重的老鄉關系，又由于親切的鄉音，溝通了彼此的情感，結果先前拘謹的陌生感一掃而光，主客交談由此進入融洽。一開始不愛說話的汪曾祺這時一直催汪師母再去泡茶：“給他們泡好茶，泡臺灣的烏龍茶!”

　　新泡的臺灣烏龍茶在茶幾上冒著裊裊熱氣，散發幽幽馨香。我們向汪曾祺請教對當下文壇散文創作的看法，汪曾祺認為：

　　“現在的散文大多著眼點太低，題材太小，一些散文需要表現對重大社會問題的關注。像魯迅的有些那樣......散文的語言也很重要，我比較贊同把文言文的語言融入今天的散文寫作中去，那樣能夠收到簡潔明快的文字效果。”汪曾祺的話讓人聯想到由他執筆創作的現代樣板戲《沙家浜》里的一些經典唱段，那唱詞寫得既古典又平白，真個是干凈利落、簡潔明快而又意味雋永。譬如《智斗》中阿慶嫂的一段唱詞，平白曉暢中透著深厚的古文底蘊：

　　“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

　　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

　　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涼......”

　　當我討教小說與散文創作方面的差異時，汪曾祺說：“小說與散文之間不應有堵墻。這一點女作家比男作家處理得好。(20世紀)從50年代到80年代，女作家里都出了不少寫散文、寫小說的高手，而且年老的比年輕的寫得多，寫得好。”講到這里，汪曾祺還特意指出，年輕人要敢于向權威挑戰，不應盲從。汪曾祺批評朱自清的散文大多過于做作，不夠自然，也就不夠真實。他在肯定賈平凹的創作才華時，同時也批評賈平凹提出來的“大散文”寫作名不符實，旗幟扯得太大，顯得太空太虛。賈平凹有的作品也寫得不好，不如臺灣有的作家的作品大氣。“臺灣人總體文化層次比我們大陸的要高，也更扎實。”汪曾祺先生一貫反對“假大空”的文風，提倡平實、平白、簡潔、簡單。他的小說語言對于打破十年浩劫后那段冰凍的文學時期特有的話語禁忌，立下頭功。文壇中人都承認，汪曾祺具有深厚的國學底子、出色的古文修養和對民間文化民俗色彩特有的喜好，他還擁有獨到細膩感受、真摯的鄉村情懷、和諧的浪漫空靈以及悲天憫人的雅量胸襟。他曾在《自報家門》中寫道：“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他還很喜歡宋儒的一句詩：“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由此，許多人應該不會忘記汪曾祺寫過的《跑警報》 一文，經他描寫的上世紀40年代西南聯大的師生生活十分生動，大有苦中作樂的情趣：

　　“‘跑’和‘警報’聯在一起，構成一個語詞，細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為所跑的并不是警報。這不像‘跑馬’、‘跑生意’那樣通順。但是大家就這么叫了，誰都懂，而且覺得很合適。也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跑警報’準確。跑警報，大都要把一點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學系的研究生曾經作了這樣的邏輯推理：有人帶金子，必有人會丟掉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因此，他跑警報時，特別是解除警報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視路面。他當真兩次撿到過金戒指!邏輯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邏輯學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我們就這么無拘無束、海闊天空地閑聊著，話題跳躍不定，內容跨度很大，時間便在不知不覺中過去。談得興起，汪曾祺還主動提出要送書給我們，就送才出版不久的新一本散文集《草花集》。對《草花集》的書名，我聽了感覺很新鮮。過去我只知道汪曾祺出版的小說集中有一本叫《晚飯花集》,與這本《草花集》儼然姊妹篇。但我們怕麻煩“老頭兒”，都客氣說不好意思要。“給老鄉送書是應該的。”說著話汪曾祺就起身去找書——因為前面提到的汪家到處凌亂堆滿書籍報刊的緣故，加上上年紀的老人記憶力衰退，汪曾祺一時找不到《草花集》。但他很有耐心地在書房、客廳和兩個臥室間不緊不慢地出出進進——這時我才注意到汪曾祺是一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亮額紅臉、略微禿頂、性子偏慢的老頭。他的穿著也很隨意，布衣、布鞋和布襪，一副平民化“布衣作家”的打扮，全然沒有有的作家成名后“一闊臉就變”的裝腔作勢派頭。就是這位大名鼎鼎的“布衣作家”，在局促雜亂的屋子里轉來轉去仍是找不著他要找的書。后來還是在汪師母的幫助下，汪曾祺才找到了三本《草花集》。他老人家慢慢坐下來，仔細問明我們每個人名字的寫法，然后不戴老花鏡，一個一個地為我們簽名贈送。其間邊寫邊告訴我們，他不滿意《草花集》的封面設計，嫌過于俗氣和土氣。我的理解是，土氣有兩種，一種是呆板的土氣，一種是質樸中透著鮮活的土氣。后者往往充滿生命氣息，飄散人間煙火味，有一種泥土的清香。顯然后者要比前者遠遠高一個格。我們知道汪曾祺不僅是小說大家、散文大家，還畫得一手好國畫，就貿然提出要欣賞他的畫作。“老頭兒”竟也一點不嫌麻煩，又起身去四處翻找，興致很高地找來剛發表在《長城》雜志封二上的畫作讓我們品評。這是一幅鐵干梅花圖，用筆洗煉散淡，不落窠臼，有文人氣，一如汪曾祺素樸的風格，乃典型的文人畫風。從中可以證實汪曾祺果然擅長丹青，熱愛自然，對花鳥小品情有獨鐘，尤其善于勾勒梅花圖。對此，也是汪曾祺老友的作家鄧友梅在汪曾祺逝世的

　　當年，著文回憶道：

　　“十幾年前，我有天收到個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來的。趕緊打開看。里邊是一幅畫，畫的鐵干梅花。樹干樹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謂‘臘梅’。畫中夾著個字條，上邊說：‘你結婚大喜我沒送禮，送別的難免俗，亂涂一畫權作為賀禮。畫雖不好，用料卻奇特。你猜猜這梅花是用什么顏料點的?猜對了我請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兩月硬沒猜出來。有天開會見到曾祺。我說：‘我們猜到今天也沒猜出來。肘子不吃了。告訴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顏料吧!’ 他沖我毗牙一笑，說：“牙膏!”

　　我們一邊欣賞汪曾祺的各款畫作，一邊怕影響他老人家的寫作和休息，幾次提出告辭。“不急不急，茶還沒有喝淡嘛。再坐坐。”汪曾祺先生執意挽留，不讓我們走，仿佛為了彌補先前的冷淡。我發覺，汪曾祺其實真是一個心地極其和善的老人，像一個喜怒哀樂全寫在臉上的老小孩，真的是表里一致，君子坦蕩蕩。他一再抱歉地說：“我現在的記性越來越不行了，眼前的事情總是記不住，還常常忘記有些必須回復的讀者的來信。”汪曾祺還特意解釋為什么剛一開始不高興我們打攪的原因。一是他壓根兒就忘記了昨天答應過我們的預約;二是幾天里一直在為改編孫犁的作品苦惱。原來，北京電影制片廠計劃將孫犁的小說名篇《荷花淀》搬上銀幕，以紀念即將到來的1995年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可是，請人改編了兩個稿本都不滿意。著名導演王好為就想到了汪曾祺，鄭重請他出山扛鼎。汪曾祺說，他從來也沒有寫過電影劇本，也從來沒有打過仗，更沒有到過冀東的水鄉。自從答應接下改編的任務后，自己就有點后悔。因為，孫犁的小說確實漂亮，但是缺少故事情節，散文味道濃厚，改編成電影難度很大。“這不，我把自己像產婆一樣關在房子里已經一個星期了，今天剛剛有了一點頭緒，你們就來敲門了......現在我才設計了一個開頭，我講給你們聽，請你們幫我鑒定一下看行不行?”面對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汪曾祺，我們就大大咧咧地開玩笑說：“小生愿意洗耳恭聽!”汪曾祺周正的眉眼間便布滿了笑意，連黑紅的臉膛和晶亮的額頭都不漏過。他設計的電影開頭，第一個鏡頭就有了故事，也充滿懸念：

　　一支荷花的特寫，定格。然后推出一片荷花。繼而從銀幕的一角有一個皮膚黧黑、鷺鷥一般精瘦的老頭手持竹篙劃船而出，慢慢穿過荷花淀。一輪血樣的殘陽斜掛西天。這時，畫外音傳來隆隆的槍炮聲，正面不出現日本鬼子的身影，但營造的氛圍足以讓觀眾感覺到敵人正在逼近。畫面切換，炮火連天中，滿地殘荷敗葉，鷺鷥一般精瘦的老頭手搭陽棚眺望遠方，嘴里罵道：“狗日的來了!”

　　多少個靜默無語的鏡頭搖過去，“開場白”里惟一的一句臺詞就足以震撼人心。僅就這個與眾不同的開頭，不難理解我們在汪曾祺桌上看見的攤開著的《孫犁小說選》，他老人家對此作了多少反復的揣摩。半年后，《作家報》(1995、4、15)記者謝海陽作了相關報道：

　　“老作家汪曾祺近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孫犁的名作《荷花淀》已由他改編為劇本《炮火中的荷花》，將由北京電影制片廠搬上銀幕。小說《荷花淀》反映的是冀東白洋淀廣大人民群眾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斗爭生活，它所塑造的許多不同類型的女性的生動形象一直為人們所稱道......汪曾祺在改編中不僅保持和發揮了小說原有的特色，還融入了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體驗發展和豐富了原作的情節。這部電影沒有大的戰爭場面，而是體現了在殘酷的戰爭面前普通人民群眾平凡而偉大的力量，是一曲民族精神的頌歌。”

　　汪曾祺花兩個多月時間把《炮火中的荷花》電影劇本完成后，北京電影制片廠非常滿意，一次通過。也是在1995年，汪曾祺自己的一篇著名小說《受戒》被北京電影學院1989級學生邱懷陽作為畢業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參加法國朗格魯瓦國際學生電影節，同時入圍法國克雷芒電影節。

　　時間轉眼已到中午快12點，在汪家一聊竟是兩個小時過去。這期間，我們還了解到汪曾祺共有三個兒女：其時，大兒子汪朗在《經濟日報》主持國際部的工作;大女兒汪明在中國人民大學教務處工作;小女兒汪朝在新華社從事圖片工作。平時兒女們自己住，周末回來探望二老。汪曾祺給三個兒女起的名字都帶一個“月”字偏旁，不知是否含有“月是故鄉明”的意思?這時，我們再一次提出告辭，并且改變主意，請二老下樓與我們一道就近吃午飯。一片真心待人的汪曾祺先生此刻還是不大情愿讓我們走，還想繼續聊下去。見留不住，倒是很爽快地答應一道下樓去，可汪師母怕麻煩我們，說早上已經準備好午飯了，反讓我們留下來一起用餐。這哪里好意思?于是就正式告辭，并請二老留步。二老不肯留步，堅持送出家門來，一直送到12層的電梯口。電梯門打開了，我們進去了，再一次回身向汪曾祺先生和汪師母揮手告辭。二老也揮手告辭。突然，揮手告辭的汪曾祺將雙手抱拳，高舉過頭，向我們深深作揖，依依惜別!這個發自內心、流露真情的古樸而崇高的禮儀令我們大為感動，我們三人手忙腳亂也將雙手抱拳，高舉過頭，深深作揖，依依惜別!

　　電梯的門關上了。電梯在悄悄下降。王楓、姚丹、我三人一時都沒了聲音。剩下的只有感動，只有回想，只有咀嚼，只有汪曾祺先生那高舉過頭深深作揖的雙手，只有汪曾祺先生那雙手抱拳依依惜別的鏡頭定格在我們的腦海里，烙印在我們的心頭上。電梯在繼續下降。電梯里寂然無聲。只有三顆腦袋思緒萬千、思絮紛飛。只是我們誰也沒有想到，與汪曾祺先生這一相互間的深深作揖、依依惜別，竟然成為了永別!竟然使汪曾祺先生與我們之間再難相見、陰陽永隔!

　　汪曾祺先生與我們揖別的這一天是1994年10月18日。

　　汪曾祺先生逝世于1997年5月16日。享年77歲。

　　汪曾祺先生1920年3月5日(農歷正月十五，元宵節)傍晚出生于江蘇省高郵縣的一個舊式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貢”，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汪曾祺的父親叫汪菊生。

　　汪曾祺先生“走”得十分倉促。1997年4月底，汪曾祺與十幾位作家應邀到四川宜賓參加“五糧液筆會”。5月4日，汪曾祺突然因病飛返北京，5月12日住進友誼醫院，經搶救無效，于5月16日遽然辭世，令多少人仰天長嘆、扼腕痛惜!同樣令人痛惜的是，與汪曾祺同甘共苦48個春秋的夫人，在汪曾祺去世一年半后也隨汪曾祺而去，仿佛兩人生前約好了似的。萬幸的是，汪曾祺留下了他不同凡響的二百多萬字文學作品。汪曾祺說過：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詩意。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來歇一會，喝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讀一點我的作品。”

　　在文學式微的今天，仍有那么多讀者愛讀汪曾祺的小說、散文、詩歌并且欣賞他的畫作，這一點，想必是足可告慰九泉之下的汪曾祺先生的。如果有不了解汪曾祺先生的后來者,還可以去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由汪朗、汪明、汪朝寫下的《老頭兒汪曾祺》一書。這汪家的兄妹三人，各人寫出了各人眼中心中的父親形象，書名也就是他們平時在家里對父親的愛稱。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辭世六周年、師母辭世五周年，我謹以這遲到八年的文字紀念他們，就此獻上我的心香一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