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醫生的手
從住處出來，順樓下小街往西走三百米，是一家防疫站。走到這里我應該轉彎向南，走五分鐘到江邊，然后看左手就是一家醫院。醫院是我的目的地。一位認識的醫生等在那里，要幫我做一個小手術。
出門向西，看見防疫站向南轉彎。這有多簡單。可是怪事發生了，十分鐘的路，那天我走了一個多小時沒找到醫院，最后完全迷路了。
導致我迷路的，是沒有找到那個防疫站。因此我不知道應該從哪里轉彎。看不見防疫站我就不能轉彎。實際上，我越走離醫院越遠。去年我和自己養的一只倉鼠玩(我假裝搶它的食物)，那只被我喂得肥胖(后來它已經不吃米了，專吃瓜子仁、松子。肉松。)的家伙毫不猶豫地咬了我的手指。
我在那個防疫站打了一個月的狂犬疫苗。去打第一針的時候，我站在門口，不敢進去。我只好給遠在千里之外的一個人打電話。我忘記了說什么，但我沒說老鼠、狂犬疫苗，更沒說站在防疫站注射室門口不敢進去。打完電話，我就進去了。第一針打下去，沒有我預料的那么疼。所以，我的那些朋友啊，如果哪天，你接到我的一個莫名其妙的電話，一定要好好的和我說話，因為我可能正卡在少年時體育課上的一座木馬前，打完這個電話我才能跳過去。還有，沒事我幾乎不和誰閑聊天，我跟你閑聊天的時候我那是有事了，知道嗎?七天后打第二針的時候，我在注射室門口已經不用再給什么人打電話了。這個防疫站離我家300米，我在這里打了一個月的針，進出了五次。
我在我家樓下迷路了。我已經在這里住了十年。后來我實在找不到醫院了，就給工作在醫院的女友打電話。她說我走過了，讓我往回走。一小時后我才找到醫院，而那個等我的醫生已經給另一個患者做完了一個痔瘡手術，正坐在椅子上休息。
我的一位女友曾對我說，她曾在家門前的公園里迷路，找不到回家的路，最后坐在一棵松樹下要凍死了。在凍死之前給男友打電話，男友半夜三更趕來把她找到并送回家。她的敘述很詳細，還有大段對天氣、溫度、樹木、草坪、道路等的描述。她敘述的重點是她為了找到回家的路都做了哪些無效的努力。當她把自己的離奇經歷說完，問我這是為什么?我說你故意的。你不想找到家。或者你的一部分不想回家。你那時由兩部分組成：想回家的部分和不想回家的部分。最后你想回家的部分輸給了不想回家的部分。不想回家的部分想知道在面臨困境的時候誰會救她。她太不自信了。就用生命做了一道考題。考生就是你那男友。他還不錯，把題都做對了。關鍵是時間。他若晚到兩個小時，你那天真凍死了。零下20多度的半夜凍死個絕望的人也不費勁。
后來，一直到現在，我后悔說了那些話，言之鑿鑿地把一個志怪事件說成了一個精神心理事件。那太傷人了。誰愿看見自己血淋淋的真相?
我在家門口迷路同樣是個精神事件。我對手術太恐懼了(想想我打個針都那樣)。我的一部分要去醫院，另一部分說不去。她們兩個一路爭吵，最后扭打在一起。開始不去的那部分贏了，后來要去的部分通過電話找到了我女友，女友加上我的一半，對付我的另一半，才扭轉了敗局。
十天后我去醫院拆線，我擔心會再次迷路。因為拆線也令我十分恐懼。我一邊走一邊擔心迷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突然迷路是很恐懼的。因為你不認為是自己錯了，而是熟悉的那些都不翼而飛，是熟悉的環境被不明之力給撤換了。如果你一直熟悉的是世界的哭臉，那么你迷路的時候，是它突然對你一個人笑了。
因為我邁出的第一步就收緊了心，眼睛不敢眨動。我沒給它們在我眨眼的時候撤換背景的時間，我用目光緊緊地盯住房子、道路、樹木還有路邊的垃圾箱，幾分鐘后我順利地找到了防疫站，正確地向南轉過去了。
這次的問題沒有出在道路上，而是在醫院遇到了困難——給我手術的那位醫生不在。一般來說在哪縫的上哪拆去。誰縫的找誰拆。因此我刻意記憶給我手術并縫針的醫生。首先我記住了他的姓，然后又在走廊墻上找到他的照片。照片掛得略高，或我個子略矮，總之我在看照片的時候被迫仰視。我背誦那張臉。背誦名字。我的記憶能力是有缺陷的，我是那種“臉盲”。我很難記住人的臉。長得好看在我這里是白長了。由于視覺能力差，很早我就不依賴它了。
到醫院我才發現，那天是周六。是周六就只有值班醫生。那天的值班醫生不一定是被我記憶的那位醫生。如果等到周一，那就是12天了。12天線和肉會建立起什么關系我心里是沒有底的。手術之后，我一直忐忑的就是拆線。我把拆線想象得很疼。你想，那線在肉里，十天，那些肉都在生長，它們像藤蔓一樣互相糾纏，線被纏在里面，跟肉的纖維已經沒有了界限。這個時候，把線從剛長出的縱橫交錯的肉組織里拉出來，那能不疼嗎?因此，多一天，疼痛就多一分。
醫生值班室果然是一張生臉，他沒有參與到針對我的手術與縫合，因此換藥拆線都不是他的活。但是我怕12天釀成的后果，于是我向這個陌生醫生提出了要求。醫生遲疑，就在他未肯定也未否定的時候，我又加了一句話，我是某某某的朋友。這個某某某是工作在這家醫院的我的女友。然后我又說了一句話：已經十天了。他離開坐在椅子上的一位女護士，他原是站在那坐著的女護士的身后的。她們正在說話。兩個人說話，應該坐在兩張椅子上，面對面，這是個常態，而這兩個人，只使用了一張椅子。女的坐在椅子上，男的站在椅子后面，兩手扶著椅子的靠背，像一個人用輪椅推著另一個，走到這里忽然不走了停下來說話。他們是那種請勿打擾的狀態，但是我太緊迫了，都十天了。我是沒有辦法，才打擾了他們。那男的，顯然是值班醫生，在聽了我的陳述之后，說你來吧。就率先向處置室走去。處置室在隔壁，女護士沒有跟過來。她一直坐著，沒有說話。
處置室非常大，有二十多個平方。靠門這邊墻下有一張床，我躺平，醫生揭開紗布，用手指按了按。我吸口氣，問能拆嗎?他說能拆。我一直擔心拆不了。第四、五天時感染來著。由于青霉素類藥物過敏，我只能口服羅紅霉素。這導致都十天了才拆線。我出一口長氣，這罪算遭到頭了。
用具都在房間的另一側，我躺著的床在這邊。這樣醫生就要往返于我和那些藥棉、刀剪之間。醫生是個高個子，腿長，往返一次他就用4步。第一個步驟往返的次數最多。用碘伏藥棉為我的傷口及周邊地區消炎他用了四團藥棉，這樣他就往返了四次。他似乎心情很好，樂于在處置室里轉圈。我感到他就要一邊給我消毒一邊哼出一支什么歌來了。其實他完全可以端著個托盤，不用在處置室里不停地從這邊走到那邊。這個醫生很年輕，精力過剩，似乎還很興奮。他需要在這個很大的房間里走幾圈消耗掉一部分過剩的體力。當取第二團藥棉的時候，他的電話響了。這時候，一般的人會看一眼，如果沒啥急事就會說一句話然后迅速掛斷;或先接電話，處理電話里的事情，讓我在那邊等。這位醫生則沒有選擇上面兩種方式，他把電話接起來同時他手里為我消毒的工作也沒有停。他認為他有的是精力，完全可以同時做好兩件事情。他用左手接電話，右手拿著鑷子為我消毒。
原來，他只用一只手拿鑷子夾藥棉給我消毒，另一只手閑著來著，在身體的一側無所事事地悠蕩，現在，閑著的那只手終于找到了事做，投入到接電話的工作中來了，而為我工作的那只手則繼續工作，沒受任何影響。很遺憾我沒有記住他都說了什么。正因為沒記住，那就說明他說的都是一些閑話，沒話找話那種話。電話的那頭應該是個女人。兩個男人從來不這么說話。只有一男一女或情人關系，這種對話才能被兩個人重視并很好地進行下去。
用完4團藥棉后，就應該拿剪刀剪斷那些線，然后抽出來。用完四團藥棉，為我的傷口消毒的環節完成了，而這時候，他的電話還沒有打完，也沒有露出即將打完的跡象。
拿剪刀是需要一只手的。現在讓我們看看醫生的手：他的右手拿著鑷子，這個工具夾完4團藥棉給傷口消完毒并未完成任務，在接下來的拆線工作中，它要承擔往外拽線的工作，因此，鑷子不能被放下，右手仍然要拿著鑷子。他顯然是右手力。右手是他最得力的一只手。這也證明，在剛才他一只手為我工作，一只手拿電話和另一個女人聊天，還是把我作為重點的。這也說明，拽線在拆線的環節里是很重要的。但不管我們的鑷子多么重要，它也沒有把線剪斷的能力，這就需要一把剪刀。
在這個處置室里，剪刀是有的，現在缺的是手。
這位值班醫生有兩只手。右手拿著鑷子，而且不能放下，那么看看左手。左手從右手夾起第二塊藥棉的時候就握著電話，把那個沒有掛鉤的電話用人力按在左耳上。應該肯定，左手沒有為我服務，左手不關心我，左手此時不在處置室里，它被委派去執行一個與醫學與患者毫無關系的任務，已經走了。
當需要一只手拿起剪刀的時候，左手的電話還沒有打完，也沒有要打完的跡象。我確定電話的那邊是個女人。那么，這個男醫生同時遇到了兩個女人：一個在醫院的處置室里;一個也許在醫院外面的某處，也許離醫院很遠，也許很近。這兩個女人都需要他處置，而且是同時，于是他分配了他的兩只手。同時，他的心也得進行分配。
后來，當情節發展到他必須再拿起一把剪刀的時候，也就是他必須要用兩只手處置我的時候，他也沒有掛斷電話，他還有辦法同時應對兩個女人。他緊急征用了他的左肩。他把左肩盡可能聳起，頭向左歪過去，勉強把電話固定在了那里，使通話得以繼續。他就用這個姿勢給我拆了第一條線。
想想這個電話有多重要，電話那頭的女人有多重要。
我的傷在胸腹的接壤地帶，醫生在工作的時候，他的頭及上半身都在我的頭部上方。他的膚色略深，瘦。年齡大概30或多一點，總之是個年輕的醫生。
我躺著，在離我的臉20厘米的上方，醫生的頭及用肩固定的電話擋住了我原本看天花板的視線。看著醫生困難的姿勢，我有些不安，是我占用了醫生的手。是我打斷了他和那位女護士看上去已經向著親密的道路上邁進的談話，是我把他逼到這么困難的境地的。我擔心電話會掉下來。他也會擔心。顯然，他不能掛斷女友的電話，又不能不處置已經耗費了4團藥棉消完毒了的我。碘伏消毒的有效時間是1分鐘。如果打完電話再拆線，就得重新消毒。醫生認為他有能力同時干這兩個活。但，當他用肩抵住電話，我知道他把自己逼到了一個困境，或者是我們把他逼到了一個困境。我有過這種體驗，用肩抵住電話，那只相連的胳臂和手都是很僵硬的。如果干點粗糙的活還行，拆線則難度系數大。
這時，我突然醒悟了過來：他的手不夠用，我的手不是閑著呢嗎?他的兩只手都在為我工作，我就不能用一只手為他做點什么嗎?此時此刻，他和我離得很近，這樣，我們應該有四只手可以使用。我的思維一直盤亙在醫生的兩只手上，等著看好戲般看他怎么辦。我不應該是這種態度，我的心不一直很軟嗎?再這樣看下去，我就太冷酷了。我忽然清醒了過來，發現我也是有手的。我可以在醫生需要的時候，把手借給他。
我的右手正對著他頭的左側，正對著那個夾在頭與肩中間、隨時有可能滑落的手機。于是我抬起了我那無所事事是右手，按住了他的電話。我并不是突然動手的，我先說了我的想法，并征得了他的同意。這時一直很輕松快樂的醫生的額頭，已經有了一層水汽。
這樣，這個拆線手術的后半部分，我的右手參與了進去。即便躺在了手術臺上，我也抓住一切機會有所作為。
我疑心，那個伴隨我的拆線始終的電話，就是那個坐在椅子上的女護士打的。她就在隔壁。她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忽然拋下她為我拆線令她很挫敗。她感到他不重視她。她認為他應該拒絕我。而男醫生想把一切事情做好。他想把他面前的世界擺平、擼順、沒有毛邊。他認為他有能力有體力做好很多事情，比如和女護士談戀愛、為患者處置傷口拆線，甚至和女護士談戀愛和為患者拆線同時進行。在這個過程中，醫生不是面對兩個女人。我在醫院不是女人。我是患者，是醫生的工作內容。女護士也應該不是女人，而是他的工作助手。但是他們私下里給予了自己雙重身份：醫生、護士;男人、女人。他們原來一開始也是醫生和護士，只是發覺兩個人有可能戀愛之后，才各自增加了一層身份。
女護士在男醫生從她的身后離開去了處置室后，心里就沒有底了，她的身后忽然就空了，只剩下木椅子的幾根木條，而那些木條是透風的。這女護士和我那大雪天故意迷路的女友一樣，是不自信的——又有誰是完全自信的?她坐在隔壁護士值班室四面透風的椅子上，給正快樂工作的男醫生出了一道考題。我目睹了那醫生解答這道題的全過程，并出手幫助了他。
那醫生的智商是不低的。首先他得意識到這是個考題而不是一個普通的電話。也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快速從亂七八糟的事物中認出考題的。在那么困難的情況下他堅持接這個電話，說明他認為這道題一點也不無聊，很重要，重要到通向他的生活和幸福。他必須做出這道題，只要活著他就必須要面對這樣一道突然出現的考題。那條電話線他真的不能掛斷，它連接著生活的幾乎一切。
他在我的右手的幫助下，順利地給我拆完了線，又用紗布給我包好。我坐起來，整理衣服，我說我可以走了嗎?醫生沖我點頭，他的電話還在打。他的考題還沒做完。我看見他一邊打電話一邊向護士值班室去了。
醫生進去之后，兩個人近在咫尺，那個電話是不是還要打，我猜不到了。
是一個患者忽然打斷(沒能打斷)他們的愛情，還是一個女人干擾(也幾乎沒能干擾)了一個醫生的工作，我有點整不清了。
我的胸部與腹部的接壤地帶，中軸線上，悄悄長了一個粉瘤。這個粉瘤一開始僅僅是皮膚上的一個黑點，而視覺上的那個黑點，是個毛孔。黑點是毛孔里的一粒剛剛發芽的汗毛。它像一棵豆苗卷縮在里面，膽小似地不敢探出頭來。我感覺它長不出來了，它怎么努力都長不出來了。一段時間后，我終于發覺，它不肯努力，對于長出來沒有熱情。不認為長出來是必須的。別的汗毛都長出去了，齊刷刷地向上，每天見到陽光，加入到生長的滾滾洪流之中去了。而它是個反動派。發現了蝸居在毛囊里的種種好。這里風吹不著雨淋不著，永遠做一個孩子。它不肯睜開眼睛，對外面的世界沒有好奇心。它懷抱著自己小小的心臟，細數自己的時針。我不知道她的這些小心思，我以為它要長出來，但是力氣不夠，或在哪個環節卡住了。我替它著急，并動手幫助它。我用兩個有力的手指，從它的兩側給它力量。我應該是幫助了它好幾個月，也沒能讓它從那個深井一樣的毛囊里伸出頭來。這時我應該發覺是它不愿意出來，但是我不認為它應該有個人愿望，它應該和別人一樣。別人都長出來了，你為什么不出來?你不出來不是你不愿意而是你沒有力氣，遇到了困難。有一天我在浴池里洗澡，我又動手幫助那個汗毛的幼苗成長。我用手指從兩邊用力，試圖把它擠出來。忽然，我感到皮膚里有一個很大的圓形硬物忽然從肉里被我弄到了皮下。如同一塊石頭被從土里挖了出來。我嚇得再不敢碰它。但是，它已經被我惹怒了。它在一層皮的下面，鼓鼓的，有拇指那么大。怪不得它不肯出來，原來守著這么大一個秘密。
此后，我發覺它在悄悄成長，幾個月后，已經有鵪鶉蛋那么大了。我對于它的膨脹沒有任何辦法。好在它并不給我制造疼痛，這樣我就一直攜帶著它生活。
突然有一天，它忽然就不是它了：紅腫、疼痛，而且越演越烈。這樣我的日子就沒法過下去了。我就沒有辦法繼續攜帶著它了。我被迫著手和它分離的計劃。
我有個朋友在醫院工作。她是護士，不能親手幫我手術，但是，她認識醫院所有的醫生。她幫我找了個醫生，并進行了成功的手術。
手術那天，我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離家很近的醫院了。十分鐘的路我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沒走到。這個怪事后來被我歸納為心理事件。
2013年10月 吉林 東局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