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是心的聲音

　　有一次，一個朋友問我，如果這個地球即將毀滅，讓你移居另外一個星球，搭乘太空飛機時，只允許你帶三部書，你帶哪三種?我認真地想了想，說：如果只讓帶一部，我帶《陶淵明集》;帶兩部，我加上《紅樓夢》;帶三部，我再加《約翰·克利斯朵夫》。

　　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時候，我二十歲出頭，沒有成家，沒上大學，還在陜西鋼廠當工人。1979年冬天，我被借調到廠保衛科幫忙。我在廠保衛科的工作，主要是晚上巡邏，每天晚上，穿著棉大衣，坐在偏斗三輪摩托車上，繞工廠圍墻外轉上幾圈。抓到過從廠里偷東西的。偷東西者趁著夜幕先把東西從廠區扔出圍墻，圍墻外是野地荒草，然后再從廠大門出來，找到扔東西處拿上東西走人。我們巡邏時，往往是先發現荒草叢中的東西，然后就在東西周圍埋伏起來，等人來取時，幾把強光手電照在來人臉上，人臟俱獲。一個冬天，賊沒有抓到幾個，倒是經常碰上冬夜里躲在荒草叢中談戀愛的。遇到“坐而論道”的，勸其離開;遇到“耍流氓”的，驅散，甚至抓起來帶到保衛科問個究竟。我記得，那一年冬天從各車間借調到保衛科晚上巡邏的，連我一共有三人，皆年輕未婚，當然，我們只是小嘍羅;領頭的是保衛科的兩個干事，一個年齡大一些，坐鎮辦公室，一個年齡三十出頭，未婚，大個子，經常是他帶我們巡邏。大個子對他的保衛干事身份和保衛工作顯然是引為自豪的，既盛氣凌人也很敬業，遇到審問什么的都是他的事。而我，只是圖這份工作還比較清閑，可以看書。每天晚上十一二點和凌晨兩三點出去巡邏一圈，大多時間是平安無事，我們就可以在燒著鋼炭爐火的辦公室里呆著。就是在這個冬夜的巡邏的間隙，我讀完了四厚冊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我讀書的興趣，小學、初中時期主要是讀小說，讀的是中國小說，時間順序大致是由今而古，到了高中階段，迷上了讀中國古代詩詞和散文。高中畢業以后到讀大學前這五年左右時間，喜歡讀外國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其次是詩。《約翰·克利斯朵夫》是我當時讀到的外國文學作品中，我最喜歡的一部。這種喜歡的感情延續到了后來，無可替代，以致說到只帶三部作品去外星球時，我選的唯一外國文學作品就是它。這部小說寫的是一個人的成長歷程，一個天才音樂家同時也是一個知識分子精神成長的歷程，人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有的種種精神狀況，混沌，矛盾，曖昧，迷惘，騷亂，沖動，都寫出來了。我當時讀這部作品，還不可能也沒有想到對它進行總體的把握，只是由著性子或者說依著興趣而讀。讀這部書，我當時感受最深的一點，是它在寫人成長的時候，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這就是人要成為人，首先的和最重要的，不是戰勝外部世界，而是要戰勝自我。對于一個天才來說，戰勝外部世界可能都不重要，有時你甚至能輕而易舉地打敗外部敵人，因為你是天才，而要戰勝自己，則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艱難的。我后來知道我們中國的老子說過這樣的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我那時也是青年，對人生有許多憧憬，也有許多迷惘，對當工人極為不滿，但看不到出路，想當鋼廠子校的小學教師也不得其門而入，內心里有許多欲念和想法，但對人生不懂，許多道理也不明白。讀了這部小說，人要“戰勝自我”這一點首先啟發了我。

　　在我當時讀過的所有外國文學作品主要是歐洲文學作品中，我之所以最為喜歡《約翰·克利斯朵夫》，可能與我的氣質和性情有關，我不大喜歡像巴爾扎克那樣的主要寫人的外部行為以及人與外部世界關系的作品，我更為喜歡寫人的內部世界特別是精神世界的作品。如果用“史詩”來評說的話，像巴爾扎克那樣的“人間喜劇”主要是客觀世界或者說是社會生活的史詩，而《約翰·克利斯朵夫》則是人的精神的史詩。《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顆堅強剛毅的心如何戰勝自己心靈深處的怯懦卑鄙并在與社會的反動勢力搏斗中心靈歷險、精神升華、自我完善的史詩。約翰十五歲那年，他的父親因酒醉掉到溝里淹死了。他在痛苦中覺悟：“寧可受盡人世間的所有苦難，也不能落到這個地步!”他看到人生是一場無休止的無情的戰斗。他聽見了自己的“上帝”在呼喊：“奮斗，奮斗，永不停息。”人活著不是為了幸福，而是為了完成“上帝”交給自己的任務。“必須完成你的使命——做一個人。”江聲浩蕩，鐘聲復起……在江聲與鐘聲中，音樂家克利斯朵夫成長，反抗，進取，沖破狹窄天地，邁向更高的境界，其昂揚的奮斗精神與人格力量感人至深，催人奮發。

　　這部作品涉及的藝術觀對我啟發也很大，印象極深，至今難忘。約翰是一個音樂天才，他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藝術觀教育，一方是他的祖父，一方是他的舅舅。約翰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宮廷音樂師，他的祖父米希爾在約翰小時候，常以做名人和出名來引誘和教育他，并不惜將自己的作品混入約翰的作品冒充約翰之名而演出，為的是讓約翰出名。但約翰從舅舅那里，卻接受了另一種教育。他舅舅名叫高脫弗烈特，是個地位卑微的流動商販，常出沒于大自然和鄉間。祖父和父親都瞧不起他。但舅舅是個獨立自由的人，他懂得很多古老的謠曲，并能在大自然中體驗出音樂的美，歌唱得十分動人。他告訴小約翰說，唱歌是心的聲音，“一個人需要唱、應當唱的時候才唱，不應為了娛樂而唱。”“音樂需要的是謙虛和真誠。否則，還叫什么音樂呢?上帝賜給我們美麗的歌曲是要我們說真話的。”他要外甥不要去編什么新的歌，不要去做大人物。他說：“何用你唱歌呢……難道它們(指大自然)不比你所能作的一切唱得更好嗎?”約翰把自己作的曲子唱給舅舅聽，舅舅說：“這多難聽!”并指出約翰是“為寫作而寫作的，你為要做一個大人物，為要叫人佩服才寫的”，這樣的東西是不能打動人的。他還說：“你在屋內所寫的一切全不是音樂，屋內的音樂等于屋內的太陽。音樂是外面的。”舅舅和祖父、父親的藝術觀根本不同：舅舅是為生活而藝術，祖父、父親是為功利而藝術。舅舅的音樂談話來自他的生命體驗和廣闊的民間，這對約翰的音樂理解和音樂創作有極大的影響。

　　我后來也常常以這兩種藝術觀來檢視當下的文壇，發現雖然歲月流逝，時代在變，但某些現象并沒有變，太陽底下真的沒有新鮮的東西。約翰·克利斯朵夫年輕時很向往法國，認為法國是個藝術的國家，但等他到法國后才發現，這里的藝術繁榮是虛假的，藝術界猶如街頭的市集，那些標榜“為藝術而藝術”的，其實都是為金錢而藝術。老黑格爾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就曾預言，藝術會消亡，藝術需要感性——飽滿的藝術形象和豐盈的情感，而近代市民社會“反思”能力占據統治地位，理性壓倒感性，思想代替形象，藝術隨之終結。如今社會的文藝，除了黑格爾老人所說的這種情形之外，還有一種情形，那就是無孔不入、無所不及的“娛樂化”風潮。《娛樂至死》，這是美國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尼爾·波茲曼的一部書名，也是對當今時代差不多一切文化現象包括文藝現象的準確描述。波茲曼在《娛樂至死》里指出，這是一個娛樂業時代，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商業乃至教育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人們由于享樂失去了自由!”尼爾·波茲曼警告說。在我看來，娛樂化在文學藝術領域的表現尤為顯著。娛樂代替了創作，甚至也代替了思考。娛樂是互動式的，“互動”是當今時代的一個時髦理念，所謂“互動”，總是一方為主動，一方為被動，主動的一方以娛樂的方式向被動的一方獻媚——媚俗，被動的一方在娛樂中高興地接受娛樂，娛樂至死。每當看到文學的娛樂化現象，我就常常想起高脫弗烈特——那個流浪的小商販對小約翰所說的話：唱歌是心的聲音，“一個人需要唱、應當唱的時候才唱，不應為了娛樂而唱。”覺得那真是一個空谷足音，讓人警醒。“唱歌是心的聲音”，這個說法與《毛詩序》中一段話的意思相近，那是一段著名的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乎!今之文藝，有幾多與“心”相關呢?

　　《約翰·克利斯朵夫》寫了約翰的幾次愛情，當時也讓我著迷，而且，有的愛情結局也讓人深思。有一位貴婦人聘請約翰為自己十五歲的女兒彌娜上鋼琴課，不久，約翰愛上了這位小姑娘，并以“將來要做一個大藝術家”向她許愿。但彌娜的母親不同意這門親事，她直白地告訴約翰說，以他的出身、門第和財產都沒有資格娶她的女兒。彌娜聽從了母親的意旨，對約翰開始疏遠起來。這使約翰既痛苦又憤怒。類似“將來要做一個大藝術家”的許愿，也許是許多人年輕時愛開的一個空頭支票，自以為豪情萬丈，其實一文不值。約翰后來又愛上了一個開小雜貨鋪的年輕寡婦薩皮納。薩皮納是個慵懶的、蒼白的、病弱的女人。她對自己的小店鋪懶得經營，常常把顧客打發走了，約翰卻認為她是個自由的人，不受任何約束。薩皮納也愛約翰。他們一同到鄉下薩皮納的哥哥家過了一晚，那一晚，薩皮納在屋子里邊，約翰在外邊，門并沒有關，只是虛掩著，薩皮納等著約翰推門進來，約翰等著薩皮納開門讓他進來，兩人就這樣等待著，也猶豫著，生動地寫出了最初陷入愛河時那種微妙的感情和簡單而又復雜的心態。后來薩皮納患流感死了。約翰感到這個世界構造得很不好：“愛人的不被愛，被愛的不愛人，愛而被愛的又遲早有分離的一天。”這種感慨，想來不僅是約翰一人的感慨。

　　約翰晚年，仍繼續從事創作，但作品的性質已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約翰早年的作品是雷雨，晚年的作品便變得恬靜了，它像“夏日的白云，積雪的山峰”。這就是成長。

　　傅雷的譯文是那樣的生動傳神，如詩如畫，爐火純青，很容易地就把人帶入到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去。讀這部書是三十一年前，三十一年過去了，我似乎還能找回當年閱讀時的某些心緒，并且激動不已。

　　在1979年那個寒冷的冬天，二十一歲的我，雖然一時還找不到人生的出路何在，但我已經知道，我的心應該面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