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壯歌者王宗仁

悲壯歌者王宗仁

一篇驚世短文《跪拜的藏羚羊》，擊中了許多已臻麻木的人們內心最脆弱的那部分，一下催醒了國人，讓他們把憐愛的目光投向遠在天邊的小動物……于是一個保護藏羚羊的運動在全國范圍被掀起。

　　此短文作者王宗仁是陜西鄉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汽車兵，他度過極其艱苦危險的年輕時代，四十多年來一百二十多次翻越世界屋脊唐古拉山，用自己的命與青藏高原交心。

　　一篇短文掀起一場全國運動

　　今年春末夏初，一個好消息從青藏高原傳來，中國野生動物保護組織宣布：中國藏羚羊的數量回升，滅絕危險基本消除……現在人們駕車經過高原，經常能看見三五成群的藏羚羊躑躅徘徊，這是近二十年來所沒有的景象。北京市政協委員、著名環保專家郭耕說，“我都想掉眼淚，想想那些藏民和志愿者們十年的努力，用鮮血保護了這些可愛的小生靈，使它們能夠在四周人類的暴戾下，稍微喘息一下。這時候我想起了倒在偷獵者槍口下的可可西里保護站的索南杰達……”

　　在這天大的功德面前，有一個人很沉默，絕大多數人可能不知道，在保護藏羚羊方面，這個人功不可沒。他就是解放軍作家王宗仁。這位著名散文家和報告文學家，用一篇驚世短文《跪拜的藏羚羊》，擊中了許多已臻麻木的人們內心最脆弱的那部分，使許多人驀然感動、沉思……

　　《跪拜的藏羚羊》講述青藏高原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多年來殺戮了無數動物的老獵人，一天早上突然發現林子里有一只躲避不及的肥大藏羚羊，很高興，準備射殺。跑不脫的藏羚羊突然跪在地上，眼含淚水，向他作揖。但他還是冷漠地扣動扳機。在他剝解獵物時才發現，藏羚羊肚里懷著一只小羊，它是為了孩子向人類跪拜。這個老獵人心靈受到巨大震動，從此丟棄獵槍，不知所終。

　　這篇美文在藏羚羊保護最艱難的時刻，像炸彈一樣炸響，震撼而又無形，一時間有上千家媒體轉載，還被收進小學課本，人們看到或聽到這個凄美故事，無不動容。

　　“《跪拜的藏羚羊》讓許多人內心發痛，”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著名作家石英說，“一下催醒了國人，讓他們把憐愛的目光投向遠在天邊的小動物……于是一個保護藏羚羊的運動在全國范圍被掀起。”

　　可以說，一篇短文掀起了一個全國性的運動，保護了一個物種。

　　因為這個故事太真實了，太突出了，人們反而不關心作者是誰。于是王宗仁在這件事上一直無名。他總是和善地微笑著，從不聲張。
這樣的人貌似普通，但身后的積淀源遠流長，這樣他才能在關鍵時刻靈光一現，感召世人。

　　王宗仁是陜西鄉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汽車兵，他度過極其艱苦危險的年輕時代，四十多年來一百二十多次翻越世界屋脊唐古拉山，用自己的命與青藏高原交心。他見慣了死亡，多次親眼見到自己的戰友兄弟離他而去，于是他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懷戀英雄，歌頌壯烈而美麗的死。藏羚羊之死只不過是他悲壯作品中的一篇。作家柯云路說，在時下國人驕奢淫逸、浮躁難耐的氛圍下，一個知道苦難的作家，對人們的作用、對一個民族的作用非常大，他們是清涼之水、清世之音，能夠讓我們不忘過去，應對未來。永遠難忘那個寒冷的早晨

　　王宗仁現在是中國散文學會秘書長，安家北京，但他總覺得生活在內地有哪點不對，他總想著高原，腦海中總浮現出那雪山冰湖藍天的樣子。有許多年輕時戎馬高原的內地人像他一樣，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留在了高原。以后不管身在何方，總覺得青藏高原才是永遠的故鄉。于是許多到過青藏的人都懷疑，那里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攝持了漢地游子的靈魂。

　　這種神秘的力量有一部分其實就是來自過去年代的英雄主義和壯麗犧牲。王宗仁感到這種精神在現在越來越少，越來越不被重視，于是他越來越依戀高原，越來越只要一有可能就撲向高原。

　　一百二十次翻越唐古拉山創造了一個文人、一個軍官、一個作家的最高紀錄。這當然也把當下時髦的自駕車、拉薩八廓街淘什物的紅男綠女遠遠甩在后面。上天見憐那些認真的、貧苦的、有責任的人———最開始他是用命去認識高原的，他是中國最無望的人———農民討生活而去高原的，他用窮人的腿走高原。他當然很有資格不屑那些帶著氧氣袋上高原的白領們和現在許多附庸風雅的作家藝術家。

　　1958年，王宗仁告別秦川的父老，帶著一個求生存圖發展的夢來到部隊，沒想到分到這樣一個嚴酷的地方當汽車兵。他很懊喪，總想著能夠逃離“鬼地方”。

　　五十年代的天非常冷，在攝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溫下，王宗仁穿著滿是油污的破軍襖，駕駛著德國二戰時的大卡車。渴了吃一口雪，餓了拿出凍硬的饅頭，歪在硬椅背上睡一覺，一個月也洗不上一次熱水澡……

　　每天早上冒著極度嚴寒走出屋的第一件事是烤車。這種老爺車，沒有馬達，沒有啟動機，有的車一夜不能熄火，早上烤車一個多小時———否則車子開動管子就會憋斷……王宗仁手凍得跟饅頭一樣，還要到高原上去挖紅柳根，用來烤車。稍長，他明白這是破壞最脆弱的環境，心很痛，但是沒辦法。
“當兵沒多久邊境就發生戰爭，汽車往中印邊境疾駛。”

　　王宗仁坐在位于郭沫若故居里的中國散文學會辦公室里對我描述四十多年前的情景：“交戰雙方正你死我活地拼搏著，車上運載的是限時送到的戰爭物資。沒想到突然拋錨了，這時一輛接一輛汽車從你身邊駛過。大部分連看你一眼都不看就一陣風似的過去了。這使你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有的則一點剎車問一聲你需要什么，或遞過一個在排氣管上烤得焦黃的饅頭。這突然給你一種溫暖……”

　　那個時候，車不能出毛病，不能出事故，否則人們只能把你扔在那里。王宗仁回憶道：“有一次我和副駕駛兩個人被扔在了方圓四百里不見草木的柴達木。那時攔車很難，往往兩三天才有一輛車停靠，我讓副手去找人。白天我到道邊的一個破屋里等待，晚上就拿著沖鋒槍回車看守，車上裝的是珍貴的戰略物資，不敢睡著。風聲鶴唳，野狼來了，我與它在荒原上互相守望，它的眼睛盯著我的沖鋒槍，知道厲害，于是慢慢告退。”

　　王宗仁說，那時的難忘事很多，有一件發生在藏北的一個兵站：清晨汽車兵們冒著攝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奇寒，在汽車底盤下點燃起一堆堆篝火烤車，周圍站著一群饑渴的藏族小孩，隨時準備哄搶烤車所剩的柴火。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阿媽，死死盯著他旁邊的幾根紅柳根。老阿媽衣衫襤褸，滿臉滄桑，腳上的藏靴有好些洞。出于同情，王宗仁將那紅柳根送給了阿媽，她感恩似的一下子跪在他面前。就在這當兒，連隊的一位中尉軍官不知出于什么心態，上前一腳踢飛了阿媽懷里的柴火，那些孩子歡叫著搶走老人的柴火。老阿媽哭天喊地嚎叫著……老人的哭聲揪著王宗仁的心，他很難受。執行完這趟任務回到駐地，便給團領導寫了封信，反映了這件事。后來團政治處轉發了信，并加了按語，要大家引以為戒，搞好藏漢關系。

　　“老阿媽的哭聲在我耳畔響了幾十年，折磨了我幾十年。想來老人早已作古，可我覺得她還不甘心地活在這個世上，她有滿腹的話要訴說，那位中尉軍官不知今在何方……”

　　王宗仁現在生活很富有，但他總宣講苦難，對現在志得意滿的年輕人宣講苦難，他駁斥那些“不協調音”的議論，認為這是對年輕人十分有用的一種情感激勵，未來每個人的生命之途難以預測，苦難之師，應時時牢記……歌頌“死亡”的作家
王宗仁每次上高原必去祭墳。

　　在昆侖山下荒漠中有一片掩埋著760多名高原軍人遺骸的墓地，王宗仁每次翻越雪山必去那里憑吊和尋找什么……“每個墳包里都有讓人落淚的故事，都有一份母親在遙遠的地方無望的淚光。一個女人的墳，一個戰友合葬的墳，一個團長的墳，一個兒童的墳……”王宗仁在文中寫道。

　　可貴的是，高原人面對死亡有一種內地人沒有的坦誠，在那里，死亡成了一種力量，他們稱這為“死亡效應”。“我的筆尖如果離開了死，就是離開了高原軍人最閃光的心靈。我終于明白了青藏兵站部為什么要投入一大筆資金，將荒野上的亂葬墳搬遷到離格爾木不遠的地方，建了這么一座規模宏大的陵園？”

　　這是中國最大的陵園之一。

　　在760多名烈士中，少說有一半人已經記不起他們的姓名了。他們有一半是王宗仁同時代的戰友，有一半更年輕。不過他們死時都年輕。

　　王宗仁如數家珍般回憶逝者之況：1955年10月，在進藏的風雪路上，土匪的槍口瞄準了軍車，女衛生員沖上去死死地抱住了槍口，掩護了一車的戰士，而她連個姓名都沒留下，戰士們就地掩埋了她，誰也不知她的姓名，就刻上了五個大字：高尚的女兵。至今快五十年了，那墳還在，而她的親人卻不知她去了哪里，至今也不知還在否？

　　五道梁海拔4818米，一年四季不管哪個季節，似乎都沒有生命的意識。五十年代，一個畢業于內地某音樂學院的女文工團員，帶病來慰問演出，唱完《三杯美酒敬親人》后倒在兵站的帳篷里再也沒有醒過來。汽車兵將她的遺體運下山，把敬酒歌抄在紙上，埋進了為她造的空墳里。高原總有神秘的事情發生，有老戰士信誓旦旦說，曾在五更夜看到她一身軍裝在月夜下唱歌。

　　王宗仁也永遠忘不了六十年代初冬的一天，五名到唐古拉山執行護線任務的女兵，查完線路后坐在路邊等車回駐地。她們太累了，等著等著就在風雪中睡著了。次日凌晨，山中的公路旁鼓起了五個潔白的雪堆，五個十八歲的女兵永遠睡在了那里。從此那里留下了一個新地名：五女峰。

　　王宗仁有一個中學同學叫王志紅，和他分到一個車隊，平叛的時候，他們一起出車巴彥格拉山，兩車距離500米。來到一個有土匪伏擊的山谷，他們要以最快速度沖過去。結果沖到一半的時候，王志紅的車突然壞了，這時誰也幫不上他，因為每輛車上都裝滿物資。別的車都沖過山谷不見了，王志紅只得棄車出逃，他跳下車跑了幾步，就被土匪掃射犧牲。戰事頻繁，部隊把他就地掩埋。沒有榮譽，沒有追悼會，甚至是按事故處理的，因為違反規定跳車了……
“早上還在一起說笑，僅僅這一跳，他就走了。我至今還記得他笑著的小圓臉，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后來去過多次，再也找不到那個地方。人們都不知道，甚至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只有我們幾個戰士知道。我覺得給人的刺激太大，不敢見他的家人。可憐的母親想兒子幾十年，現在在地下，恐怕西望高原……”

　　王宗仁現在是赫赫有名的散文家，他承認他的源泉來自那時的苦和犧牲。“那時我們都不知道下一刻是怎么死？我每天最幸福的時刻是晚上躺在帳篷里，心想人車又安全了。哪敢想成名成家？”為了紀念戰友而去寫，反而使他成功。

　　這些普通人的死亡當時看來平常，現在回想起來都異常壯麗，比如他的一位戰友，途中突然有了嚴重的高山反應，頭部劇烈疼痛，似乎馬上就要爆炸。這位戰友不得不用背包帶把頭部緊緊地勒扎起來。他不能停車，因為前方等著物資，可是他離前方兵站還有四十公里。他忍受著難耐的劇痛，不得不用拳頭去砸鬢角。實在痛得無法忍受，便以拳頭或鉗子擊打鬢角，直到麻木為止。四十公里路程他走了近五個小時，車在兵站停下后，同志們圍上去一看，他趴在方向盤上已經停止了呼吸。大家把他的尸體從駕駛室里抬下來，抱著他痛哭不止。

　　“有勇氣把骸骨留在世界屋脊上的人一定是好漢。這尸骨，是從昆侖山鑿下的一塊莊嚴而強悍的硬石，為所有越過它的后來人做碑用。”這段話出自王宗仁的報告文學《死亡線上的生命里程》的序言。給高原人哪怕有一點幫助

　　那個時代，生活艱苦，山河壯麗，生命易逝。王宗仁有一種強烈的表達欲，于是他開始寫作。他經常趴在汽油桶上，點著煤油燈，一寫一夜。

　　“在平叛時，有一次我來到唐古拉山腳下的花石峽兵站，突然發現，雪特別大，太陽特別紅。當地有民謠：‘花石峽，花石峽，照著太陽把雪下。’經過了血火間隙，我感到了一種無邊的寧靜，很受感動，連夜寫出文章。早上，我把文章封好，找文書蓋上軍郵戳，來到大路邊，攔車求人把信稿帶到蘭州扔到郵筒里。攔了好多車都不停。后來碰到一個老司機停下修車，我問了幾聲他都沒回答，面無表情。我就把信稿放到車座上，他仍沒吭聲。我離去后內心忐忑，不知他會把我這篇稿子怎么處理。過了幾個月，我突然收到一本雜志，上面登了那篇文章《夜宿花石峽》。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我從來沒有寫過，怕寫出來就把美好感覺破壞了……我現在還記得那個老師傅的樣子，這兒敲一下，那兒量一下機油，那是輛蘇聯的吉斯車。”
就這樣，王宗仁邊準備奉獻生命邊寫作，戰場上吟詩是一種美麗死法……西藏軍民的物資供應都是他和戰友們冒著槍林彈雨運上去的。戰爭結束了，他也成為有名的戰士作家。經過中印反擊戰，他立了三等功，作品也一疊。

　　王宗仁從列兵干起：上等兵、下士、中士、上士，所有兵的階段他都干過，每個臺階都有作品發表，然后是準尉、少尉……另一個系列，學員、副駕駛員、駕駛員、副班長、文書、排長、連長……他都做過。中印前線七個冬天，他剛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總政一聲令下把他調到北京搞宣傳和創作，讓他寫劇本拍電影，他不愿意去，感覺很突然。他已經無可就藥地愛上了高原。

　　以后每年都要數次回高原，三十年一貫制……

　　“我每次置身于青藏高原那個特殊的環境中，和那些黝黑的、口拙舌鈍的高原人交流時，就有一種很強烈的感受，作家如果沒有良心，沒有同情心，不能給渴求讀書的人送去一份健康的情感，就愧對父老鄉親，枉活一場。

　　“我不會忘記這樣一個令我心酸的鏡頭，一個三口之家的游牧牧民，大雪壓頂的隆冬擠在一頂祖輩傳下來的舊帳篷里。三雙凍得餓得失去神采的目光望著我們……每次回憶起這家人，我就努力要求自己做個思想純凈的人，把全部激情都用來燃燒自己，給高原的人們哪怕有一點幫助。

　　“在全球化的熱浪中，人們越來越浮躁，但我每次來到青藏高原，和那些游動在草原上的軍民們在一起時，便深深感到這兒亙古不變的純凈。那樣浮躁的一百年和這樣純凈的一百年，都是一百年，就看你選擇哪種生活了。”

　　就是在這種心境下，王宗仁寫出《跪拜的藏羚羊》。他早就聽說了這個故事，一直不舍得寫出來，生怕糟蹋了這個素材。那時，藏北無人區的英雄索南杰達剛剛犧牲，他的繼任者又死在崗位上，一種悲壯的情緒彌漫，他再也忍不住了，草稿都沒打，一遍寫成，發表在《新民晚報》上……

　　可以說，嬌美的藏羚羊是王宗仁所有美好感情的一種幻化，從那凄美的死亡中可以看到女戰士的影子、他的同學的影子、所有犧牲了的戰友的影子，他為他們而寫作，覺得這樣才能對得起這些逝去的年輕生命，也對得起現在正活蹦亂跳的年輕人。為年輕人寫死亡、寫苦難，這就是王宗仁。
原載《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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