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鳳凰衛枧 第143期《世紀大講堂》
動感西部 —— 肖云儒
許戈輝:“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各位好,這里是大紅鷹·世紀大講堂,我是許戈輝。既然我們的大講堂開到了西北工業大學,那么我們的話題當然應該聊聊西部。其實從國家在2000年提出了開發和建設西部以來,我們就聽到過專家、學者各種各樣的論述,有的是從經濟角度入手,有的是從法制角度切入的,而今天我們的主講嘉賓,將為我們提供一個非常非常別致的觀察與思考角度,那么這個角度到底是什么呢?我們一會兒再揭曉。首先還是來讓我們認識一下我們的演講嘉賓肖云儒教授。
肖云儒簡歷
肖云儒,祖籍四川,1940年生于江西。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
著名文藝評論家,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現任中國文聯委員、陜西省文聯副主席、陜西省評論家協會主席、中國西部文藝研究會會長,兼任西安交大、西北大學、陜西師大教授。
30多年來,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及其他作品550萬字,出版專著和作品集有五卷本《對視文化西部》書系、《中國西部文學論》《八十年代文藝論》《民族文化結構論》《獨得之美》《獨步嵐樓》等14部,主編過《中國西部文藝研究叢書》(8冊280萬字),擔任過《長青的五月》《追日》《黃河不息》等十多部電視文化片的總撰稿。先后獲得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圖書獎、廣電部“星光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獎、陜西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近20個獎項。
許戈輝:肖教授,您好!我知道您的祖籍是四川,您生在了江西,按照我們中國人通常的算法,您應該算一個南方人,對吧?
肖云儒:是,應該是南方人,長江水系。
許戈輝:那您為什么這么鐘情西部呢?我聽說您基本上西部的每一個地方都去過。
肖云儒:我在西部各個省的每個地、市我都去了,不能說每一個地方。
許戈輝:我發現您現在一介紹說,我們西部人,您已經把自己完全算作一個西部人了。為什么會這樣?
肖云儒:就因為我是南方人,我長在山靈水秀的南方,再加上我的家庭,我從小沒有父親,在母系的這種氛圍中長大,因此我內心覺得我缺鈣,缺西部人的這種豪強精神,所以來到西部我一見如故,我來到了一個我正需要各種精神營養的地方,來到了制鈣的工廠。
許戈輝:您第一次到西部是什么時間?
肖云儒:我1961年大學畢業就分到陜西日報,工作了二十年,寫新聞。
許戈輝:您覺得西部最讓您震撼的是什么?
肖云儒:最讓我震撼的是西部的豪強和那種古道熱腸的、沉郁內忍的那種精神。特別到西部的昆侖山腳下,就能感覺到那種永恒的象征感,給我生命里面充實了很多東西。
許戈輝:剛才肖教授也介紹了,說他大學畢業以后就分到這邊,大學學的是新聞。我們在中學的時候,都學過語文,寫散文要怎么寫?老師一定會告訴你們一句話,說散文要。
同學:形散神不散。
許戈輝:沒錯了,“形散神不散”,知道這是誰提出來的嗎?
許戈輝:往這兒看,肖教授提出來的。肖教授,那您看,您長期以來從事的是文化理論的研究,比如像文藝批評、文學評論,這個應該屬于叫做比較背景的基礎理論的研究,或者我們還有一種說法叫底色研究。但是現在有關西部建設和開發應該說是很切實的,那您為什么會從一個理論家又關心到這些很切實的話題呢?
肖云儒:這有兩種原因。一個,跟我的原來的職業背景有關,因為我是搞新聞搞了二十年,就是從現實的,最當下的問題切入,來關愛這個社會,這是傳媒的一個職業道德。
另外,我自己在搞了文化理論之后,覺得對于新聞(涉及)的這些最根本的或初淺的社會問題,要有一種文化的和生命的提升。所以這樣就把兩者結合起來,兩極振蕩產生了一種效應。
許戈輝:那您既不是從經濟角度,也不是從法制角度來入手,我倒特別關心,您這個角度,獨特的角度到底是什么樣子的呢?
肖云儒:文化,文化心理,從民族學、人類學,特別是文化心理學角度(研究西部)。所以我曾經說,我關注西部,是關注西部的軟件。軟件里邊又分兩部分,一部分是硬軟件,像投資環境、通訊、交通,包括文明禮貌。一部分是軟軟件,就是文化心理,文化心理的優勢、劣勢、資源,我關注的是軟軟件,是“軟中之軟”,但是它又決定著西部未來的走向,又是非常硬的東西。
許戈輝:你看,肖教授一會兒給我們帶來的這篇演講,它的題目就非常具有文化感,而且還具有一些時尚感,這個題目叫“動感西部”。好,有請肖教授。
肖云儒:西部在世人的印象中,特別從乍到西部的人印象中,都是一種沉滯的,有些落后的、靜態的一個環境、一種印象。這個印象是絕對有道理的,GDP低說明了一切。但是我在西部四十多年的人生實踐和我對西部二十多年的理性思考,我心理活躍著另一個西部,這就是鮮活的、動感的西部。在靜態西部之外有一個動感的西部。我想用另一種眼光來談談我對西部的印象。
中國西部,簡明地說它是一個什么樣的地域呢?為了大家好記憶,是以帕米爾山結為圓心,帕米爾山結到黃河的晉陜段,也就是到壺口瀑布為半徑,在我們祖國土地上畫的一個弧,這個弧的西邊就是中國西部。
西部是中國的,也是亞洲歐亞大陸的制高點。西部是中國乃至于亞洲的山之根、河之源。
這樣一種地老天荒的時間感覺和高山大川的空間感覺,它決定了西部的象征感。它象征著歷史,象征著人類,象征著我們的生命。所以我們民族的許多象征性的名詞都出產在西部。大家知道珠峰,應該說是人類的,不光是物質的是精神的制高點,珠穆朗瑪,青藏高原這是一個象征。絲綢之路、黃河、長江是我們的母親,壺口是經常出現的,長城、黃土地等等,這些我們民族的象征物出產在西部。
但是西部在現代又是一個砝碼。在現代進程中西部稍有落后,滯后了,但是西部同時以自己多年來積累的價值標準,像古道熱腸,像沉郁內忍,像堅韌不拔,這樣一些價值坐標,構成現代生活和現代人精神天平的一個遙遠的砝碼。它是現代人精神的減壓閥,是現代人思想的整流器,是現代人心理的平衡儀。
那么動感西部我們怎么看呢?我是這么思考的,我想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 就是從民族共生來看動感西部。
中國西部50多個民族,中華民族56個,除了少數幾個,像赫哲人、鄂倫春人(沒有),如果把內蒙包進來,那就全有了。95%的民族西部都有,是中國人種的博覽會。什么叫民族雜居,從文化上講就是帶著各民族不同文化因子的人共居一起,因此它必然會產生文化的交流、融合、整合、沖撞,最后是雙贏、多贏、共進。所以這樣一種雜處的生存狀態,必然要導致雜化的心理,它導致西部人的心靈底色中有比較大的豁達的容受、兼容空間,西部人的視覺轉換的頻率比土地文化區的人要多、要強。西部人智慧雜交的能力也比土地文化區的人要強。
我在烏魯木齊的巴扎,可以看見很多維族、哈族人,在買菜討價還價時,隨時轉換語言。他可以說維語、哈語、漢語、蒙語,但是我們在那個地方生活了三十年的漢族人,永遠是一種語言,為什么?他沒有處在游牧地區這種共居狀態,他的智慧雜交能力相對滯后。
王蒙,大家知道著名作家,曾經在伊犁,西部邊陲流放了二十幾年,他后來寫過一本在伊犁的紀實文學,他描繪了西部靜態生存的雜居的狀態。他寫一個大雜院,住了七、八個民族,有哈薩克的、白俄羅斯的、俄羅斯的還有像王蒙這樣漢族的人,住在一個雜院里邊,用一種“協和”語言,不是日本人的協和語,而是一會兒夾雜著幾個維吾爾族語言,一會兒夾雜著幾個漢族語匯,共同交流著。
有一個女作家,是天津的張曼菱,寫一個中、蒙、蘇邊界,阿勒泰地區,大家想象著北疆(那個角),她寫的題目叫《唱著來唱著去》,她既是說民族雜居共生的,沒有國界、沒有民族的疆界,更是說各民族之間心靈和感情沒有疆界,可以唱著來唱著去溝通。是一種動態生存中的雜居。所以這樣一個雜居、雜交、雜色,使得西部文化在整個中國文化中有了非常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想給大家說一個小例子。中華民族,我們過去是以漢族為中心的一種歷史觀,中華民族的源頭實際上不止是漢族。大家知道敦煌,知道吐魯番和庫車的千佛洞。這都是中國文化重要的源頭,從印度文化,歐洲和伊斯蘭文化引進。就拿漢族文化來說,大家知道我們的軒轅在陜西,軒轅使得中華各部落,最后整合為一個中華民族的整體形象。我們的周禮,連山東的孔子都說,“吾叢周”,我是信服周禮的。我們的秦制,秦代的政治制度一直延續二千年,到1912年辛亥革命。我們在漢代,獨尊儒術,董仲舒,使得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精神有了主心骨,這就是儒教。我們的唐代開放多維,使得儒道釋,就是儒道佛,成為中華民族三足鼎立的三大文化坐標,這使得我們中華文化非常穩態,不至像印度和埃及文化流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有這些都發生在西部。
(一帕結束)
西部還有一個更大的功能,就是使得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我開玩笑說,我們的民族文化歷史進程是以四分之二拍子前進的,強弱、強弱、強弱。每當一個王朝,它單維統一渾然一體的時候,二三百年后開始衰弱,因為它閉塞,然后西部和北部的少數民族,就是我們西部人,用流血的或者不流血的強行的文化交匯,入侵中原,給我們民族輸鈣,然后產生一個變亂的時代,然后又一個新王朝誕生,強弱、強弱。大家知道在周代之后是春秋戰國,那是一個多維的時代,然后產生秦、漢帝國的統一。秦、漢之后又開始是魏晉南北朝。西部和北部的民族入侵中原,導致動亂。最后涵蓋、吸收、整合,導致隋唐帝國的建立。在隋唐帝國之后,又出現了五代十國,這樣一種多維交匯的局面。然后有宋代。宋代以后,大家知道有元代,元代就是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異質文化。元以后有明,明是漢族,但是明以后是清,大家知道,清是吳三桂不抵抗后,從關外進來的,是金人。當然五四運動以后,世界各國的文化都涌入了。強弱、強弱,西部就是這樣,以自己的價值坐標和生命力,給中華民族的歷史,周期性的輸鈣,使它更新。
那么現代社會是一個什么社會?大家都知道,我們常說地球村。現代人不僅固著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村里,自己的城市里,就是血緣、族緣、地緣,而且固著在世界一體化的經濟格局中,世界文化的總體格局中。所以現代人就處在一個非常雜化的時代,一個復雜的世界,催發著、呼喚著一個復雜的主體,就是我們的主體。它希望我們每一個人心靈里邊都有一個復雜的鏡子,能夠多面的照射這個世界的復雜性。所以現代人有一個很基本的素質,就是需要有雜化的心態和雜色的心靈和精神底色。這就有可能使得西部這個雜居共居體成為一個潛在的優勢。
從這里就能夠看到,動感西部第一個現代潛質,就是西部人多民族雜居的這種狀態和現代人跨社區發展狀態是相應合的,它給現代人的很多要求提供了潛質。
第二個,我們可以從文化結構來看動感西部。我們在談到文化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交流是文化發展的必要條件,這是對的。沒有交流文化怎么發展?要得富先修路,經濟況且如此,何況文化。但是我們常常忽略了很重要的另外一個方面,隔離也不光是文化發展的消極因素。我曾經專門用過一個詞,叫隔離機制。文化的隔離機制,同樣是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甚至于必要的因素,文化的交流機制和隔離機制,和人跟它的影子一樣,是如影隨形存在的。大家知道隔離機制是一個地方文化生成個性的必要條件,是一個地方文化形成傳統,并且保存下來的必要條件。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沒有民間文化,因為它沒有隔離,它全是些批量生產的光盤(等等),只有那些閉塞的地方,才有著非常鮮活的民族文化淵源。所以,隔離機制在西部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可以說,我作為一個西部人,可以很痛切地說,西部是以自己艱難的生存,是以自己的荒蠻和落后所造成的隔離,造就了世界四大古文化的出現。
正是因為(西部)幾千年的隔離,導致歐亞地區的人只能用自己局部的智慧,來創造只屬于自己的文化樣態,所以這才形成了這樣一個歐洲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東亞文化的這樣的地圖,而中國西部大家知道在中間阻隔著。但是文化又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它跟電、跟水是一樣的,它要往低處流。在歐亞文化,形成了一個歐亞文化的密集圈,中國西部是文化的疏離圈,文化很落后。歐亞文化密集圈外部,非洲、澳洲、美洲,又是文化的疏離圈,這個時候文化密集圈內的文化,開始要探索著向心的向中國西部交流,也要離心的向美、澳、非交流。大家知道這個時候就出現了歷史上千千萬萬個馬可·波羅,他們探索著東邊的人在怎么生存,也出現了千千萬萬個張騫和班超,他們探索著西邊的人在怎么生存,開始交流,這種交流的結果就形成了我們西部四圈五線的一種文化網絡狀態。
第一個,就是新疆的西域絲路文化圈。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圖,新疆的西域絲路文化圈。
第二個,就是青藏高原的藏傳佛教文化圈。
第三個,是河套河西地區的,甘肅寧夏的伊斯蘭文化圈。
第四個,是西南川滇黔桂(廣西)的多民族文化圈。
第五個,是長江腹地(四川盆地)和黃河腹地,廣大平原和黃土地的農耕文化圈。形成這五個文化圈。
這五個文化圈又用四條文化要道,也是交通經濟要道,把它勾連起來。西部文化通道的起點就是長安。由長安往西的絲綢之路,一直把中國黃河腹地的農耕文化,跟西域文化,跟地中海波斯文化勾連起來。由長安出發,到蘭州西寧,翻過唐古拉山,進入拉薩、尼泊爾、印度的這個唐蕃古道,它把我們中原文化、黃河腹地農耕文化和藏傳佛教文化,和印度等四大類文化勾連起來。由西安到寶雞,走寶成路和成昆路往南,從瑞麗出境一直到中南半島泰國緬甸的路,叫做南方絲綢之路,它把農耕文化,和川滇黔桂的多民族文化,和南亞文化勾連起來。由長安出發往北,古秦直道的基礎上,秦直道被稱為秦代的高速公路,據說有50米寬,以那個為基礎,一直向北通到貝加爾湖,把蒙古族的文化和中原連接起來。
這樣五圈四線的文化的結合部,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叫漩渦共生區。就是在海北山南地帶,青海湖以北,祁連山以南,這是藏傳佛教區、伊斯蘭文化區、西域文化區和土地文化區結合部,形成一種漩渦狀的雜色文化區。在一個不足一個地區那么大的地方,有五六個小民族,大家知道,撒拉族,班禪額爾德尼的故鄉,東鄉族、裕固族、土族、保安族,都在那個地方,它們沒有多大,最多就是一兩萬人。他們在大民族的擠壓中倔強地生存著,而且廣納百川,把各個文化因子拿來鑄造它自己的文化,生存得非常有活力。
我現在想說的是,現代人,我們的現代社會,就進入了一個多維交匯的開放的時代。文化在歷史上的發展階段,是三個階段。 一個是隔離發展期。我前面講了,西部的隔離導致他們發展,形成個性。 第二個,是選擇發展期。通過競爭,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第三),然后到了當代,進入綜合發展期。綜合發展期就是不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我們打仗,我們競爭,我們文化論辯,但是我們雙贏,我們互相吸收對方的有用的文化因子,吸收對方的碎片,像馬克思吸收黑格爾跟傳立葉的理論,哪怕你是真理的碎片我都吸收,我把你的主干不要,來壯大自身。這樣一種文化,當然是很有生命力的。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到過一個地方,是甘肅,也就是那個漩渦共聚區永昌縣的者來寨,那個地方現在殘存著羅馬十字軍東征的一支后裔,現在只有400人,當年是1200人,被我們漢代收編的,叫驪千人,現在國務院還沒有承認它是一個民族。
那里的人,我到者來寨去,大都是高鼻梁、深眼窩、頭發卷,倒不黃,因為漢代到現在。他們很窮,穿的那個衣服揉的跟南方的腌菜一樣,這就是在羅馬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公元前50年,羅馬首席執政官克拉蘇的長子,帶領一個部隊在安息,就是現在的伊朗,打了一個敗仗,他們流落在我們中國的西部,整整十七年。最后跑到了河西走廊,在永昌這個地方出現,被我們的西域都護使,叫甘延壽和他的副將陳湯,主要是陳湯,一仗下來把他們打敗。因為他們已經流落了十七年,很弱了。然后就把他們安置在這個地方,永昌的者來寨,當時有1200人。這樣的一個民族能夠活到現在,它現在不是個民族,它是一個部族,而且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協會,非常強勁的生命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這種多元文化雜交給予他的活力。
所以,當代的綜合發展能夠在西部人的潛在的文化心理中,找到自己的對應物。美國學者詹明信說過一句話,說現代人,特別是后現代人,在把握這個世界的時候,它由歷時態的線性把握,歷時態就是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從時間角度)線性的這么來把握歷史,轉化為共時態的,就是共生并存的共時態的(從空間角度)把握。大家知道共存是什么?就是多維,多維共存,這就使否定性的競爭進入了綜合性的競爭交匯。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多維所構成的底蘊,文化開放所容受的宏大的結構,文化的綜合所形成的統攝力量,就構成現代人的重要素質。(這些)也可以在西部人身上找到潛在的因子。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動感西部的又一個潛質,這就是西部文化多維向心交匯,和世界新大陸文化多維離心交匯的應合,西部文化的動態多維組合和當代世界文化的綜合發展趨勢(的應和),應和了這個趨勢。
(二帕結束)
第三,我們還可以從生存狀態來看動感西部。人類自古以來基本上兩種生存狀態,一種是動態的,一種是靜態的。從歷史上來說,一種是在家里,我們活著,家就是一個穴居,“穴”下面一個“豕”(豬,后游牧時代的定居家畜),這是我們農耕文化的象征。
但是在動態生存區,游牧區,它是移畜就草的,隨畜就草,哪兒有草原,我的牛群、馬群到哪兒,我的人跟到哪兒,我的帳房就蓋到哪兒,終生在漂泊中渡過自己的一生。所以康巴漢子,藏族的一個支脈,它有一個風俗,康巴漢子如果有一個親人被仇人殺死,這個康巴的小伙子就終其一生,要找到這個仇人,哪怕什么都不干,三十年也要找到他,永遠在流浪中,非找到這個人把他殺死不行,康巴整個民族就接納這樣的漢子,走到哪兒都有吃。像磕長頭的人,走到哪兒都有糌巴、酥油供給。他們這個民族文化是認可一種強悍的漂泊性存在的。
我們漢族不一樣,我們有一個風俗大家知道,你們來上學之前,肯定家里要給你殺雞,陜北還要宰羊,叫餞行。為什么餞行?現在當然是一種禮儀,實際上是一種對動態生存的恐懼感遺留下來的一種風俗。就是說我的孩子上路了,路上車翻了怎么辦,住黑店強盜搶了怎么辦,種種風險,因此先吃一頓,咱們團聚一下。
那么你們回去,寒假回去,你媽你爸又要給你燉雞,為什么?叫接風,為什么接風呢?就是慶賀你離開了一個危險地區,又回到了這個穴居的這個家里。這就是我們的風俗跟游牧人的風俗完全不一樣。他們視動態、視漂泊為常態。
那么在西部,西西部,特別是(那里),有六個動態(生存)群落。第一個是草原上的牧民,游牧的群落。哈薩克、蒙古、維族,一個是生活在新開墾的處女地上的集團性移民。比方說生產建設兵團,比方說我們的酒泉基地。為了叫我們的邊防鞏固,(清代還在伊犁)在維族、哈族中間搞了一個(旗人的生存帶),人體長城。這是集團性移民。
還有知識分子在失寵之后,達官貴人在犯錯誤、犯罪之后,流放西部,流放者群體。大家知道林則徐,虎門銷煙之后,“犯罪”了,然后就到伊犁將軍府,在那兒也給老百姓辦好事,修水利。大家到伊犁去,可以看這個地方。
還有大家知道艾青、王蒙,流放者,張賢亮,流放者。當然這是西部最有思想的一批人。
還有失去土地盲目流動到西部的個體(農民),無規則流動,我們叫盲流。大家注意不是流氓,是盲流,他們對建設西部也是有功勞的。
還有現代知識分子,在心靈中放逐自我,文化上邊緣化,他們到西部來尋找真實的人生和自然,尋求文化補償和思考,像我這樣來補鈣的這一批人。例如張承志,大家知道,郭小川,寫過西行的很多詩歌。
還有現在的行走族、背包族。
但是大家是否想到,無論是游牧之游,移民之移,盲流之流,流放之流,軍旅之旅,離散之離,所有的游、移、遷、旅都是什么,都是一個字:“動”。它所告白的西部人,是在一種動態的生存狀態下度過自己一生的。西部人常常將自己的生命,義無反顧地交代給皚皚的雪山和茫茫的草原,他們樂意擁有一個馬背上的人生,一個腳步綿延中的人生。許多西部文化研究、文藝作品,對這方面的研究(和描繪),構成中華文化的重要的一個補充。所以說,無動則無西部人生,無動則無西部文化和西部文藝。
動,意味著什么呢?動,意味著自己和自己的生存環境,多次的剝離。就是這一朵花不停地在移栽,因此它會造成很多心靈上的痛苦。你們沒有下過鄉,老三屆的都下過鄉。乍然從京華盛地一下來到西部荒原,那種心靈的撕裂性感覺,使他一下就成熟了,在一個晚上就成熟了。但是同時,鍛打了西部人的生命力。使得西部人有一種生于憂患的感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和悲劇感,這恰恰是中華民族缺少的。李澤厚先生曾經說,中華民族是一個樂感民族,入世的儒家教給我們怎么樣現世現報,而沒有一種終極的關懷和憂患的東西。但是西部人沉郁之美中,可能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樣一種西部的人文化潛質,我覺得跟現代人也是相符的。現代人,他的成就,文化素質、知名度,跟它的生存半徑是成正比例的。一個國家、一個地方,它的動遷人口,遷居率,跟這個國家的經濟發達程度、文化發達程度也是成正比例的。
美國的未來學家托夫勒寫過《第三次浪潮》、《第四次浪潮》和《未來在振蕩》,他曾經用過“城市吉卜賽人”和“現代游牧部落”這樣的概念。我想他這樣說,所謂現代游牧部落,是指現代人的漂泊和動態過程。他們有的是出售勞動,大家知道打工仔;有的是出售精神,大家知道海歸派,都是在漂泊中了。丁肇中,他的家在美國的一個城市,他就學在美國另一個城市,他的實驗室在德國的漢堡,是地球人。哈默可以在他的專機上簽訂商務條約。
整個的世界現在進入了一個大遷徙的時代。美國在九十年代,每個人每年的動的旅程,相當于八十年前,就是世紀初,1920年左右的八百倍,運動的幅度增加了八百倍!在九十年代中期,美國就有四分之一,23%多的人口,每年都要改變地址。所以美國,有些年輕人說,說我們再不會花大錢來裝飾我們的房子了,我們只花大錢來裝飾我們的汽車,因為那就是我們的家。咱們國內布波族,很酷的布波族,從來不買房子,他只租townhouse,他不買車,特別不買貴車,他買二手悍馬車,因為那可以越野,用完了就走,隨時準備動。這是現代人的生存方式。所以我們從這里又可以看到,動感西部,在第三個方面和現代人有種潛在的應合,這就是西部人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流動生存狀態和生存觀,和現代人在宏觀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流動生存狀態和生存觀是相應合的。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的說明,這只是同構應和,而不是疊合。西部人的動態雜居,和西方人的動態雜居,是處在兩個螺旋段的、不同螺旋段的同位點,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因為西部人的動態生存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自給自足的,他沒有市場的觀念,而現代人是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西部人的動態是群體的、空間的挪移,帳房從這兒挪到那兒,而現代的人的挪移,主要不是空間的挪移,而是心靈的挪移和動感。而且是以個體方式去挪移。而且西部人的動態,至今或者說很晚才尋找到一種現代科學理性來指導他,和用現代的市場經濟的方式來使它轉化為價值,而現代人早就不用(這樣)了。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西部人這種動態感是現代人的一種精神資源,西方、歐洲為什么比我們早進入資本主義階級,原因很多,其中可能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早年是游牧的,游牧部落它是開放、奔放的,叫做“意愿共同體”,我愿意走到哪兒就走到哪兒,我們自愿地結合。而農耕文化,通過族緣、血緣、親緣,把人固著在一塊土地上,這叫“服從共同體”,你是跑不掉的,我們后來又把戶口把它管理起來。所以意愿的共同體,后來發展為城堡,發展為現代的社會,這可能是有它的原因的。
我們開發西部,我們應該認識到西部的閉塞、靜態和落后。不認識這個,盲目樂觀是一種淺薄的表現。但是我們同時應該更深刻地致力于,開掘出西部人文化心理深層次中的那種鮮活的生命力,那種動感因素。如果我們不能發掘這一點,如果我們總是隔岸觀火地嘲弄西部人,或者隔靴搔癢地來給西部人提一些不著邊際的建議,對西部的開發毫無益處。西部的資源既有物態資源,像我們的煤、氣、田、油,又有形態資源,像我們的管理,還有心態資源,就像我今天講的這些。三個資源層面都去開掘,西部的大開發才會是一種良性的循環。
如果光開掘物態層面,管理層面上不去,精神層面跟不上,西部的開發將會走彎路。所以我今天講的最后的一句話,就是西部工業大學的同學們,以及包括鳳凰衛視的同仁們,都來到西部,為我們的西部開發填一把火,出一把力,同時,也讓我們對西部的思考更加深刻。謝謝大家!
(三帕結束)
許戈輝:好,感謝肖教授為我們從文化坐標和心理坐標上呈現了一幅動感西部圖。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問答時間,我希望同學們積極踴躍地把你們心中的疑問或者你們的一些見地向肖教授來闡述一下。我先給肖教授提兩個我們從網上征集的網友問題。
這兒有一個網友,他的網名叫“大問號”。他說,您提出了動感西部這個概念,但是我以為西部的動是原始的,被動的,東部的動才是現代的與主動的,否則的話,為什么東部的沿海地區能夠在商業上取得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些成績,達到現在的興盛呢,正是因為東部人的動的特性,幫助了他們實現了商業上的成就,您以為呢?
肖云儒:我同意他的部分(說法),我也說到西部的東西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現代的我們就用東部這個詞,東部的動不因為它是在東部,東部是土地文化區,對動是不利的。東部的動是首先因為它比較早的建立了市場經濟,是現代市場經濟促使東部的動。那么我們的任務是什么呢?西部的東西的確是有些被動,但是其中也有(主動),因為它生存,爭取生存本身的就是主動,它選擇草地這就是主動。我們現代人的任務就是要將西部這種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動,和帶有某種被動色彩的動,轉化為現代科學理性指導下的,并且有市場經濟操作的這種現代的動態,這是西部振興的一個路子。
許戈輝:這兒還有一個網友,看來他也是對西部人的動,心理還有一點點的疑問,這位網友叫“木馬人”。他說,您提到動態是西部人的潛在優勢,那如果西部人一直具有特性,為什么西部會是今天的狀況?為什么國家需要特別提出開發大西部呢?如何將這種潛在的優勢變為實際的力量呢?
肖云儒:我最后也是講,關鍵要把這個潛在的優勢變為一種現狀,化為現實價值。現實價值有兩個關鍵因素。第一個,就是現代科學理性的指導,包括科學的社會管理,超前的預測,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指導。一個就是,要尋找到西部這些潛在文化資源轉化為市場價值的可操作途徑,又有市場這個形態的引入。我看我們這些年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工作,略有改善,但是由于西部的區位的局限,路子還不是很寬。但是有一點很好,就是虛擬平臺已經沒有空間感了,如何從網絡平臺迎頭趕上。陜西在前不久的國家的統計中間,在新經濟成分排名位居全國第8位,但GDP位居全國的23位,這就表明咱們陜西文化科技力量、信息產業,這些高科技產業在全國有相當的勢力。這是值得我們欣慰的,要更多地把這些東西納入到現代平臺,市場平臺、科學平臺去操縱。
許戈輝:再看一看我們現場的同學有什么問題。
同學:肖教授,主持人,你們好!我是西工大2003MBA的新生,我剛才聽了肖教授講話之后有個問題,就是您剛才提到說,西部的文化在咱們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曾多次為咱們中華民族的興衰提供過動力,就是作為一種供鈣機,我想問一下,在目前咱們中國在世界上應該是局于一個相對弱勢,那么咱們就是說西部在整個中國的經濟中,也是局于一個相對弱勢。那么您認識在這種情況下,西部文化是否正在衰落,還是說西部文化有可能再一次成為中華民族興起的這種輸鈣機呢?
肖云儒:我曾經說,什么叫鈣呢?鈣就是一種很鮮活的,可以激活我們機體的一種物質,我不是給鈣作定義,從文化上來談。我曾經說到西部精神,是絕地反擊的精神,就是生存把你推到絕境了,但是你反擊又生存下來了。你說得很好,西部人如果不能夠在現代發揚傳統的西部精神,精神大家知道,可以抽象繼承,游牧也是一種狀態、精神,絕地反擊的這種精神,是永恒的。如果在現代,絕對反擊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就是更新自己,用更新了的知識層面、管理機制來更新自己,同時保留自己的那種動態生存能力和其它潛在優勢。又用新的東西輸入來更新自己,激活自己內心的動態的東西,西部就可以救活。
我覺得你剛才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中國在世界的地位,跟西部在中國的地位,實際上也有某種同構性,都是第三世界。那么中國目前的發展,被世所矚目,就給西部的開發提供了一個很樂觀的前景。
同學:肖教授,您好!您剛才將西部、西部人的靈魂和精神比喻為鈣,您乃至整個中華民族都汲取到的這種營養,補了鈣,而您在提到西部的時候,又用了閉塞、靜態、落后這樣的詞語,那您認為西部最應該補什么?謝謝!
肖云儒:西部要補它的鈣,它也有缺失的一方面。西部給民族補的鈣,是動態之鈣,雜居之鈣。但是民族要給西部,現代給西部也要補鈣。你比如上海人的這種管理水平,廣東人的敢于闖洋、闖海的這種大膽精神,北京人滿不在乎,雄視天下的那種氣派,也都可以作為西部人的鈣。但是特別是,我覺得最需要補鈣的就是市場經濟。西部最缺的是,怎么樣從傳統的自然牧業經濟和自然農業經濟中大踏步地走出去,進入市場化操作,這是西部最需要的一個鈣。因為在現代,市場不相信眼淚,你到時候拿道德的坐標去說,我們是多么古道熱腸啊,你來吃我的核桃,我都一個錢不要,滿樹給你。市場不相信這個,市場相信非常過硬的,符合市場游戲規則的操作,西部人缺的是這個。所以,它要補現代之鈣,不等于說,這樣西部人就沒有鈣給別人補了,各人有各人的優勢,互補雙贏。
同學:肖教授,主持人,你們好!我是西工大飛行機設計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剛才肖教授是從文化以及價值、精神的這種層面來分析西部開發的問題的,而我們現在很多的時候,是從物質文明和經濟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的,那么這樣兩種不同的視角會存在什么樣的沖突?這樣的沖突可不可以得到很好的融合?謝謝!
肖云儒:這個問題也是一個永恒沖突的問題,也是一個永恒兩難的問題。經濟的發展超過拋物線的頂端的時候,必然影響文化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在它的初期,可能促進文化的發展,文化的發展在它的開始,也可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到了一個極數,一個極量的時候,這個拋物線(頂端)一過,經濟文化的發展必然要產生沖撞。這是歷史的必然,這是人類無可挽回的,是再前衛的理性都無法預測的一個東西。人類和歷史只能承受這種矛盾所帶來的消極后果,盡可能減少這些消極后果,而不可能逃遁出這個消極的圈子中間。
那么怎么樣來減少這種經濟和文化的矛盾呢?我當然要捍衛我這個行當,因為文化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文化的時間、空間的涵蓋面,比經濟利益都要大。因為馬克思說過,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不平衡的,這是永遠的,就是我們說的這個矛盾。但是物質生產跟精神生產來比,精神生產的慣性永遠比物質生產要大。一個是它前衛,它可以用一個主意,用一個思想,帶動社會生產和社會改革。一個它滯后,當這個社會生產力跑到前邊,這個精神還不變,那慣性太大,那么它可能拉后腿,這個東西是必然的。所以最后我說的那個拋物線,將來,你是非線性設計,你去畫一畫,它怎么樣由經濟前衛帶動物質,最后這樣,變成這樣,拖后腿,然后文化這樣有一個大變革,它表現為政治革命或者文化革命,然后一下子繞到前面,然后又這樣。這個應該怎么畫我不知道了,你用計算機把它畫出來。
許戈輝:非常好,剛才我們同學的提問都非常地精彩。最后我們還有一個提問給肖教授,請您用一句話來總結一下,動感西部在您的心目中到底是什么樣的?
肖云儒:動感西部是我生命中的一匹馬。我如果不來西部,如果不感受到西部的動感,我的生命不會像今天這樣,因為我可能萎頓下去。在現代文化膜的嚴密地包裹中,在現代傳媒膜的包裹中,我的生命可能蒼白、可能萎頓。我的一輩子就是走出現代文化膜,而親近動感西部的過程。這個“我”,指的是一種精神上的生命感,不是指具體的生活指標。所以動感西部是我的精神故土。
許戈輝:謝謝!
非常感謝肖教授,而且也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跨上西部這匹馬,而且快馬揚鞭。好,謝謝肖教授給我們做的精彩講座,也感謝在座的所有西北工業大學的同學們,記得下周同一時間繼續收看我們的大紅鷹·世紀大講堂,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