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評論家都談到韓小蕙的散文“確是些投入生命的精心之作”，是“獨具個性的生命喧響”，韓小蕙自己也一直堅守著“用生命寫”，認為“只有用生命寫就的作品，才能夠震撼別的生命”（《寫作圣境》），不久前在就散文創作《答曾紹義先生十五問》的專文中又把“生命的激情”作為“好散文”的第一要素，說“文章的烈焰必須用生命的火花來點燃，散文尤其是”。這些評說自然都不錯，若再進一步作細致考察，我們又會發現在韓小蕙用生命寫成的散文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對人性美的張揚，或者說，韓小蕙散文的最大特色是通過種種方法傾力揭示人性美，深情頌贊人性美，真切倡導人性美！
一
“書香門第+革命干部”家庭的嚴格教育給予了韓小蕙各種優秀品質，其中最根本的則是“為人著想”，樂于助人。她在寫于十多年前的《為人著想》一文中，就提出了人們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相處的“最重要的”原則“是和諧與理解”，“而和諧和理解的前提……就是學會為人著想”，并以她父親為自己“在做人上”的“人生楷模”：“他是早年參加革命的高級知識分子，他的處世原則總是犧牲自我，首先為黨和別人著想，比如為了讓我能多做一些工作，他經常深夜還在燈下為我謄抄稿子……”。由于還列舉了學富五車的張中行老先生、北京晚報的李鳳祥同志為她“在學習上”、“在工作上”的“人生楷模”，列舉了高呼“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篤信“無欲則剛”的林則徐等先哲為我們大家的人生楷模，那文題中的呼喚就格外撼動人心，因為“近年眼見得有些人待人處世，已全然不講社會公德，只考慮自己合適，想怎么亂來就怎么亂來，有時甚至公然損人利己，橫行無忌……不但良心泯滅，置社會公德于不顧，就連法律法規也任意踐踏，真個是整個天地間就裝著一個人——他自己”，這種極端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蔓延使社會的整體道德素質滑坡，嚴重阻礙著現代化事業的發展，也危及著普通群眾的正常生活，作為一個有良知、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作家，怎能不大聲疾呼“為人著想”并踐言躬行呢！
《秋意綿綿的晚上》當是韓小蕙踐行“為人著想”的動人樂章。本來從外地出差回北京“我的心情很好”，本來是公共汽車女司機“兇巴巴地朝我嚷”，她理所當然地遭到同車乘客的批評，以至有人說要“打電話投訴她”，然而，這時的“我雖已怒火中燒，但還算清醒，馬上制止說：‘那別了，現在下崗的這么多，找這么個飯碗也不容易。’”話雖這么一句，卻不是一般的“清醒”，它分明在昭示著“為人著想”一來處處必要，二來人人可行！其結果當然是另一番情景：“女司機沉默了”，“女司機竟向我道起歉來”，“車廂里的氣氛”也“立刻變成如歌的行板，融入到秋意綿綿的北京之夜”。最后車到總站當“我拖拉行李箱下車”時，“女司機對我客氣有加，把車停在離路口最近的地方，還連聲問我住得遠不遠，用不用送送”，“我笑笑，說：‘咱們可真是不打不相識。’她也笑笑，說：‘歡迎您以后還坐我的車。’”面對這由理解帶來的轉變與和諧，習習晚風中的“我”便有了“好一陣舒服”，進而生出令我們每個人都會浮想聯翩的“感慨”：
其實，人與人之間是很容易溝通的，就看我們采用的是不是多為別人著想的向善態度。如果我們剛才和女司機吵著的，大家投訴到有關部門，香港老板可能會礙于一車人的眾口一詞，再加上我的記者身份，炒了女司機的魷魚，但這顯然對誰也沒有好處——我自己肯定就會因為心不安而蒙上陰影的。而現在，結局多好啊，它就像眼前這清輝如水的月光一樣，把人世間的真善美，朦朦朧朧地鋪展在我們身前身后，左左右右，使大家都變得高尚起來。
人與人之間之所以“容易溝通”，就是因為作為一定的社會制度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性既有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歷史時期所造成的差異，同時也有人類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例如求真、向善、愛美等等。韓小蕙在這里“現身說法”的意義即在于策勵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行“善”多“溝通”，“多為別人著想”，不僅可以避免許多悲劇的發生，更重要的是能使我們社會的文明程度不斷提高。
二
韓小蕙常常忘記自己的性別，也不大喜歡別人只當她為“女作家”，她說“文學是不分性別的，無論男作家、女作家，作品的首選條件都是社會性、人類性大主題”，而“其最大價值，我認為是體現出女作家和男作家一樣，可以用自己的筆，全力地推動人類的文明進步”（《答曾紹義先生十五問》）。為此，她不僅呼喚人與人的理解而樂于奉獻——“愿把我的一切一切，統統都給你”（《有話對你說》），也呼喚人類社會的文明、道德、正義、良知，為社會的每一點進步而欣喜，以至那溫州鰲江小鎮上幽幽路巷的步履聲，也使她感到“那是20世紀我們中華民族騰挪前進的絕響”（《鰲江深處》）。但作為身兼作家、記者的韓小蕙，對現實生活中的假丑惡，也憎恨也揭露也鞭撻，絕不心軟手軟。
《鉆石并不恒久》就是這樣的代表作。
事情并不復雜：“我友”卜草在一家號稱“真貨樓”的珠寶店買了特價鉆戒，戴了不久鉆石脫落，店家卻以“使用不當”為由不予退賠，“我友”投訴到消協，店家也仍堅持要消費者承擔部分損失，消協調解失敗……由于事發北京王府井，又正是2000年商家大講“誠信”之時，其性質和影響就不能小視了！于是，作者在層層剖析了奸商們對待消費者的丑惡心態后，對受害者卜草也對我們每個讀者說：“這個理咱們不能放棄，得把這件事情跟全國人民講清楚，免得他們以后還像你一樣吃虧上當受騙……特別是王府井，是首都第一商業街，是中國的門面，你這個北京人買了劣貨，當然這只是‘真貨樓’坑了你，可要是外地客人外國客人，是會大罵王府井，大罵北京，大罵中國的！”這既可看作是韓小蕙作為記者的思維方式和職業特點，也可以看作是作為“北京人”的韓小蕙為“全國人民”著想的美好心靈，更應看作是一個將“以文學推動天地人心的進步”為“座右銘”的作家韓小蕙對“如今這個世道，大變態，大異化，大荒誕”的強烈不滿，對真“誠信”精神即人類文明進步具體實現的殷切期望。她再一次無不悲憤地向我們發出了這樣深切的呼喊——
天地在呢，公道自在人心！過去封建社會里，我們的古人還講究仁、義、禮、智、信，講究視金錢如糞土，講究“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講究安身立命的清潔的精神，難道我們今天就光剩下金錢和利益了嗎？果若如此，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奇恥大辱啊，先祖先宗、子孫后代，誰還能寬恕我們今天這段歷史！
這是面向“今天”對“人心”的拷問，更是面向“歷史”對“今天”的拷問。通過對“過去”（封建社會）與“今天”（現代社會）的對比和這一層深似一層的拷問，我們的確應該捫心自問，反躬自省，的確應該像魯迅先生所說的“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如果說“鉆石事件”暴露出來的虛假與虛偽、欺騙與自欺屬于“明目張膽”，且有各種典型的因素（如事發地點及時間等），一旦揭出即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像《琉璃象奇遇》中所隱藏的“病苦”就不大容易發現了，但韓小蕙以她“愿意相信人，愿意相信真誠的力量”的大善之心，依據“真誠最重要，信任最重要”的做人原則，通過“質疑”這一特殊的批判方式。一方面她對“同事”們懷疑賣琉璃象的“下崗工人”賣假貨進行“反懷疑”：“其實，琉璃象是真的假的，我亦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所有人竟都沒有疑義地一致地認為我受騙了，而我自己仍然愿意相信那位下崗工人的話，難道，現在真沒有可相信的人了嗎？”——“難道我也成了異類？”從而更堅定了自己的人生主張：“不管怎么樣，我還是覺得，人與人之間，真誠最重要，信任最重要！”另一方面她又通過“真正民國初期的寶貝”琉璃象之口，擬人化地指斥“你們人類的劣根性”，說“你們是大自然中最喜怒無常的物種了，標準來回變，全是從功利的角度出發，到了今天就只剩下一個字——錢！”真可謂一針見血，毫不留情！也正是經過此番質疑、反問和斥責，使“我益發堅信：生命的無限高尚性，不會都在物質法則，有時人還就得靠主觀唯心主義，來支撐起自己承當世界的精神蒼穹……精神是無際無垠無涯的，它予人以永恒”，也使我們讀者再次看到了韓小蕙那“主觀唯心主義”中所“唯”的真誠、善良之心！（曾紹義 范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