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時代的書生意氣

　　　余岱宗

　　讀施曉宇先生的散文，我沒有發現多少纖細微妙的感覺，也沒有享受到多少奇妙的意境，更沒有體驗到多少婉轉曲折的擬古理趣，但是，施曉宇散文中那股子“書生意氣”，那種與一切媚俗無法形成最終妥協的“犟勁”，卻讓我讀了歡喜。

　　是的，讀施曉宇的散文，感覺最痛快的，就是他的散文不世故。所謂“不世故”，是說施曉宇的散文，時時流露著與這個時代的主流秩序發生了些“錯位”的一股子“書生氣”。如今的許多散文，已經“下沉”為犬儒主義分子和世故的“聰明者”的寫作樂園，散文甚至成了堆砌知識、炫耀履歷和展示“智慧”的文類。而讀施曉宇的散文，卻讓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憎，他的愛，他的苦惱，他的豁達，他的尷尬，他的無奈，他的悵惘，甚至他的失落，這些都是一個中年男人沒有經過“包裝”的真真切切的“原生情緒”，或者說，你可以理解作為一個社會人的施曉宇，他在不同身份的位置上的“活法”。一部散文集子里，你盡可以認識到不同身份的施曉宇：中年男人，丈夫，父親，兒子，哥哥;朋友，同學;知青，農村教師;文人，散文家，小說家，純文學雜志編輯，歷史系大學生，北大作家班學員。讀了《文人文話》，我幾乎可以把施曉宇的人生軌跡理出個頭緒了。但我又要說，施曉宇的經歷真是太平常了，平常得象這個時代生活的“平均數”。然而，就在這種“平均數”的生活中，我卻讀到了施曉宇這一代人生活、理想、情感的變遷，他們的激情、驕傲、苦悶、失落和他們對命運的思考。我想，這是因為施曉宇是以一種“平視”的視角來打量著自己的經歷：他對自己種種大經歷、小經歷都保持著一種非常真誠的敘事態度——不偽飾，去矯情，少馬后炮。雖然，我個人認為任何散文文本都內在地持有虛構的品質，但是，即便如此，讀施曉宇的散文，我依然無法從施曉宇建構的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生活中一下“警覺”過來，我的意思是，他的散文有了一種“麻醉”能力，讓我也跟著作者上山下鄉，跟著作者下放，跟著作者走在福州的鬧市或小巷。在散文中，施曉宇敞開了他的平凡的、感性的生活。散文中的施曉宇，如道家常事般說出他的種種經歷，沒有多少大起大落情節的人生“故事”。但即便是描述這種“平均數”的生活，我卻發現，施曉宇是個理想主義者，完整地說，是一個具有批判鋒芒的理想主義者，也就是這種多少有些激進的敘述態度，使他不世故，使他多了些“書生意氣”，卻又難免抹上一層挽歌般的失落的理想主義者的氛圍。

　　在這本散文集子里，帶著理想主義情愫的一介書生施曉宇，從歷史中、從最平常的市井生活中，從回憶中，從各種書籍的閱讀過程中，去發現他的生活依據，去點燃生活的信念。在施曉宇的幾篇以歷史為題材的散文中，在《空擲的頭顱》《王陽明與王船山》《回眸在正直的身影里》《最后的南后街》《春秋三杰》這些篇什里，透過歷史的層層帷幕，你無法不感覺到施曉宇用歷史鑄成的敘事之劍，直指當下的委瑣、卑鄙、虛無和淺薄。歷史為施曉宇提供了一個批判的維度，歷史為施曉宇獲得了照亮世界的一種方式。閱讀這些散文作品，你可以視之為頗有趣味的歷史隨筆，也可以發現某些歷史人物的巧妙邂逅和歷史材料的巧妙縫合，但我更愿意將其理解為施曉宇在敘述歷史的過程中為自我尋找一條精神出路，或者說，在對歷史的“再敘述”過程中，施曉宇找到了自由表達和傾訴的一條敘述通道。介之推、伍子胥、屈原、史可法、王陽明、王夫之、金圣嘆、林則徐、梁章鉅、沈葆楨、陳寶琛、林旭、林覺民、謝冰心，在這些發出灼灼光亮的歷史人物面前，哪怕只是再次敘述他們的經歷，哪怕只是用文字采擷下他們的軼事，哪怕只是一陣唏噓感嘆，不也是一種沉重的緬懷，一聲深刻的嘆息。

　　歷史散文在施曉宇的散文系列中，構成了他的散文中最厚重的一部分，在我的理解里，歷史，并非施曉宇散文寫作的素材，而是一種精神資源。一種據以生活得更“純正”的精神依據。不難發現，施曉宇一講起歷史故事來，條分縷析，思路特別清晰，情感演進特別有層次，情緒似乎也特別安定和寬松，而面對目前的五顏六色的都市，他就有點急躁了，這使得他的歷史散文與書寫現實生活的散文比較，有了兩種不同的風格。在“寫現實”的散文中，你會發現這位耐心的編輯處處有著讓他“心煩”的地方。請裝修、用電腦、聽電話、跑銀行、學時髦口語等等，都會讓主人公煩不勝煩。在這個變得越來越不懂得“羞澀”為何物的南方都市里，施曉宇常常“水土不服”，常常不知所措。浮躁的眾生相、虛夸的生活方式都使施曉宇這個“現代人”感覺到人文意義丟失、“蒸發”之后的苦惱甚至是精神折磨。其實，這不正是當下許多都市知識分子典型的精神“癥狀”嗎?在理想、激情，包括英雄主義普遍喪失的年代里，曾經經歷過“革命風雨”的洗禮，更重要的，特別關注底層人物命運的作家施曉宇當然有可能在他的散文中表現出迷茫和不解。事實上，這種面對底層人物的悲憫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