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創作上汪曾祺被認為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人物，他大量的文學作品都是在60歲以后完成的，其中《異秉》、《受戒》等小說既是開山之作，也是成名之作。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時代的因素應該占有較大的比重，“文革”期間所有正常的文學創作活動都受到了嚴重的干擾，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另一方面，作為作家個體，生活積累、思想成熟、創作技巧的完善都需要時間作為載體，這個過程，勢必造成一種“勢”，一種厚積薄發之“勢”，一種呼之欲出之“勢”，這種“勢”造就了作家本人。而汪氏家學淵源，本人又愛好廣泛，小說、散文，寫字作畫似乎都成了拿手戲。其實，即使在“文革”時期，汪曾祺也有讓人刮目相看處，樣板戲《沙家浜?智斗》中阿慶嫂的一段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寫得真是有氣勢。最末一句：“人一走，茶就涼”竟成了婦孺皆知的民間俚語，據說始作俑者即為汪氏。有時想想，一個弄文字的人要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片言只語，也是十分有幸的事，汪氏就憑這六個字，也該文史留名了吧。

　　汪曾祺在文學史上的重大意義在于他的作品回歸到了文學的本真，和他的老師沈從文一樣，他們都企圖在一種貼近自然的狀態中描寫、揭示本來意義上的人性，并獲得了成功。汪曾祺的骨子里是儒家文化，但他卻能以散淡的形式表現出來，不管是做人還是為文，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地方。為人散淡，活得平淡，不刻意于生活，不浮華于生活，也正是汪氏做人的本色。正是在這樣的基調中，不管是現實生活中的他，還是他的文字中的人物，都有著詩意般的生活。他似乎總是有意無意地在現實生活和文字中營造著詩與畫的意境，追求著天地間的一種大美。當他用樸實，但卻清麗的語言描寫下他們的時候，一種清音清韻就在人世間的清風里飄然而歌了。

　　這本《汪曾祺文與畫》，由山東畫報出版社新近出版，收錄了汪曾祺有關生平和談字與畫的文章近30篇，插圖用汪氏字與畫105幀，十分精美。讀這本書，可以感受到汪氏在近80年的人生旅途中散淡的人生風貌；可以體會到他博大精深的文藝創作理念；可以欣賞到他清新俊逸的書畫精品；可以感受到他努力營造人文社會氛圍的社會責任感。

　　讀汪曾祺的時候，常讓人有斯人已逝之嘆。記得先生曾經說過，有些東西，說沒有就沒有了，再也不會有了。這豈能不讓人黯然神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