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廣芩：旗袍書記下鄉

      陜西作家葉廣芩作的大會發言是從她的那身旗袍開始的。6年前，她到位于西安西南的周至縣掛職當縣委副書記，穿著旗袍在縣委大院里進進出出，引起當地干部群眾的議論。有個老館長勸她改換套裝，因為旗袍雖然好看，但不適合在農村穿。第二天葉廣芩依然我行我素如此裝束出門，“為什么書記就不能穿旗袍呢”。旗袍事件是葉廣芩在下鄉掛職六年間，遭遇到的一次較有典型意義的觀念沖撞。

      2000年，葉廣芩的視野突然從家族小說的創作轉向她當時并不熟悉的農村。很多人不理解：葉廣芩是不是在作秀呢？也許她待不了半年就會跑回來。6年過去了，葉廣芩寫出了《老縣城》等一批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并且至今仍在周至掛職。

      談到當前的農村題材作品，葉廣芩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對基層干部的形象塑造歪曲得太多。“一提起農村干部不是拿錢買官，魚肉鄉里；就是貪污腐化，作風不正。可是我看到的村官不是這樣的。他們很辛苦也很艱難，新農村建設，沒有他們無從談起。對這類人物的塑造應該多一些人性化的真實描寫。”

      葉廣芩感嘆，在農村越待越覺得傳統文化的深不可測。周至縣的農民去年人均純收入是2000多元，還是比較窮，但在文化上卻有得天獨厚的歷史。白居易曾在這里當過縣尉。傳承文明，基層文化需要深入挖掘弘揚。葉廣芩請來名家在村里開講座，組織竹林詩會，帶動了周圍300多個業余作者的創作，這批作者組成了20多個文學社。為扶持當地的經濟，她甚至還當起了當地產獼猴桃的形象代言人。這位穿著旗袍下鄉的書記把陜西的農村文化比喻成“土”，內斂、密質，連著傳統文化的脈和根。今年周至縣委又打了報告，希望葉廣芩再掛職一屆。看來這位憂郁而多思的旗袍書記將繼續她的鄉村故事。

畢四海：刻畫村里的女人

      身為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作家畢四海常常有機會下鄉視察。他以小說家的敏銳發現了一個令人詫異的現象：10年來，中國的農村主體正在變成一個“母系社會”！

      畢四海向記者解釋他的觀察：村里90%以上的中青年男人出外打工，留守女士越來越多，她們幾乎成了農村“政治、經濟”舞臺上的主要角色。去年冬天，山東的基層村干部換屆，某地區新選出的村委會主任30%是女性，這個數字堪稱“歷史新高”。畢四海說，基層村干部是直選，當選舉人和被選舉人兩方絕大多數都是女人時，就產生了這個結果。

      畢四海目前正在寫的新長篇，暫定名為《女人的田野》。在新小說里，他塑造了一個被村里的女人們推選為村委會主任的女性形象。是生活中的一個真實人物和她的故事激發了他的創作沖動，讓他把目光轉向了農村女人。在他看來，中國最后的“田園詩”也許屬于女人。

      畢四海說，傳統意義上的農民文化是靜態、凝固的，而無數文藝作品對其的展現和審視也同樣是靜態、凝固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發生在中國農村的變化是一場千年蛻變。這場蛻變是動態的、艱難的，甚至帶著病態，他想通過一個女人和她的村莊的故事，真實地表現這個歷程。他說，過去的農村題材文學常常寫成社會問題小說，這個視角太社會化，而小說是寫人性的。農村題材文學不能只停留于社會學層面。雖然他的新故事仍是一個社會學的框架，但將在心理和文化的層面多用筆墨。

      畢四海早年以寫“商旅小說”和“政治小說”著稱文壇，但他向記者表示，對于評論界給他的這些標簽有不同看法。“小說是寫人性的，而我以為當代最復雜最多元的人性是在政界。人性會在生死、財富、權利等三個層面上發生裂變。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在1990年代構思了《財富與人性》等‘人性三部曲’，可是評論家們只看到了‘反腐敗’，一貼上這個標簽，我的作品就被排除在‘純文學’之外。在新的作品里，我下決心要摘掉這個帽子。”

李佩甫：關注城鄉“心痛”

      寫完《羊的門》、《城的燈》之后，河南作家李佩甫還有個創作心愿：再添上一部，構成記錄當代農民生存狀態的“平原三部曲”。為此，他重返當年做知青時插隊的許昌縣，住了兩個月，陸續吃完兩箱方便面。

      離鄉近了，李佩甫發現，許多人對農村的了解可能止于1980年代。可是與那時比，今天的農村變化實在太大了。他和記者說起許多引起他關注的現象：以前成片的蘆葦蕩已不見了蹤影，全村人忙碌編席的景象也隨之消失；每晚九點過后，這個3000多人村子的街道就空無一人。年輕人出外打工，天一落黑，老的小的就都關了門。農民一邊種地一邊打著手機……在免了農業稅、基本解決吃飯問題之后，現在農民最擔心兩件事：一是生病付不起醫藥費，二是子女教育交不出學雜費。但是李佩甫說，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但今天的農村還是有希望的，甚至可以說一個難得的好時代。計劃中的第三部遲遲沒有動筆。李佩甫表示要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