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以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品質與精神，跨越了時代的風雨歲月，進入了“知天命”的年輪。奮斗了５０年的《延河》主要干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她以滿腔的事業熱忱和無私的道德胸襟，始終如一、矢志不移地追求著一種精神——崇高的文學精神。

　　《延河》誕生于上世紀５０年代中期，正是戰爭的創傷基本得到醫治、國家進行全面建設的歷史轉型期。在中國共產黨及其新生政權的領導下，人民當家作主后所產生的政治熱情和生產建設熱情空前高漲，各條戰線、各行各業都呈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在思想文化建設方面，破舊立新和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成為當時的主旋律。作為時代的火炬和燈塔，文學如何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為人民為社會服務，同時，也藝術地書寫描繪歷史真實，就成了文學藝術界的大事。而且，在這個時候，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即陜西省作協的前身）已成立３個年頭，人們也企盼著有一個像《人民文學》那樣的文學期刊問世。《延河》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了，奔流了。

　　歷史將會銘記這些決策者們和隨之組成的創辦者們的不朽功績。從創刊到現在，《延河》始終以高昂的姿態參與各個時期的陜西、乃至全國的文學建設。并且，她從一開始就以獨特的視角和高度審視中國文學的發展，催生作家的涌現，關注作家的成長。《紅日》《紅巖》《紅旗譜》和《創業史》等首先在《延河》上發表，體現了一種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結合的厚重感。當時她在全國期刊中的分量、地位、藝術含量，均讓人注目。倘若中國有一部文學期刊史的話，那么《延河》一定會占有重要的一頁。這就昭示著，這個刊物從誕生那天起，一種崇高的文學精神也就隨之散發和浸漫開來了。

　　那么，這種精神涵蓋了哪些內容呢？

　　延安革命文藝傳統和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指導《延河》的辦刊靈魂，從而也構成了《延河》的精神追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陜西就是全國所矚目的文學重鎮。固然因了柳青、杜鵬程、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存在，同時，也是《延河》這本內容堅實厚重、品貌獨特的代表了中國文學期刊水平的刊物的存在。５０年來，《延河》一直堅守和高揚著兩個旗幟：從源流的角度考察，《延河》是由一批接受過延安革命文藝傳統的文藝工作者創辦的，所以，《延河》可以說自然地流淌著共產黨人文化氣質的血脈，也深深打上了延安革命文藝傳統的烙印。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引下，延安文藝的方向和精神，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思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思想，深入生活、反映時代的最根本的文藝宗旨，是《延河》５０年來承繼、發揚光大、貫穿始終的文學傳統，這一傳統，構成了《延河》的面貌和品格。從本質和品貌的角度考察，５０年來，《延河》始終堅持現實主義方向，重視從時代、生活、社會第一線體驗的好作品，關注時代、關注現實、關注社會變革、歷史進步和民族命運，重視具有鮮明歷史內涵和時代特色的稿件選擇，強調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強調鮮明的時代責任意識，這一品貌，在《延河》５０年來的作者隊伍和作品構成方面，都得到了鮮明的體現，這是《延河》所提倡的風格風尚。

　　堅持在文學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中凸顯文學的崇高，是《延河》的另一精神要素。５０年來，堅持走現實主義創作道路的《延河》，更多地關注國家的命運和民族的命運，更多地關注普通的勞動者生存的狀況，強調“為人生的藝術”，強調文學給人以審美享受的同時，必須給人以生活的啟示和崇高的道德凈化。柳青《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是一個典型的“中間人物”形象。他在獨生子梁生寶的精神感召之下，從平庸、俗常走向了崇高。王汶石《新結識的伙伴》中的吳淑蘭，是一個具有中國傳統女性品德的“好媳婦”。在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沖擊下，她因時而動，走出家門，踏上了農村基層領導的崗位，自覺地擔當起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她和鄰村的張臘月在擔當使命和責任中，是競爭對手，但她們又是好朋友。王汶石正是在兩個女性自覺履行使命與責任中，顯示了一種賦予人性美的崇高精神。陳忠實作品中的那種政治意識和“載道”之情；路遙作品里的那種在社會價值中顯示人生意義的創作觀念；賈平凹作品中靈與肉的撕扯、情與理的沖突……都是在使命感與責任感的統一中，塑造和彰顯一種崇高的品德、境界、情懷、氣度、風貌。正是高揚這種崇高的文學元素，《延河》５０年來，推出了一批又一批表現社會發展的主潮、反映時代精神、力薦文學新人的好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壇，被普遍認為是用“載道”之筆、反映厚重的社會生活、譜寫歷史風貌的刊物。也正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