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載文稱，當下中國文學面臨極為明顯的無奈事實，即與國際上公認的偉大作品相比，仍缺少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把握，精神超越性的力量不足。而其根本還是應追究到中國作家在社會里面的生存及待遇。

      文章在指出商業化及快餐化對寫作者造成了極大影響的同時，也提出一個疑問：這種影響并非中國社會獨具，日本乃至大部分西方社會亦如是。那為何其他社會仍能容有相較上更多數量真正創作的作家？難道他們就不必逢迎讀者及市場？

      文章認為，中國并非沒好作家，也并非在充斥時尚信息、致富絕竅、揭秘探奇、膚淺情趣的泛濫出版海洋里毫無好作品，而是這些掙扎的佳作都缺乏國家及社會的實質性支持。自生自滅是野草式命運，只要真正公平、客觀、寬容并尊重創作的機制還沒醒覺及完善起來，勇于創作的作家生活難以穩定、毫無保障，他們又如何照顧創作呢？

      在中國，當一名逢迎市場和體制的作家是能“吃得開”的。反之，真正帶有個人生命探討及感悟、具有較強獨創性的心靈寫作，卻沒多少出版社愿意去冒險投資。再來即便出版了，也沒多少學者愿意花時間及精力去做積極的評論工作，那就遑論進行有規模性及有系統性的市場推介了。

      而在日本及西方社會里，無論是國家級、社團級、學府級、企業級、每年的文學獎項不只數量多，不少更是歷史悠久且擁有一定的權威性及認可性。文學獎也許不可能一朝一夕像捧“超女”那樣把一個作家捧出來，它們也許仍須共存于商業化社會里，甚至需要互相碰撞與磨合，但它們同時也為真正的創作文學提供更多潔凈的空間。

      文章表示，這種實質上的支持與鼓勵，其累積成果是無可限量的。歸屬于這種創作的讀者及市場也可以由此開拓及擴展，甚至能把創作的意義在社會上給予正確認同。只有在這種受到尊重，生活有保障，甚至能擁有文學理想的環境條件下，作家才會覺得，即便創作是如許地孤獨，自己也有能力支撐下去。

      文章說，現在的中國文學確實缺少對正面精神價值的肯定和弘揚。說來遺憾，這正好是一個民族的文學精神核心。今天的中國文學雖然不少作品也有直面生存的勇氣，也有面對污穢的膽量，也有揭示負面現實的能力，但是，在積極性上，卻明顯地缺乏呼喚愛、引向善、造就人的力量。

      文章指出，一個優秀作家的作品，其要求不但要能深刻體驗現實生活的不完美，面對人類的普遍精神困境，更要能夠用審美理想去觀照和超越這些種種的不完美及困境，并且要撫慰讀者，將讀者引向藝術升華的精神境界里。假如一個社會因為種種現實條件的欠缺而無法讓他去探討答案，那么他的作品也只能受困于苦悶的瓶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