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作家同臺競技、爭奪讀者的時代即將到來

      面對讀者——

　　國內的文學閱讀逐漸與世界同步，中國作家將與各國作家同臺競技、爭奪本土讀者

      近段時間以來，有兩本翻譯小說被讀者口口相傳地在坊間流行。一本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風箏的人》，一本是土耳齊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這兩本小說都是因為上了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暢銷書排行榜，被國內的出版商迅速引進并很快成為中國讀者津津樂道的暢銷書。兩周前，引人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在瑞典揭曉，《我的名字叫紅》的作者帕慕克獲得殊榮。對于出版商以及追捧過這本書的中國讀者來說，這是個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步步趕上、惟恐落伍，是當代人的普遍心理。但是從另一角度來審視，這個現象又是耐人尋味的，甚至透露出一個不同尋常的信息。

      我們常常抱怨國內讀者沒有閱讀習慣，缺乏欣賞水準，純文學作品陽春白雪，但是這兩本流行的翻譯小說都堪稱地道的純文學，為什么卻在短時期內就贏得了那么多讀者的青睞？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都不知不覺受到外來強勢元素的影響。隨著中國出版業的發展，當國內的文學閱讀逐漸與世界同步，中國作家與各國的優秀作家同臺競技、爭奪本土讀者的時刻恐怕已不遙遠。在喝星巴克，挎路易·威登，熱衷西方乃至韓日影視之后，談論最新的翻譯小說也許會成為都市小資們的新時尚。

      日前在蘇州舉行的第五屆中國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上，《南方文壇》主編、評論家張燕玲等一些與會的作家和批評家預言，這一天將很快到來。論壇主持、《人民文學》副主編、批評家李敬澤說，有段時期，我們慶幸只有當代文學仍占據著本土市場，但是這個局面恐怕很快會被打破。紐約時報的排行榜現在幾乎可以同步傳到中國。《追風箏的人》、《我的名字叫紅》確實寫得好。看來文學不是沒有讀者。問題也許是，我們寫出來的東西沒有讀者要求得那么好。面對巨大的市場壓力，有些作家嚴重地缺乏藝術志向，以為放棄藝術志向，就可以走近人民大眾，其實是危險的選擇。

      批評家黃發有近年來一直在做關于“消費時代的文學生態”課題的研究。他認為，中國作家與外國作家爭奪本土讀者，不是會不會到來的問題，而是一定會很快來到。有個事實其實早已不是新聞:越來越多的年輕作家在從各種各樣的西方影碟中獲取靈感、敘事模式和技巧，有的甚至全面照搬和抄襲。

      上海作家潘向黎對中國作家與國外作家同臺競技的局面表示樂觀。她說，從讀者的角度而言，這也許不是那么糟糕，而是件好事。

      面對現實——

　　作家要找到文學的時間表、發言角度和暗道；現實主義不是當代歷史記錄

      李敬澤說，刊物編輯有時很痛苦。有段時期寫礦難的作品特別多，簡直一個比一個寫得血淋淋。面對龐大復雜的現實，作家要提出自己的議題，找到自己的發言角度和渠道。現實題材的作品如果僅僅提供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能提供的社會問題和現象，那文學的價值在哪里？近年來出的長篇每一部都很雄偉，但仔細分析可以看到，這些長篇的結構都是按照歷史的時間來推進的，抗戰了，解放了，文革了，開放了……，作家沒有自己的節奏，就只能從歷史那里借時間表。

      批評家施戰軍表示，我們對西方現實主義的認識主要是通過巴爾扎克的作品。舊有的經典表述認為現實主義的作品是“照鏡子”，是以文學方式擔任現實的記錄，把現實主義理解成“歷史記錄”。但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前言中明確說，他要寫的不是歷史學家或政治家理解的法國社會，而是法國的風俗史，而不是對歷史的簡單記錄。事實上，即使是發展，一個作家抱著質疑的眼光來審視，會發現在發展過程中人性的異化。敘事倫理變化的背后是風俗倫理的變化，新的敘事背后有著新的精神背景和精神譜系。

      在廣西作家東西看來，小說是一種現實投照在心靈的化學反應。纖毫畢現、生動無比地展示現實，不是小說的目的。蘇州作家朱文穎說，雖然當代的作家處在同一時代同一國土，有著同樣的文化背景，每天看著同樣的電視新聞，但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過濾網，看到這樣或那樣的現實。作家獨特的生命感受，決定了作品的千差萬別的形式和內容。對現實的認知，需要對自我的認知。找到真正的自己就是找到世界。

      面對精神——

　　不信的世界觀深刻地影響了當代文學的基本面貌；建立心靈的緯度，回歸赤子之心

      在談到文學作品的精神和靈魂的緯度時，廣東批評家謝有順說，藝術到底是什么？作家木心說，藝術是光明磊落的隱私。木心認為，文學是寫隱私的，是光明磊落、健全的隱私。有一段時期，善的心靈緯度完全被我們忽視了。同樣寫黑暗，魯迅筆下的黑暗的背后有著對生命的大愛；卡夫卡的荒誕背后，他承認有天堂，只是找不到抵達天堂的道路。曹雪芹相信這世界存在知己，存在心心相印的愛情，只是不能實現所以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