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中國作家在國內的同一座城市未必見得到，但有可能在東京旅店的電梯里相遇。不用說，他們是被不同的出版商相邀著來談版權事宜。作家余華前不久親歷了這件事，轉告給我的則是毛丹青。自詡為“中國文學的馬仔”的毛丹青，一直是中國文學在日本發展的觀察者與推介者，也是中日文化民間交流的促成者。大江健三郎的高密之行以及與莫言熱炕頭上的閑談，迸現出許多文學的火花，一直傳為中日文壇的佳話，他還陸續邀請莫言、余華等到日本采風。從早期介紹引進莫言的《檀香刑》、《豐乳肥臀》等，到現在余華的《兄弟》、安妮寶貝《告別薇安》排上出版日程，背后都有他在鼎力相助。而這些大大小小的動靜兒，又不斷通過他的新浪博客折射出來。

      在中日文學之間，他如魚一般穿梭，以至每次回國，日程都排得滿滿。前不久隨中國影視傳媒采訪團到日本，總算抓住這條魚。談到他熱衷的這項事業，印象最深的是他對當代中國文學一句有力概括：“中國文學在日本圖書市場已經呈現草莽景象。”

日本引進中國文學從“投親會”說起

記：經常從你的新浪博客看到中國文學在日本的一鱗半爪。想知道你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起中國文學在日本的發展的？

毛：大概是1997年。一開始關注當然是因為好友莫言，一直想在日本推介他的小說。從翻譯到出版，一來二去，就和日本的漢學家、出版商、書店有了交道，慢慢就磕進去了。

記：那你覺得日本接受中國當代文學，經歷了哪些階段？

毛：當代中國文學在日本的引進發展，實際上只有10年時間。這里要強調的是，日本人關注的當代中國文學，是從改革開放算起的，以前的作品他們不認為是純粹意義的文學。日本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有地域的不同，大體分“東京派”與“京都派”。前者偏重時尚、政治，后者更重個人喜好、文學性濃一些。這兩派旗下的漢學家，可以視為推介中國當代文學的奠基力量。他們中間有一個“投親會”不得不說一說。它是由東京幾所大學一批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組成，堅持了18年在做《中國現代小說》的季刊，當代中國文學界的大腕人物如汪曾祺、王安憶、莫言、林白、蘇童等都被容納了進去，最年輕的已排到韓寒。他們完全憑熱情義務做事，領軍人物就是翻譯余華《活著》的飯塚容先生，今年已經55歲了。這項工作還在持續。

翻譯的眼光決定圖書的取舍?

記：那現在日本圖書市場上的中國小說，都是他們的功勞嗎？

毛：不是，近五六年，中國文學進入日本圖書市場的渠道已經有所增加，這主要是因為，國內的文學開始市場化。日本出版商突然發現，中國文學品種題材非常豐富。出于市場的考慮，他們也會從多重渠道接近中國文學。這里還有一個因素是，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日本需要中國的話題，而政治又特別敏感，文學就成為可以談論中國的相對溫和的話題。電影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莫言、余華的作品例子自不必說，彭見明的小說集能在日本賣到8萬冊，完全是霍建起的電影《那山那人那狗》推波助瀾。

記：我注意到現在引進的作品除了少數大家作品外，還都是一些流行文學。而像阿來、麥家、王剛、冉平、范穩等一批現在國內有實力的作家，好像又不在這一名單之列。

毛：這主要是因為翻譯力量的變化。以前，翻譯中國文學的是那些漢學家，現在他們都退休了，其弟子則進入了各大出版商機構。他們一方面會本著報恩老師的理念出一些嚴肅的中國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又會出于市場考慮，出一些時尚流行作品。

莫言的大部頭作品的引進，和吉田富夫教授麾下的大弟子進入中央公論新社(日本大報《讀賣新聞》的出版機構)有關。翻譯余華《活著》的飯塚容先生還為此感慨過：最大的遺憾就是沒培養出能進入出版機構的鐵桿弟子。

而翻譯流行作品，他們更傾向于選擇年輕一代譯者，中文底子也許不如他們老師輩，但日文表達相對時尚。我曾帶你見過的泉京鹿小姐，是我的學生，就是現在出版商看好的翻譯。她現就住在北京，出版商也會參考她的眼光，因為她離中國文學的市場更近一些。她現在在譯余華的《兄弟》。安妮寶貝的《告別薇安》也在她手上。

你提到的那幾位作家，只能說他們的資訊還沒有被日本出版商讀到。

日本出版商喜打“上海牌”

記：前段看《中華讀書報》記者采訪莫言的翻譯者吉田富夫先生，他有一個觀點認為，日本出版商看好的是中國農村題材，像莫言這樣的。

毛：類似的觀點還有：飯塚容先生認為，現在日本讀者讀中國文學的減少了。都是些老派觀點，我不太能同意，盡管我內心非常尊重他們。事實上，中國文學在日本現在還處于草莽競爭階段，不可能蓋棺定論。另外，從現有市場看，有上海標簽的作品明顯好賣。這可能跟衛慧作品在日本大賣有關。日本出版商都喜歡打上海牌。棉棉的《糖》在日本改為《上海的糖》。韓寒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