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馬原、孫甘露——20年后回首“先鋒”之路

“作者”的傳統不能丟

格非

      我們以前一直把敘事學看成小說寫作的一個技術。現在我越來越多地感覺這不是技術問題，它與社會的發展變化有密切的關系。新敘事學就是這樣誕生的，在90年代以后世界上有很多人開始做這樣的研究。

      大約18世紀中期以后，小說突然跟社會掛起鉤來，跟社會的進步、跟啟蒙聯系起來，之后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我覺得文學在啟蒙過程中有很大的發展，但在最后卻恰恰是文學自己殺死自己。因為文學本來是充滿魅惑的、未解的、想象的一個世界，它在科技化的過程中丟掉了很多東西，都變得科學化，好像小說就是為了促進社會進步。我不是反社會學，不是說文學不要反思社會，而是說文學的領域應該更大、更開闊。

      20世紀初期，我們把小說的地位提得很高，但是原來非常豐富的小說資源，到今天反而非常單薄了。中國小說那么復雜的門類:志怪、傳奇、白話等，到“五四”以后，都沒了，中國的章回體長篇小說也突然沒有了。為什么會沒了呢？我覺得這跟啟蒙關系重大，章回體的衰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在過去，故事的作者擁有絕對的權利，因為他有獨特的經驗。但慢慢地，隨著社會的進步，發生了很大的改變。故事開始蛻變，蛻變成消息。現在大家知道的都差不多，憑什么要看作家的寫作？而且，現在講故事的時候，作家還有過去的那種自信嗎？作家沒有什么獨特的觀點可以告訴讀者。故事在今天已經不成其為故事，它跟經驗無關，經驗已經開始貶值，完全依靠經驗進行創作的時代也不復存在。寫作從原來的經驗間的交換過程，變成了現在從閱讀到閱讀的過程:寫作是讀書，把讀的東西告訴別人，依此循環。這樣我們就會誤認為經驗對作者不重要，只要小說的聲音或者小說敘述者的聲音就可以了，只要能在寫作時放任自己就可以了。從而，寫作者也不談修養、敬業，也沒有什么苦難的積累，寫作就隨意化了。我不指教你，你也不指教我，大家比誰銷量大。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們今天不太注重“作者”本人，一開始就把他進行虛化。中國傳統從來都不是這樣來看作者的。中國古代最看重的是作者本身及其修養。中國人沒有教會可以依靠，怎么保證我們來對抗世俗？即從小就培養一個人的修養、境界。“文如其人”，你到了什么境界就能寫出什么樣的文章。中國古代小說中有非常大的奧妙，寫得那么深奧隱諱，我認為跟中國的史傳傳統關系深遠。“作者”這個問題非常深，這個傳統是不能隨隨便便丟掉的。

“先鋒”的意義不朽

馬原

      “先鋒文學”這個概念的基本定型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一些文學史家在梳理新時期文學史的時候，逐漸把原來不算清晰的作家群落歸到先鋒這個大旗之下。現在所說的先鋒文學通常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批作家的創作，在這個大旗之下有余華、格非、蘇童、莫言、洪峰、孫甘露、殘雪和我等。而關于先鋒文學特別準確的定義，我一直不太清楚。

      從1979年開始，出現了以全國都關心的事件為主要內容的小說創作浪潮，這些創作關心身邊的人群，關心自身處境和周圍人的處境。這種浪潮持續了五六年之久，文學在這一時期特別蓬勃、特別熱烈，與公眾的關系也前所未有的接近。但到了1985年，文學仍在平穩向前移動的時候，像阿城、我和一些對寫小說有熱情的年輕人慢慢覺得出了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小說寫了什么，而沒人關心小說怎么寫。1984年末阿城的《棋王》和1985年初我的《岡底斯的誘惑》，吹響了先鋒文學的號角。而后莫言、劉索拉、徐星、何立偉等一批作家的創作，把寫作的焦點從寫什么轉到了怎么寫。小說的方法論是先鋒文學運動的主題。

      我不是很贊成把特定時期的一個文學流派或者一種文學現象用“先鋒”來冠名。如果說是“先鋒”，那么一定是超前于時代的文學。然而，相對于現在的青年作者來說，我們肯定是后衛文學，甚至是守門員文學。韓寒他們充其量也算個中場吧，現在真正的先鋒還在韓寒他們前面。

      “先鋒文學”作家們的創作也不完全一樣。格非的小說優雅，有書卷氣，他的學養是我們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余華和蘇童都是江南才子，但二者沒有多少可比性。余華特別狠特別殘忍，也特別神經質；而蘇童，溫婉細致，比女人還解風情，寫作非常成熟老到，《妻妾成群》幾近完美，簡直無懈可擊。孫甘露的小說充滿奇幻、有一種飄渺的詩意，人物都像影子，文字也特別有美感，隨便抽取一段都是詩。殘雪小說中的人物也像影子，但讀起來特別滲，他們過著自己的生活，完全無視外人的存在。莫言的小說一點也不精致，汪洋恣肆，他的創作一直大氣磅礴，充滿雄渾的力量。這些不一樣的作家，也不滿足于被扣在“先鋒”這一個帽子之下。但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殘酷，把“先鋒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