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朋友曾問我，陜西為什么只出名作家，而不出名詩人？我默然良久，難以作答。后來，我拿這話也問我自己，問這塊黃土高原上的皇天厚土，你為什么只養育作家卻不優待詩人呢？最后，我明白了，陜西這塊皇天厚土，的確是適宜于宏大深厚的敘述，不適宜于輕靈飄逸的抒情；適宜于小說生長，不適宜于詩歌詠唱。陜西的皇天厚土雕塑了秦人的靈魂：木訥厚重、沉穩堅實、豪狠倔強。皇天厚土沒有南方山水的靈動飄逸，于是，也就沒有了詩魂的輕揚和浪漫。

　　對于秦人來說，這些小靈感、小玩藝也許看不上眼，也許不屑于做，總之，在中國的詩歌重鎮里，就少了陜西這一塊。有些詩人，寫著寫著就放棄了，轉型做了作家。我在1986年見楊爭光時，他還是個滿懷激情的詩人，對朋友抑揚頓挫地朗誦自己的詩作；但最終詩沒寫出大名堂，一轉型寫小說，卻一下子就寫出了名。

　　秦人有股子狠勁、倔勁、憨勁，要干就干大事，看不上雞零狗碎。文化人崇尚史詩般的東西，崇尚厚重大氣。我想，也許是從強盛的漢唐時代開始，陜西人就有自己的楷模：司馬遷。這種厚重的遺風化解在骨髓里，相沿至今，這大約就是史詩傳統吧。在當代作家中，柳青的《創業史》，就被文學史家稱為“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史詩性的巨著”。與柳青同時的杜鵬程，也以他的《保衛延安》被馮雪峰認為“具有了古典文學中的英雄史詩的精神”。厚重廣闊的歷史畫面，宏闊深厚的文化背景，這些，都構成了它的史詩品格。在陜西這塊皇天厚土之下，一定是有某種神奇的東西，灌注進作家們的靈魂深處。

　　新時期以來，在陜西的代表作家中，陳忠實、路遙的作品，那種境界和眼光，那種大氣魄和大手筆；那種宏闊的氣勢和巨大的歷史承擔，都給讀者以強烈的震撼性的沖擊。但靈性飄逸的詩壇上，卻少有陜西人的身影。陜西人的執著和堅韌，被杜甫贊為“況復秦兵耐苦戰”。難怪秦人的這種韌性和堅持，會給人們留下強烈印象。已經成了大名并已有文集18卷的賈平凹，還如一個農人般一如既往，辛勤勞作，每每不斷有驚世大作問世。從《廢都》到剛剛出版的《高興》，十多年間，大約有近十部長篇問世。這需要多大的辛勞！

　　陜西人也拿自己的這種倔強和豪狠開玩笑，說中國歷史上，敢于收拾“帝王”的就三個人，三個都是陜西人。一個是李自成，逼得崇禎皇帝上了吊；一個是胡景翼，將溥儀趕出了皇宮；一個是楊虎城，囚禁了蔣介石。敢將皇帝拉下馬的秦人們，可見其志其膽其識了。記得陳忠實在他的長篇《白鹿原》寫成之后，曾談起自己的創作經過，他風趣地說，我當時就是想給自己死的時候做個枕頭的。所以，他可以傾十年之力，避居鄉下，潛心完成這部力作。這和當年柳青在長安縣皇甫村一蹲14年，實踐自己的“文學60年一個單元”一樣。這些舉止中，現出了陜西人的迂、癡、韌、狠，陜西人的大智和大勇，大氣和厚重。黃土高原養育了陜西人的這種品格，在這種品格之下，就自然演繹出陜西文學的獨特性格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