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一段時間以來的文學爭鳴和文學討論，關于目前的中國文學還缺些什么的探討，無疑是不能不提的一個問題。

      著名評論家雷達曾在多家媒體就“出不了偉大作家，當代文學缺什么”發表看法。雷達指出，盡管中國當代文學的產量很高，也出現了一些口碑不錯的作品，但與那些世界公認的偉大作品相比，總覺得缺少了一些什么。他提出了當代文學的四個“最缺少”，以突出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首先是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獨創性寫作的缺失；其次是缺少肯定和弘揚正面精神價值的能力；第三是缺少對現實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對時代生活的整體性把握；第四是缺少寶貴的原創能力，增大了畸形的復制能力。雷達提出的四個“最缺少”是否具有現實針對性呢？應該如何認識當下文學的某些缺失呢？筆者采訪了京滬部分專家。

　　面臨前所未有巨大困境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指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所面臨的最大現實就是文學的生產機制發生了根本變化。這一變化本身包含了方方面面復雜的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學在當今社會中的位置發生了巨大變化，已經從曾經的社會中心走向了邊緣。此外，伴隨著市場化出版機制下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以及消費主義影響下讀者趣味的改變，文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困境。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煉紅同樣表示：“社會生態決定文化生態，文化生態決定文學生態。”她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巨大困境，源自當下社會生活的更為普遍的矛盾，即“整體性的精神低迷和意義匱乏”，文學也由于這種“意義的匱乏”而失去了原有的思想力量。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指出，今天所謂“文學”的危機實際上指涉的是狹義的文學，即18世紀隨著歐洲印刷資本主義興起而帶動的出版、教育、閱讀、批評等以審美和想象為特征的活動，在今天的確遭遇到很大的危機；但是從廣義上講，文學是人們想象性使用符號的能力，這種能力是永遠不死的，而這才是文學更根本的東西。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陳福民也表示：“不管我們多么為文學擔憂，不管有多大的哲學家理論家宣稱過作家、作品乃至文學終結，文學還是不會消亡的，這有我們的文學市場為證。”不過他也不無憂慮地指出，不論多熱愛文學，今天我們必須承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文學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曾經占據的重要地位及其影響，正在從它的高峰上跌落下來。”

　　作家要有把握時代能力

      張煉紅認為，所謂“偉大的作品”應該“在現實和靈魂之間保持緊密而緊張的關聯，從人們心心念念跌打滾爬的生活世界中吸取題材，吐納能量，應該深度潛入并蓄勢介入更廣闊的社會現實”，比如一部《紅樓夢》展現出了整個封建王朝的衰亡之路，而魯迅則以“鐵屋中的吶喊者”的姿態揭示國民性之劣根所在以引起療救的注意。羅崗進一步指出，“偉大的作品”必然具備穿透社會的能量，它“不會匍匐在現實之下，而是具有超越性的力量，在批判現實的同時必然存在一個對于未來的美好想象”。

      總結這些學者的意見，好的文學作品必然離不開對其所存在的歷史現實的深度展現，這就要求作家必須有整體把握自己時代的能力和直面現實的勇氣。今天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大轉折的時代——陳福民認為，這對于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是巨大的心理考驗，對于作家尤其如此，因為“各種糾結在一起的因素提示著了解時代的巨大難度，也給作家的文學能力設置了至關重要的門檻。這個門檻過不去，就談不上偉大與渺小”。

      中國作家目前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即生活源泉的枯竭。作家的生活方式和范圍更多地被局限在既定圈子里，而不像過去的作家那樣擁有豐富多樣的身份。羅崗指出，這并不意味著作家就不能過某一種生活，而是作家應該對生活時刻保持反思的能力，有精神力量去超越這種平庸的生活，換句話說，作家應該用身心去承擔時代的分裂。他特別指出張承志的某些散文體現出了這種自覺，只可惜這樣的作品實在是太少了。陳福民則認為作家應保持“虛心向生活學習的立場”，這是一種“類似司湯達和福樓拜的文學態度，包含著人性感悟與歷史認知的全部秘密”。

　　“精品焦慮癥”應該避免

      在反復強調作家立場重要性的同時，專家們也紛紛呼吁評論界不要用過于浮躁的心態看待這個問題，應給文學創作保留一個自由平和的環境。評論家毛時安認為，眼下評論界似乎存在著一種“精品焦慮癥”，恨不得立刻就出現“偉大的作品”、“偉大的作家”。可實際上，藝術是一個自然而然生長的過程，只能通過長期的努力來獲取果實。作家葉辛也認為，指出當下文學的種種缺點并不等于創作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