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收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審岳洪治郵寄來的一包《蕭乾散文》樣書，出版于2007年11月，印數一萬冊。燙金封面，雅致大方，封底上印著：美文與華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賞之佳作，又為珍藏饋贈之上品。

      選目是我和此書的責編洪治一道定的。出書后我才注意到，24篇散文的時間跨度為61年。蕭乾是1937年5月寫《雁蕩行》的。司馬文風在《中國新文學史》（中卷第133至134頁，九龍昭明出版社1976年3月版）中，給予了此作較高的評價：“蕭乾的散文暢而美，富于想象，語匯清新，描寫生動。在三十年代興起的新作家中，論才華僅有何其芳可與他并比。以游記來說，讀了他的《雁蕩行》，郁達夫的山水記游便黯然無光了。郁達夫是個寫白話文的舊書生，而蕭乾的心靈和文字，全是嶄新的。試看他的身手：（引文從略）類似的比畫更鮮亮的描寫在約17000字的《雁蕩行》中隨處可見。不過，寫山水還不是他的特長，他感興趣的是有煙火的人間，尤其是女性，特別是少女。試看他在《雁蕩行》中的兩處閑筆。（引文從略）他的筆就這么舒卷自如，無論寫景寫人都能抓住神韻和氣氛。”

      按時間順序，此作排在卷首。第二篇《擬J·瑪薩里克遺書》寫于1948年4月。《雁蕩山》問世后不到兩個月，日寇就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蕭乾顧不得再寫美文了，旅英七年（1939－1946），回到祖國，恍如隔世。作為上海《大公報》的社評委員，他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文藝往哪里走？》的社評，刊載于五月五日的《大公報》上。其中有“近來文壇上彼此稱公稱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風氣，而人在中年，便大張壽筵，尤令人感到暮氣……”等句，惹惱了郭沫若。郭老寫了《斥反動文藝》，1948年2月10日脫稿，刊在3月1日出版的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文藝的新方向》。《擬J·瑪薩里克遺書》就是蕭乾所作的答復。此文未引起本國讀者的重視，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首屈一指的日本漢學家丸山昇卻在《從蕭乾看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建國前夕文化界的一個斷面》兩文中，均對此文做了分析。他還把它們收在《魯迅·革命·歷史——丸山昇中國現代文學論集》（《文學史研究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里。

      建國初期蕭乾坐冷板凳，僅在1956年有機會脫產撰文，收進本集的《大象與大綱》、《餐車里的美學》、《草原即景》、《萬里趕羊》、《初冬過三峽》寫于那一年的5月至11月。蕭乾是以《人民日報》特約記者身份，隨中國作協代表團應邀訪問內蒙古自治區的。作家們抵達呼和浩特不久，接待單位立即組織他們參觀訪問當地的名勝古跡。蕭乾卻被本地報紙上的一則關于羊倌們從地面上趕羊的故事吸引住了。他們歷時一年多，行程萬余里，把羊安全地趕到目的地，途中還產下不少羊羔。蕭乾放棄了旅游的機會，每天來回步行十余里路，到當事人哈迪家去，盤腿坐在土炕上，把筆記本攤開，在炕桌上做記錄。回京后，又到西山的作協招待所去定稿。《萬里趕羊》在《人民日報》上刊出后，立即在讀者中間引起強烈反響。報紙破例連續刊登了幾期讀者來信。12月3日發表的李少一的來信中寫道：“為了社會主義建設而從事豪邁勞動的各族人民子弟，應該受到人民的尊敬。……他們站在冰雪化成的刺骨的河水里，結成人墻，把1400只羊運到了彼岸。……他們的行動為國家節省了將近50000萬元；更可貴的是他們的愛國主義、不畏艱苦的精神。”蕭乾逝世后，他的忘年交、作家縱橫在《世紀》雜志（二○○○年第一期）上發表《憶蕭乾采寫<萬里趕羊>》一文，提到他曾于1994年10月22日登門拜訪了當年向蕭乾口述萬里趕羊經過的蒙古族干部哈迪。他寫道：“哈迪至今不忘的是：他接待過許多記者，但沒有一位記者像蕭乾那樣，學問淵博，知識豐富，樸實謙虛，平易近人。”縱橫認為，“這篇特寫所以能夠成為經典之作，……除了蕭乾先生具有知識淵博、文筆流暢、高瞻遠矚等素質品行之外，顯然還與他采訪時腳踏實地付出了巨大的辛勞分不開。”

      《“上”人回家》寫于1957年3月28日。在大鳴大放的氣氛中，他寫了這么個諷刺小品。然而他很謹慎，直到5月下旬和6月1日，其余兩篇才刊出。于是成了被引出洞的“蛇”，擱筆22年。

      《往事三瞥》至《寫到不能拿筆的那一天》這16篇，寫于1979年5月至1998年9月16日。

      蕭乾于1999年2月11日去世后，有消息稱“蕭乾同志一生熱愛祖國，向往光明，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老一代知識分子無私奉獻的精神和正直高尚的人品。”

      蕭乾文學館即將在北京通縣宋莊成立。正門兩邊，將掛兩塊牌子，一塊是“蕭乾紀念館”，另一塊是“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7年12月15日)

　　《蕭乾散文》 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