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亮程:我的文字充滿了新疆的氣息
劉亮程最新的散文集《在新疆》(春風文藝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依然沿襲了《一個人的村莊》的風格,這位種過地、放過羊的土生土長的新疆作家,筆下的故鄉感動著每個讀過他文字的人,其多篇散文選入全國中學及大學語文課本。去年,他的小說《鑿空》入選《亞洲周刊》評選的2010年十大小說。從詩歌到散文再到小說,新疆始終在劉亮程的關注和講述中,他所有的文字都與他所生存過的土地有關。
劉亮程說自己的長相“既像維吾爾人,又像哈薩克和蒙古人”,自己的目光是“一種新疆人的目光,中亞人的目光,也是漢史中時常描述的‘窺中原’的目光”。作為新疆作協副主席的劉亮程,如今正在從事有關新疆文化整理發掘的工作,在與他的對話中,可以感覺到,新疆那片土地的文化、歷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液。
記者:您的最新散文結集叫《在新疆》,可以說,新疆對內地的讀者來說,是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地方,這里有不同的民族和民族文化,新疆對您來說,是一個什么樣的地方?
劉亮程:《在新疆》是《一個人的村莊》后的散文結集。我以前很少談新疆。新疆是我的家鄉,對我而言,她就像空氣一樣、像陽光和雨水一樣,你怎么去談它?那種對家鄉的情感,遠非一個愛可以表達,它更豐富更復雜,百感交集,悲欣交集。《一個人的村莊》寫的是我家鄉的小村莊,從文學意義上說,這個小村莊也許更大。從自己童年的小村莊,寫到整個新疆,家鄉隨著年齡在變大、擴張。但再不會大過新疆。當我書寫家鄉新疆時,我知道她也是其他人的家鄉,是許多不同語言不同民族的人們的共同家鄉。當我用漢語書寫自己對新疆的情感時,我知道維吾爾語、哈薩克語、蒙古語等諸多民族的語言也在表達對同一塊土地的感受。這正是新疆的豐富與博大。
記者:很多人生活在自己的家鄉,但可能反而忽視了自己生活的家鄉,也不關心它的文化存在,為什么您對新疆有這么深厚的感情,這么關注新疆的文化意象?
劉亮程:我在新疆出生長大。寫《一個人的村莊》時我沒有提及新疆,我認為文學是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但寫《在新疆》時,我有了一個新疆人的感覺,新疆給我的東西太多:長相、口音、眼光、走路架勢和語言方式,等等。 我在區文聯工作那會兒,經常有人推開辦公室門,用維吾爾語或哈薩克語向我打聽某個人或某件事,我大概能聽明白,但只能用漢語回答,他們聽我說漢語,就笑了,他們把我當成本民族的人了。的確,我長得既像維吾爾人,又像哈薩克人和蒙古人,還有點像回族人。我不知道自己為啥長成這樣了,是風吹的,還是太陽曬的,或者是這里的飲食、空氣、氣味讓我變成了這樣? 這個地方在不知不覺中讓我的文字和生命都充滿了她的氣息。
新疆還給了我一個看中國的視角。是站在西北角上看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我看到的中國,或許比一個內地人眼中的更大更豐富。因為我知道除了長江黃河,我們還有塔里木河、伊犁河、額爾齊斯河。在泰山廬山之外,還有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除了《詩經》、唐宋詩詞,我們還有英雄史詩《江格爾》《瑪納斯》、十二木卡姆詩歌等等。這些偉大河山,千古文字,一樣在養育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人們常說,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國之大,這不僅僅是到新疆看到了地域上的中國之大,更重要的是這片廣袤地域的厚重文化豐富和壯大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
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我覺得非常重要。我理解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應該是由中華各民族優秀的文化精神共同參與、塑造的“精神家園”,這就需要我們了解各民族優秀的文化。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優秀的文化匯聚成大新疆文化。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不能沒有邊疆文化精神。只有充分理解了中華各民族的文化精神,我們才能建立起一個“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而事實上我們對邊疆的文化重視還不夠。
比如我們的中學語文教材中,一直沒有收入三大史詩的章節,也沒有收入木卡姆詩歌,這是一個缺憾。這幾年我們工作室在做江格爾文化,有幸深入了解了蒙古族英雄史詩《江格爾》,我和團隊的同仁,都被這部偉大史詩深深吸引和感動,她就產生在我們生活的土地上,多少年來我們忙著閱讀和追捧來自遙遠地方的世界文學,卻忽視了身邊的這部偉大著作。我們正在改編出版少兒版《江格爾故事》,十萬行的《江格爾》史詩中,有數不盡的適合孩子閱讀的美妙故事,她是我們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財富。
記者:您的書中專門有一章描寫古龜茲地區,非常有趣,您當初是因為什么對這個地區感興趣的?
劉亮程: 《在新疆》的第二輯“半路上的庫車”和第四輯“月光”都在寫龜茲-庫車這個地方。我的長篇小說《鑿空》也是以龜茲為背景展開的。我從2001年開始關注龜茲-庫車地區。起初是受一家出版社委托,寫一部有關新疆老城的書,我選擇了庫車。當時庫車人口40萬,有4萬頭毛驢。庫車大巴扎在龜茲河床上,河水從一旁的渠道引走,整個寬闊的大河灘成了天然的大巴扎。每當巴扎日,有上萬輛驢車聚集在那個大河灘上,非常壯觀。
當時我對庫車老城的興趣,就是這里的4萬頭毛驢,和家家都有的驢車,它們造就了一個完整的手工業產業。因為驢需要釘驢掌,驢車上有鐵件,所以鐵匠鋪一年到頭鐵活不斷。驢車需要皮具,養活了一些做驢擁子做套具的皮匠。還有打制驢車的木匠,等等。這個手工業鏈條就靠這幾萬頭毛驢在維系。
驢和驢車在內地早就不見了,在北疆農村也少見了。其實毛驢早在兩千年前的鳩摩羅什時代,就是遍布龜茲的代步工具。驢車也是那個時代就有了。驢車是我們老祖先坐的車,歷經幾千年依然鮮活地存在著,這真是一個奇跡。
我知道好多游客去庫車,可能是奔著蘇巴什故城去的,奔著克孜爾千佛洞、庫木吐拉佛窟去的。但是,他們一到老城,看到滿街的驢車和手工業作坊,都會停下腳步,仿佛一下回到了幾個世紀以前,都想坐坐驢車,這是我們花多少錢都做不出來的景觀,卻要費很大勁把它破壞掉。這太可惜了。兩千多年都過去了,我們僅僅用二三十年的時間,就讓很多古老的事物從我們身邊消失掉,總覺得是一種遺憾吧。我們都在講保護文化,保護文物,驢和驢車就是一種活態文化和文物。驢車文化完全可以申遺。不要等到一種文化成死文化了,進博物館了,我們才去保護它。我們應該保護活態文化,已經被我們祖先延續了幾千年,作為一種生活形態傳承下來的文化,更有價值。
記者:您的書里寫村莊、舊城、沙漠、佛窟、月亮,寫樹、牛、馬、驢、狗、老鼠,更寫了鐵匠、放牧人、畫師、商人、居民等各式各樣的人,甚至有一章專門寫了不同的小偷,充滿了生活的氣息,是什么觸動了您的寫作?
劉亮程:我喜歡氣息這個詞,作家寫羊,文字中就要有羊的氣息。寫草木,就要有草木氣息。我寫的是在新疆,文字必然彌漫新疆氣息。 有氣息的文字是活的。 我崇尚萬物有靈。作家得自己有靈,方能跟萬物的靈交流。這便是靈氣。我喜歡那些不會改變的舊事物。就像“鋤禾日當午”,過去千年了,這首詩歌里的鋤頭、禾苗、太陽、正午、汗滴、土、辛苦、盤中餐等等,一件都沒有消失,原樣地保留在詩歌中的大地上。我喜歡慢事物。所謂慢,是我們對待事物或事物對待我們的一種態度:彼此珍惜與挽留。我希望我的文字是慢的,仔細的,是停下來細觀慢察的。我喜歡那些停下來不動的句子,事物被文字捕捉到。
記者:從詩歌到散文到小說,您創作中有什么不同的體會?
劉亮程:寫小說時我感覺自己是一個詩人。詩意是我感受世界的一種方式。無論散文或小說,我呈現的世界詩意彌漫。那是我愿意寫的。
記者:能不能介紹一兩本您最近喜愛讀的書?
劉亮程:我正在讀有關古代于闐國與喀喇汗王朝的所有書籍,從出土文書、史料,到相關書籍。我一直盯著公元1000年那個點在看,那是于闐佛國滅亡的時間,是西域宗教改變的轉折點。我不研究歷史,是在浩瀚文史中尋找人們曾經生活的細節。細節就像細胞,可以復活那些過去的生命,可以聽到那時候人們的心跳。給死亡的生活一縷氣息和溫度,這是文學能夠做到的。年前重讀了《突厥語大詞典》,這部書讓我看懂公元1000年前后的西域新疆。還讀了《巴布爾回憶錄》,這是印度莫臥兒王朝的締造者巴布爾記錄的歷史,一個人的活歷史,近百萬字可以讓人津津有味讀下去。現在是過去生活的另一種延續。理解歷史,也是在理解今天。
記者:可以看出,您對新疆的地方文化研究很深,您怎么看待新疆的大文化格局?
劉亮程:新疆的地理分布是三山夾兩盆,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之間夾塔里木盆地和準葛爾盆地。其大文化格局亦如此,可以概括為三山文化和兩盆文化。由南往北,依次為昆侖山文化、天山文化、阿爾泰山文化,以及塔里木盆地文化、準葛爾盆地文化。
昆侖文化是最早的融合型文化,它對今天新疆的多民族文化發展仍有啟示意義。 阿爾泰山是養育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祖山。兩千多年來,內地中央政權一直在跟阿爾泰的游牧民族交往,經過漫長的戰爭與和平,阿爾泰山及阿爾泰語系的諸多民族都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阿爾泰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山之一。 目前阿勒泰地區的主要民族有哈薩克族、漢族、蒙古族圖瓦人等。在新疆的三山文化中,天山文化尤為特殊,現代考古證明,早在絲綢之路之前,就有一條從西亞通往內地的天山道。也就是天山走廊,它直接連接著河西走廊。這條道路也是后來絲綢之路北部支線的最早雛形。 幾千年來,天山南北坡承載過很多聞名于世的佛窟佛寺、道觀、清真寺。
新疆的兩盆文化中,多年來我們對塔里木盆地文化宣傳得比較充分,一直把南疆塔里木文化作為新疆的文化代表。那些沉淀在各綠洲板塊的古代文化和傳承到現在的民俗文化,都使塔里木綠洲文化成為新疆最有特色的文化之一。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民族有維吾爾族、漢族、蒙古族等。
天山北坡的準葛爾盆地,是中華農耕文化落地生根發育成熟的地區,這個狹長的綠洲帶,起自哈密,從奇臺、吉木薩爾、瑪納斯,到沙灣烏蘇。目前這一地區主要居住著漢族、回族、哈薩克族、維吾爾族等農業人口。自漢唐以來,中華農耕文化源源不斷進入這一地區,留下大量的農耕遺跡。在瑪納斯河下游,上世紀50年代曾發現被當地人稱為唐朝渠的灌溉遺跡,清代的渠道遺跡就更多了,許多村莊的名字都跟渠道有關,我小時候生活的村子叫太平渠村,村邊的清代渠道太平渠遺跡至今還在,還有皇渠村、惠民渠村,都是農耕歷史的見證。
以“三山兩盆” 劃分新疆的文化板塊,是我個人的一己之見。現在新疆各地都在發展自己的地方特色文化。但對新疆文化的總體內涵把握,則需要我們認真思考。
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混合的地區。讓各民族的文化、各種形態的文化都有一個公平的、公正的展示自己的平臺。在發展地方文化的過程中,國家意識、中華民族文化意識如何體現,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記者:正如您談到的,新疆地域遼闊,各種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在這里同時存在,您怎么看待新疆的文化交融狀態?
劉亮程:新疆是東西方古代文明的交匯地,這些文明或文化曾經對古代新疆產生過什么影響,給現在新疆留下了什么,這是需要我們思考的。
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中華文明是較早到達西域新疆的。自張騫出使西域,隨著漢代對西域的統治,中華儒文化進入西域,對西域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影響自漢代唐代,一直到清代新疆建省,以及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源遠流長。我們從維吾爾族經典著作《福樂智慧》中,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響。
印度佛教文化大概在魏晉時期或更早進入西域,克孜爾千佛洞的早期壁畫,都是魏晉時期的。佛教文化前后影響新疆一千多年。自10世紀以后,佛教文化逐漸被另一種更加強勢的伊斯蘭文化所取代。其間還有薩滿教、道教、景教 、天教等,都對新疆產生過影響。
中原儒文化是以一種世俗文化進入新疆的。新疆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隸屬中央政權的管轄和受儒文化的影響。儒文化講和諧、中庸。儒文化一直在西域的各種文化中起著積極的調和作用。在新疆這樣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地區,只有儒文化可以充分調和多民族關系。我們今天的邊疆文化建設,仍需要從儒文化中汲取智慧。
現在新疆的社會生活,仍然是這些古代文明影響的一個結局。那些古老的文化,一直在影響著我們現在的生活。
記者:您一直在從事挖掘、整理新疆地方文化的工作,這是一種什么模式?
劉亮程:我們成立的文化工作室做地方文化的大概模式是,先組織作家學者,把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民俗等整體性挖掘、梳理,也就是做成一本文化書,把一個地方真實的歷史文化,還原給當地,讓民眾了解自己的歷史文化。然后,在挖掘呈現過程中,提煉出有獨特價值的文化品牌和理念,做文化塑造。其實這些工作在內地大部分地區早就完成了。新疆好多地方的歷史文化及民間故事,基本上還是原生態的形式存在于民間,沒有完整地記錄整理過。
記者:那么在您看來,對少數民族地區游牧文化的保護如何實現?
劉亮程:我說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我們發現和命名了一條古老宏大的游牧大道:塔瑪牧道。
這是我們在給托里縣做地方文化時,由一位作家發現和命名的。塔瑪牧道,是指從塔城的塔爾巴哈臺山到托里瑪依勒山間長達300多公里的游牧轉場道路。塔爾巴哈臺山是天然的夏牧場,那里冬天雪厚風大,不適合牛羊過冬。所以一到冬天,塔爾巴哈臺山的牛羊就要向托里的瑪依勒山去轉場,瑪依勒山區冬天雪小風小,是有名的冬窩子。這樣自然的地理狀況,成就了一條幾千年不變的轉場牧道。
我們知道在西方,游牧這種生產生活方式早在100年前就進博物館了。即使在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大草原,也看不到大規模的轉場了。在新疆因為縣、鄉、村的劃分,好多原有的牧場被分割,牧道自然隔絕了。但是在塔城盆地,還存有一條完整的被四個縣市共用的轉場牧道。通過牧道所經地巖畫和古墓葬推斷,塔瑪牧道的固定轉場歷史有3500年之久。塔瑪牧道有可能是世界游牧文明的一個重要起源地。每到春秋轉場季節,可以看到連綿不絕牛羊群,走在這條千年大牧道上,一條挨一條的深深羊道,綿延300多公里,每個轉場季節有150萬頭牲畜走過這條牧道。這是游牧文明最后的奇觀了。這種景觀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到了。
農耕民族是居國,筑城修墻。長城是農耕文明最大的文物遺存。長城的作用就是一個國家的院墻,用以護衛城邦家園。那么,作為和農耕文明歷史一樣悠久的游牧文明,它的文化遺存是什么?游牧民族是行國,在大地上游牧,不筑城,氈房馱在馬背上,四季轉場,隨水草而居。游牧文明的文化遺存便是牧道。游牧是其生產生活方式,牧道是其最重要的文化遺存。
塔瑪牧道就是這樣一條保存完整的游牧大道,那些羊腸小道,有些地方有半米多深,有些地方甚至有一米深。一條挨一條,密密麻麻,每一條羊道都有3500多年的歷史。這么巨大的一個文物,扔在草原上、荒山中,我們多少年對它視而不見,不把它當文物。我們對塔瑪牧道的挖掘和命名,一個最重要的價值,就是第一次把羊道當文物對待。
隨著各地牧民定居政策的實施,游牧作為牧民的一種生活和生產方式,遲早會從大地上消失。但是,游牧作為一種文化,需要我們去保護。尤其像塔瑪牧道這樣一條承載著數千年游牧文化,現在依然在使用的古老牧道,我們沒理由讓它消失。塔瑪牧道的文物價值和旅游價值,都有待我們進一步發掘。
記者:這本散文集以后,還有什么樣的創作打算?
劉亮程:我正在寫一個有關新疆公元10世紀前后歷史題材的故事,那是新疆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宗教轉換時期。我們只有理解歷史,才能理解今天。
文學藝術是心靈溝通術。優秀的文學不會站在某個民族立場上言說,而是站在人的立場說話。文學能讓不同種族、宗教的人們,在一滴水、一棵草、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在對同一縷陽光的熱愛中達成理解與共識。在無需翻譯的花香鳥語中,敞開我們一樣坦誠的心靈。這是我所有的文字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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