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散文選刊》工作了幾年，我現在還有一重身份是散文的專業讀者，即散文編輯，因此也經常被問及一些散文問題。最近就碰到一個寫散文的朋友 發問：“我寫了一些東西，看起來有點兒怪，我覺得可能是四不像，所以也沒有投稿，自己就把自己槍斃了——你覺得散文的標準是什么？”我反問：“請先告訴 我，在你的心目中，散文的標準是什么？換句話說，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框定，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把散文的邊界給你劃出來呢？”他茫然地說沒有。我也誠實地說我認 為也沒有。“所以，我覺得，你寫的是散文是小說還是四不像都不要緊，要緊的是寫得好。我甚至覺得，”我圖窮匕見，“如果你真的寫出了一個好的四不像，那你 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因為你創造了一種新的文體。”

　　由此想到了一個詞：自由。

　　2014年11期《散文選刊》轉載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作者是青年評論家張莉，題目是《假如自由能成為一種寫作習慣》，她在里面提到了蕭紅， 她說：“蕭紅的寫作跟‘教養’二字完全不沾邊……大多數作家在寫作時都會自我規訓的，以使自己的寫作更符合潮流和文學慣例，大多數作家，都不敢、也不試圖 去做那個‘不合時宜’者……在我看來，作為作家，蕭紅為我們提供的經驗是，在時代潮流里盡可能去尋找屬于她的寫作天地。即使有人批評她立場不堅定，寫作沒 有套路也在所不惜。她絕不自我規訓和自我審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數人的審美口味。這也是我喜歡蕭紅的原因……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 親情、倫理、教條、掌聲、他人的目光以及愛情面前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就是我理解的寫作的自由。”

　　就外部條件而言，從古到今都沒有絕對的自由——所有的人都是在戴著鐐銬跳舞。自由最重要的本質意義，也是在精神領域里——寫作，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戰爭。自由，就是自己給予自己的禮物。

　　2010年，《最慢的是活著》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大同小異的祝賀短信擠爆了手機，幾天之后，有一條冷冰冰的短信姍姍而至：“這樣下去不行 的。”我頓時汗顏。是啊，這樣下去是不行的。而這種不行，我心如明鏡——有言論說，作家和作品的關系有三種：作家大于作品，作家等于作品，作家小于作品。 按照此論，誠實地說，《最慢的是活著》是屬于第一種。也就是說，這種模式的寫作對我而言并不吃力，相對輕松。可是，我就這么一直輕松下去嗎？那么，我之后 的可能性又在哪里？

　　這之后的創作里，無論是《認罪書》還是《拆樓記》，我都是在盡力地去寫大于我的東西。

　　《認罪書》是2013年度中國作協的重點作品扶持項目，在發表出版之后，于2014年2月在中國作協開了研討會。眾多精彩的發言里有兩個比喻尤 其讓我印象深刻，一個來自李東華，她把《認罪書》的寫作核心比喻成一個摩托車的發動機，她說：“這樣一個摩托車的發動機是否能夠帶動一輛風馳電掣的奔馳 車，到達歷史深處，我是有一點點疑問。”另一個來自于岳雯，她說：“你聽我們風言風語胡說八道地講了那么多，肯定會覺得，你們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告訴 你，這事沒辦法，世界就是這樣。寫作的困境就像那個讓人絕望的羅布泊，你面對著羅布泊想要徒步穿越，周圍一堆人告訴你，該這樣走，該那樣走，該穿什么衣 服，帶多少水，怎么看星星，怎么看月亮，怎么制定路線……真到走的時候，就是你一個人去穿越這絕望的羅布泊，誰也幫不了你。”

　　徒步旅行者想要穿越羅布泊，摩托車的發動機要拉一個奔馳……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一想起這兩個比喻我就想笑。我很喜歡它們，它們跟我真的很貼 切。徒步旅行者要翻過一道小河或者小山肯定不是問題，摩托車的發動機要拉一個摩托車或者平板車也肯定游刃有余，但對我而言太沒意思。穿越羅布泊或者摩托車 的發動機要拉奔馳肯定很吃力，也走不了多遠，可這就是我的貪婪和野心，或者美言說是探索，更有甚者說是志向。

　　——其實是一回事，探索實現不了就是貪婪，志向實現不了就是野心。我知道自己很可能將來就淪于貪婪和野心的命運，可是那又怎么樣呢？

　　對于那種悲催的命運，我不恐懼。我要做的，就是在它們還沒有到來之前，寫下去。

　　——寫作很像戀愛。面對愛情，我從不恐懼去愛誰。我最為恐懼的是：一、怕自己無所愛，二、怕自己愛不好，愛得對不起愛情本身。寫作也是如此。寫 作小說十年，也許最為自我滿意的是：從不恐懼去寫什么，也從不恐懼寫出來的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我最為恐懼的是：一、怕自己突然死掉，寫不完；二、怕自己 寫不好，寫得對不起自己動筆的初心。至于這個時代，狄更斯《雙城記》有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而我覺得，這個時代其實是最好的時代。為 什么？答案很簡單——因為我活在這個時代，我只能在這個時代寫作，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