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生態散文——中國文學的急迫使命

徐芳、楊文豐

徐芳：當下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與此相伴生的是生態環境問題,由此生態已成為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的重大主題之一。盡管生態文學的創作在整體上并不十分成熟，但中國已初具自己的生態文學,并將成為世界生態文學的一支生力軍？

楊文豐：的確，我國的經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也使生態資源和環境付出了有目共睹的代價，有的地方仍處于日益嚴峻的自然危機之中。當前，黨和國家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標、新部署，“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生態已上升為當前人文社會科學面臨的重大主題，上升到社會和經濟是否可持續發展的高度被認識。

文學是人學，更是人與自然關系之學，假如將《詩經》、唐詩、宋詞中的自然物刪去，誰也無法想象還是不是文學，所以，文學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及其現實，無疑是文學題中之義，然而，作為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生態文學，尤其是中國新時期生態散文對國內生態環境污染的反應，并沒有出現令人滿意的表現，在生態熱點的迅速反映上，在文學性和哲學思辨層面上，生態文學作品的整體水平確未能達到應有的高度和深度，雖然也涌現出賈平凹的《懷念狼》、姜戎的《狼圖騰》等一些好的生態長篇小說，但在社會上能產生廣泛影響的生態文學作品仍尚少。

目前，國內生態文學創作和從事生態文學的作家，雖然隊伍有所增加，比較活躍的生態文學作家和詩人，有張煒、魯樞元、馬麗華、于堅、哲夫、郭雪波等，但陣容依然不夠大。

徐剛先生不久前發表在《中國作家》上的長篇隨筆《江河八卷》，內容豐厚，堪稱力作，但從宏觀面看，有深度、力度的生態文學作品尚少。葦岸以創作系列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著稱，是生態散文領域令人看好的杰出作家，但英年早逝，令人痛惜。胡冬林生前為了寫好生態作品，長年生活在長白山原始森林，作品透露出濃郁的山林和動物的現場氣息，表達了萬物齊一和諧的生態理念。

中國的生態文學創作在總體上確實還未形成氣候。但令人高興的是，在生態批評方面，21世紀以來，許多高校生態文學研究團隊還比較活躍，發展生態文學，顯然是中國當代文學的急迫使命，這其實也是奉自己之命，奉當代人之命，奉自然之命，奉可持續發展之命。

隨著社會對生態的關注度的提升，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作家、詩人加入生態文學創作的行列，給中國當代文學帶來蓬勃之氣。

徐芳：隨著普遍性的生態意識的不斷增強,“對自然生態的深切關照，對社會文化的深思”，基于當今對生態環境的重視，生態散文是否將是未來散文發展方向的所指之一？而生態文學的發展，又在哪些方面，應該引起我們更多的重視？

楊文豐：這個問題提得好，涉及生態文學寫作的前提、生態文學的文體選擇，和我們對繁榮生態創作應持的態度。

繁榮生態文學，大前提是整個社會尤其是作家的生態觀念、生態意識必須進一步加強，對社會文化有深入的思考，而對一個作家來說，還必須對自然生態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和思考，對自然有大愛，就是所謂思之深，才能愛之切吧，但僅憑這些不一定就能寫好生態文學。

生態文學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這就是堪稱生態文學經典的作品，很多都是生態散文。

第一本是美國超驗主義作家梭羅的散文集《瓦爾登湖》。在這本靜靜的、恬淡的、充滿智慧的書中，作家以細密開放的筆致，以橫向思維式走筆，抒寫林地、湖水的美，穿插紅塵世事，文字純凈，讀之，可感受到精神升華、心靈凈化的力量，而且，這本書呈現的純潔的自然及其美的力量，對人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產生改變作用的，自然美，真是太值得人去細心體味，全身心投入其中。

第二本是世界生態文學時代來臨的標志性作品，這就是蕾切爾·卡遜的長篇散文《寂靜的春天》。蕾切爾·卡遜在這本書里深入地思考人與自然關系，對環境污染，給以了前所未有的嚴厲批判。

還有一本則是利奧波德的散文隨筆集《沙鄉年鑒》。在美國，《沙鄉年鑒》是與梭羅的《瓦爾登湖》雙峰并峙的生態經典。

讀這本書，可以見到作家聚焦土地倫理和美學問題，除對每個月一至兩個自然物候現象作出深刻感悟和個人化的描繪，還提出了影響人類生態觀的著名的生態倫理觀——“土地道德”。

利奧波德認為個人是一個由各個相互影響的部分所組成的共同體的成員。土地道德只是擴大了這個共同體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把它們概括起來，就是土地。簡言之，“土地道德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沙鄉年鑒》）

需要說到的是，這本書除了提出劃時代的生態倫理觀——“土地道德”，其文字風格更是獨到的，多為解釋式描述，結實的文字，簡潔而含蓄，理趣美洋溢，深深地引發了我的共鳴。何以這些生態文學經典都是散文作品，我認為這是由散文文體特質決定的。

散文是最能本色地表現作者個性情感、感悟和知性的藝術容器。散文這一以心靈之真為基點的文學形式，多以第一人稱“我”直接行文，作家袒露心扉，直陳已見，猶同面對面與你談心，這就導致了作家與讀者的距離，比任何其他文學形式，都拉得更近，更容易表達，也更容易被接受。

還有就是散文本來就長于感興抒情，善于解釋式描述，離散而自然，能議能敘，可真接啟智啟美，這就勢必更適合也能更充分地包容和表現自然的屬性、現狀和美，可以更直接更方便地表達人與自然的關系。

國家正著力進行生態文明建設，所以生態散文完全有可能是中國未來散文發展方向的所指，很可能像美國一樣成為生態文學的第一文學體裁，出現名家輩出、杰作如林！

對繁榮生態散文創作對這個問題，我以為至少就涉及了五個層面：一是生態學層面，生態學的一些基本原則，比如每一種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相關的關聯性原則，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的去向原則，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即排異性原則，沒有免費的午餐的代價性原則等；二是自然哲學層面；三是自然美學層面；四是社會政治學層面，五是文學創作的一般規律層面。這五個層面集中體現了生態知識、哲學社會學、美學與文學等的相互關系。

寫作生態散文，作家同樣需要深入生活，體驗生活。幾年前，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生態文學與環境教育國際研討會”上，我曾發表這樣的觀點：科學知識既是生態寫作的平臺，也是理解和憂患自然的視角，可以幫助作家更好地認識自然和關愛自然的。

徐芳：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態危機是促生生態散文發展的根本原因？所以對危機的關注也是生態散文的重要內容之一吧？生態文學不僅警示危機的現象,更是透過現象探析危機的社會性根源？

楊文豐：“憤怒出詩人”，其實危機也出文章——嚴重的生態危機的確能促生生態散文。對生態危機的關注是生態散文發展的重要動力，但不是唯一的動力。

我這樣說，是因為生態散文的寫作內容或關注的對象，至少已涉及四個方面：一是對生命和大自然機理的深刻體悟；二是對自然美的感悟描繪；三是對家園毀損和生存危機的憂患意識；四是在自然生態背景之下對現代生存和生活觀念的富有歷史感的理性反思及哲學建構。

離開這些問題或內容，文學性再強，也還不是生態散文。

對危機的關注是生態散文的重要內容之一，生態散文不僅需要剖析危機現象，還要追問其社會背景和社會淵源。換句話說，生態散文除了直面自然生態，達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還必須關注和審視形而上的精神生態，得抵達哲學的堂奧。

徐芳： 您覺得生態文學作品，應具備怎樣的教化作用，或者說那是一種“綠色效應”？

楊文豐：如果倡行“形神和諧，啟智啟美”的散文觀，生態散文還需引入自然生態、科學思維等啟智審美視角，彰顯鮮明的自然美、科學美和哲理美……

生態文學，除具有文學的一般教化效應外，還具有綠色效應，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幫助人們建立和強化“綠色思維”，打破有悖于綠色的思維定勢，提高和強化綠色意識。在飲食、服飾、家居等方面，讓自己更好地意識如何才算明智地生活，起碼能夠通過綠色的潛移默化，在思想上建立起抵御物質侵犯綠色的緩沖區，乃至抗爭地。

二是幫助人們進一步提高欣賞自然的美學自覺性，建立和增強“綠色審美意識”，懂得自然的美學價值，鐘情大自然。

三是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自然對人類社會的凈化作用和靜化價值。在這個世界上，尚存在一些較為純凈的自然，可以純潔現代人競爭不休的心靈，靜化躁動不寧的心緒，淡化物欲，簡化生活。

四是幫助人類不斷地矯正、校正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具體行動，保護自然，與自然建立命運共同體，與自然“共存共榮”。

徐芳：著名散文批評家古耜發表在《文藝報》評價五年來中國散文創作的《在揚棄與拓展中執著前行》一文，曾論及“從氣象角度切入生態書寫，并不斷擴展觀察視野……因為目光別致且筆墨搖曳而引人矚目”。您的創作也在致力于挖掘生態危機深層的社會根源,探尋和樹立生態倫理,提倡回歸、融入自然的生活態度與方式,構建美好和諧的生態愿景？

楊文豐：從新世紀初《散文海外版》頭條發出我一組《自然筆記》后，我就自覺轉入生態散文——系列“自然筆記”創作了。現在回顧，我的自然筆記系列，在針對現代化的負面進行批判、反思，在關愛自然、在以求審美文體建構的同時，確實是孜孜于生態倫理的現代建構和探尋。我對生態之病進行反思的《病盆景》，不但獲得了《散文選刊》年度“華文最佳散文獎”，還被選入雷達主編的《新文學百年散文選粹》、林非主編的《中國最美的哲理散文》和多種權威散文選本，陳忠實先生生前對《病盆景》也給予高度評價：“通過對病盆景所蘊含的病文化的深刻批判，直指人心之病，人性之病。筆鋒凌厲，筆端多味。”

我本科攻讀的是南京氣象學院農業氣象學專業，因而我進行生態散文寫作，有些近水樓臺，一直會注重引入科學視角，同時注重文學審美。我比較注重探尋大自然的原初意義，比如，我認為大自然是存在父、母性的：“大自然不但有母性的一面，也有父性的一面。溫柔、包容與無私施予是大自然的母性面孔。這種母性態委實就是大自然的均衡態。父性則是大自然的威嚴，大自然的金剛怒目。父性態是大自然的失衡態或非正常態，是剛性態，是能量如火山暴發的狀態，是大自然的‘不平則鳴’狀態，是大自然的怒氣沖天與角力搏擊。大自然最能讓人刻骨銘心的狀態，往往是父性態。”

我發現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已由舊敬畏轉而開始建構新敬畏：“我向往中的人類對自然的新敬畏，是一種復合型的敬畏，是人類對自然之‘靈’——自然萬物的科學本質和規律，對滄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順應的敬畏；是能通過預警機制，自覺避讓自然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將技術的陰影掃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將人類視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對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當前日薄西山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能日益走向和諧的敬畏；是理應上升到宗教層面的敬畏……”（《海殤后的沉思》）

我長期以來在思考這樣的問題，即人類該生活在怎樣的環境，才能與自然真正和諧相處？我得出的答案是生活在“子宮式生態圣殿”！我甚至覺得“子宮式生態模式”，這人與自然關系的最佳境界，所蘊含的孕育、溫暖、互賴、包容、仁愛、感恩、敬畏、孝敬自然（母親）等美好內涵，與“土地道德”的觀點相比，更具互動性、生長性、持續性、科學性和理想性……

（楊文豐，一級作家。多篇散文被選入上海高中《語文》、全國職中《語文》和《大學語文》等10余種教材。已出版生態散文集《自然筆記——科學倫理與文化沉思》、《蝴蝶為什么這樣美》、《自然書》等，部分被譯為英、日和蒙文。曾獲老舍散文獎、冰心散文獎、在場主義散文獎、林語堂散文獎、浩然文學獎、絲路散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