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說，“長期以來我們有九位繆斯。健康的批評是第十位繆斯”，“批評”這第十位繆斯可以將議論和評判的箭矢射向九位繆斯中的任意一位，甚至還可射向自己，可見批評是何等重要，又是何等威風。文學批評起到其效能的標志就是上述重要作用的實現，換句話說就是要影響到作家、讀者和批評家本人，要影響到文學的生產與消費。

    但就在當下，文學批評被拉攏到強勢傳媒的豪華宮殿里享受著榮華富貴，地位尊貴而顯赫，匯聚著超強的人氣，能呼風喚雨，能滅人還能造神。而與此同時，傳統的學院批評成為娛樂化的大眾所不屑一顧甚至討厭的東西，它只能在寂寞的象牙塔中淪為圈子里的事情，自言自語，自開自敗，對作家、讀者和批評本身失去影響力，處于失語狀態。

    學院批評因何失語？這固然與傳媒批評的崛起有關，但關鍵是因為其無法克服的硬傷。

    學院批評艱深晦澀，“能指”、“所指”、“俄狄浦斯情結”、“鏡像”、“后現代”、“后殖民”、“異延”、“東方主義”、“主體間性”等生僻的名詞概念到處飄飛，德里達、福柯、本雅明、拉康、杰姆遜、薩義德等眾多國家的理論家集結成另一種意義上的“八國聯軍”。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誰也不愿意去與這些文字對話，即使勉強讀完，多數人在這種喪失靈性與趣味的文字里也找不到震動心魄的感覺？“你不說倒也罷了，你越說我越糊涂”，這就是許多人拜讀學院批評后的切實感受。

    學院批評滯后遲鈍，這就是蒂博代所言的職業批評的致命危險——“遲疑癥”:“他們搜求資料，一定要找到最后一張紙片；他們探索淵源，一定要掘開最后一座祖墳；他們考察環境，一定要坐實最后一個細節；非如此則疑慮叢生，不能有一個字落到紙上”。因此，學院批評總是對正在產生的文學作品和事件失去快捷的反應，甚至事隔多年都無反應。

    還值得注意的是學院批評強烈的功利色彩，學院并不是一個一塵不染的所在，知識、學術與經濟資本關系密切，論文數量與職稱評定的密切聯系讓學者們投入了論文寫作的大生產。批評只為稻粱謀，學者們為了早日戴上教授、博導、學科帶頭人的冠冕，便迅速地依照學術規范炮制表情僵硬的學術文字，有人甚至不擇手段。大量的學術抄襲、剽竊事件，招生黑幕，評獎丑聞使讀者不再朝拜這些所謂的精神導師，讓人們不再迷信所謂的學術。

    在上述硬傷的作用下，學院批評依然蜷縮在自己造就的小眾圈子里，要么沉浸在對昔日輝煌的回憶中擺出一副精神導師的迂腐架勢，要么淹沒在今日碩博弟子的無聊追捧中自我陶醉，渾然不覺自己已失語于這個傳媒為王的時代，似乎毫不在意普羅大眾對它的無情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