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文寫作30年，身處文壇之外，算是一個業余作家，然而卻一直兩眼盯著文壇，又可算作一個旁觀者。俗話說，旁觀者清，然而，我依然不敢自以為看清了什么，卻有這樣那樣的想法。

    當下的散文，可以用一個“熱”字來形容。說到散文熱，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量大面廣。全國有幾百份的報紙，每張報紙又都有一個副刊，散文是主打的品牌；全國又有上百份的文學刊物，除了十來家散文專業刊物以外，也是小說、散文、詩歌，三足鼎立，散文三分天下有其一。我的第二個感覺是:由于市場的容量大，散文的年選與多種版本的散文集也出得多。舊歲未除，本年度的所謂散文“精選”、“最佳”散文、“最具閱讀價值”的散文等等迅即登臨書市，成為森林一樣的書籍中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線。精選不精，最佳未必，編選者需要照顧的名單可能不在少數，從另一層面說，很難排除商家的炒作。其實，只是一種表象，一種時尚。也有人說是“文化的快餐消費”。凡是時尚的東西，都是沒有生命力的，長則幾年短則幾天，風流總被風打雨吹去。不信，請你打開這些重三疊四厚厚幾冊的選本，真正打動人的讓人擊節稱贊的好散文能有幾篇？

    寫散文的人多，形形色色，散文的新概念也林林總總層出不窮。余秋雨的一本《文化苦旅》，從宏闊的歷史背景下展開對歷史、人物、事物的解讀，熔知性與感性于一爐，極大地拓寬了散文的表現力，寫法是全新的，就給起個名吧叫“文化散文”，使人懷疑的是，難道還有沒文化的散文？女作家寫散文，抒情寫憂，歡喜時大笑，悲傷時歌哭，愛也纏綿，痛也纏綿，也給起個名吧叫“小女人散文”。還有叫“學者散文”、“小說家散文”、“官員散文”、“政治散文”、“藝術散文”，讓人莫衷一是。不禁要問，以某種職業或身份確定其散文品質，其本質上的區別是什么？比如柳宗元，既有學問又做官也寫散文，既寫批評時政的散文《捕蛇者說》，又寫紀游散文《永州八記》，你能區別哪是學者散文？哪是官員散文？梁衡寫覓渡、覓渡的瞿秋白，寫大有大無的周恩來，寫報國無門把欄桿拍遍的辛棄疾，有人說他的散文是“政治散文”。那么，我又要問:西漢的司馬遷寫《史記》，寫輔佐劉邦統一中國的張良，寫大澤鄉起義的陳涉、寫“拜為上卿”的藺相如，寫“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項羽，都是政治人物，是不是政治散文？古人好像沒有這么別出心裁的，不管是“本記”、“表”、“書”、“世家”、“列傳”，都是實錄，統稱為史記，文史不分家，都屬于散文的范疇。

    回顧源遠流長的中國散文史，從《左傳》、《史記》、漢賦、唐宋古文到明清小品，廣義散文與狹義散文的交叉與結合，構成中國散文史的全部內容。當年，賈平凹創辦《美文》，提出“大散文”的主張，他的基本觀點有二:一是散文要有大境界，反對把散文變成一種“小擺設”，這也是魯迅先生在30年代強調并反對的；二是強調散文面，各類題材各種形式都可以進入散文創作。從境界、題材、形式的范圍內確定一個“大”字，其實也就包括了廣義散文與狹義散文的概念，只不過老賈登高一呼，別有用心，不是巧立名目，而是針對當下散文境界越來越小、路子越走越窄的現象而言的。

    時尚化、技術化寫作，使散文變得越來越甜俗、流俗。然而，“綺麗不足珍”，這是李白《古風第一》里的詩句，批評的是建安以來詩風靡軟的文學傾向，至今不失其借鑒意義；他還有一句詩，叫“大雅久不作”——當下散文具有陽剛之氣獨具風骨的散文卻越來越少，也是不爭的事實。不妨回顧一下近年來的散文創作，余秋雨一熱，文化散文(姑妄稱之)一時走俏，冷書袋貼著熱屁股，有點文史、有點議論、有點抒情的文化散文，千人一面，俯拾皆是，既不見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也不見作者的領悟與發現，一味地宏觀俯視，宏大敘事，無限升華，熱鬧了一陣子后，又坐了“冷板凳”；自然與環保成為熱門話題以后，爭先恐后，人云亦云，你寫黃河，我寫淮河，他寫家鄉的河，發臭的河、消失的河、干涸的河、半死不活的河……雖有高下優劣之別，卻都是模子里澆注的東西，似曾相識沒有出人意外的新鮮感，而在文學界沒有比總是見到一個老面孔更讓人不耐煩的。當下的散文寫作因為“藝術的內容正在減少，正如個人之間的差異正在減少”(約·布羅茨基語)。越來越變得讓人乏味，喪失閱讀的快感與共鳴的激情。

    散文的天地有多大？我借用一個俗語:“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雞毛蒜皮。”即使是雞毛蒜皮的題材，也要寫得有意思、有意義，而又難在有意思、有意義。古人說:“文章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這是由文學的教化功能決定的。另外，強調散文的真情實感并不排除想像力，文學不能沒有想像力，而應該像雄鷹一樣自由地飛翔于天空與大地之間——既立足于現實又超越于現實。大家知道，史鐵生是坐在輪椅上的作家，因為殘疾而返回內心，更多地作形而上的思考。他對于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