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當然不是簡單的道德訓誡，也絕非只能宣揚好人好事，否則，《雷鋒的故事》可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品。但是，文學在其諸多的功能中，教育和感化的作用還是非常明顯的，因而，真誠的作家、嚴肅的作品都會重視文學的道德感化力量。

    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革，又面臨“全球化”趨勢，這是一個轉型和調整的時代，人的生存方式和社會風尚正在發生著急遽的變化，傳統道德有許多已不適應于新的時代，而新的道德還沒有完全確立，應該說，這是一個道德觀念混亂的時代。孔子死了，上帝死了，但人還活著，關鍵是還要繼續活下去。怎樣活？活著為什么？似乎沒有一個主義或者行為模式可以框范。人是自由的，被框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這是社會的進步。但道德的困惑也由此而生。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封閉因而超常穩定的社會，它的道德觀念，比如仁義禮智信，很明確；現代中國與西方接觸，傳統道德經受巨大沖擊，但也漸漸接受了一些現代道德觀念，比如自由、平等，也很明確。古代作家和現代作家，無論他們站在哪種道德立場，古代作家也有反封建道德的，現代作家也有堅持傳統道德的，總之他們的道德觀念是相對明確的。而當今許多作家則面臨著道德困惑，而且似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困惑。

    文學是寫人的，把人寫成政治工具或者經濟動物都是簡單化的寫法，但為了把人寫得復雜，特別是要寫出人性的深度，而把人物性格寫得模糊不清，善惡不分，似乎也缺乏真實可信性。在有些作家的筆下，那些腐敗分子甚至社會黑惡人物，他們盡管在干著傷天害理、損人利己甚至危害社會的事情，貪污腐化，瀆職犯罪，殺人放火，販毒搞黃，幾乎是無惡不作，但這些人卻在作品中被描寫成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假如把人物以簡單的“好人”和“壞人”來概括區分的話，這些“壞人”似乎比“好人”更有人性，也似乎更有人情味，惡但愛著，愛金錢，愛女人，講情調，懂生活，而“好人”則成了干癟蒼白、簡單落伍的人物。而且，這些作品也似乎在有意無意地告訴人們，“壞人”壞著但生活得很好，“好人”好著但生活得不好甚至很不好。什么意思呢？難道是說“壞人”生活得好是因為其壞才好，而“好人”生活得壞是因為其好才壞嗎？總之，對“壞人”滿是理解甚至同情，而對“好人”則隱含著不恭。這里的關鍵不在寫了什么，而在于怎么寫，作者持什么樣的情感態度。

    古今中外，有人堅持作家要有道德情懷，如俄國的老托爾斯泰，也有人反對文學作品有道德傾向，如英國的王爾德。其實，不論你多么強調文學的審美獨立性，但它無論如何總是與道德倫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要割斷文學與道德的聯系即使不是一廂情愿，也是不可能的。文學的感染力常常是在寫人時對其理解和同情而產生感染力的，創作需要人性的同情，但也需要堅實有力的道德批判力。

    道德情懷是一個作家應有的藝術胸懷，有和沒有這個胸懷是絕對不一樣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作家是否偉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作品藝術品質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