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后面站著一個人

謝有順

[散文寫作應該面對人物，面對個人；散文家只有學會了如何與自己說話，他才能向許多人說話。散文的后面站著一個人，這個人在散文家的筆下，是藏不住的，它隨時會站出來向讀者發言。……比如，當我讀到賈平凹說“聽靈堂上的哭聲就可辨清誰是媳婦誰是女兒”時，深覺這是一個用心觀察世界的作家，他的敘事，也是洞察人心的敘事。“天地貫通以后的人才能寫散文，才能寫出好散文”，這話是一點都沒有錯的。]

    在中國，散文應該是最成熟、也最悠久的文體。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小說為王了，散文的影響力卻在衰微。故事已是新的閱讀主宰，虛構成了作家最為看重的才能，沒有人再愿意聽作家們的絮絮叨叨了，這個時代所熱愛的，更多的是欲望和傳奇。然而，當故事越來越變成胡編亂造，當虛構也成了精神造假的幌子，散文的寫作，似乎也在偏離真心和自然的軌道，加入到了虛假寫作的合唱之中。一方面是偽造的自我大量出現在當代散文中，另一方面是文化關懷和知識崇拜幾乎窒息了散文的自由精神——隨著文化大散文的興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散文寫作，正在進入一種新的公共寫作的時代：經驗類型，話語方式，精神指向，都有著相類似的邊界，無非就是歷史調查和人文山水。這場話語變革，由余秋雨所開創，卻被更多沒有個性的寫作者所模仿。于是，散文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彌漫著尚大之風，舉目所見，都是宏大的歷史追溯和山水感嘆，惟獨見不到那個渺小、真實的個人。

    這可能是當代文學最重要的困境之一了：在一種寫作的背后，卻看不到一個真實的人。在這一點上，小說、詩歌或許還有技巧可以掩人耳目，但散文是本色的文體，很難作假，它不像小說，可以讓自己筆下的人物站出來說話，散文必須直接面對讀者，隨時向讀者發言。所以，余光中先生曾說，“散文家必須目中有人”（《余光中散文·自序》），散文是無規范的，它比小說和詩歌更為“近人情”（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更反對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興之所至，本質上說，它是業余的文學。所以，我對那些專以寫作散文為業的人，歷來是很訝異的，我不認為他們的專業姿態能幫助他們寫出真正的好散文來。

    當代的散文實踐可以證實，我的這一判斷并不是空穴來風。至少，現在進入我視野的最好的當代散文家，絕大多數都不是專業意義上的，反而是客串和業余的身份，使他們寫出了令人難忘的散文篇章。比如，汪曾祺、王小波、賈平凹、李國文、史鐵生、韓少功、張承志、余華、葉兆言、鐵凝等人，他們的文學身份更多的是小說家，而于堅是詩人，余秋雨原是理論家，他們的散文寫得好，難道僅僅是出于偶然嗎？不，也許，它不過進一步證實了我的設想：如何使散文更好地成為“業余的文學”，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

    而在散文反對專業寫作的運動中，小說家秘密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對散文的介入，大大地改變了散文的邊界和疆域。在最需要對人和事具有豐富表現力的地方，在如何應用語言更好地貼近自己的心靈這種話語實踐上，小說家似乎擁有天然的優勢。在此之前，散文寫作的一大弊病，就是過度抒情，不知節制，結果把散文越寫越狹窄，越寫越濫情。小說家散文興起之后，過度抒情的問題得到了有效的克制，這大概跟小說家長于敘事而不長于抒情有關，他們更注重經驗和事實，更注重自我存在的心靈印痕。這種散文的崛起，使散文在事實和經驗層面上的面貌發生了改變，凌空蹈虛的東西少了，細節、人物和事實的力量得到了加強，作家開始面對自己的卑微而真實的經驗，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的艱難痕跡。“我”開始走向真實。

    記得多年前，汪曾祺先生曾經談到小說家的散文：

    小說家的散文有什么特點？我看沒什么特點。一定要說，是有人物。小說是寫人的，小說家在寫散文的時候也總是想到人。即使是寫游記，寫習俗，乃至寫草木蟲魚，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散文應是精品》）

    “是有人物”，“總是想到人”，寥寥幾字，說出了散文寫作的正大一途，是要和人物相關。多少人寫散文，事是真的，可情卻抒發得太飄，太張揚，結果，人物也變得虛幻而搖晃起來；而一些小說家寫散文，或許還偶爾使用小說的虛構技巧，但他們在人物的精神和情感指向上不務虛，實在，人物反而立住了。讀這一類“有人物”的散文，慢慢的，就仿佛和作者筆下的人物成了“鄰居”，成了熟人，書放下了，你還會深深地惦念著他們。“總覺得自己跟作者同在這個世界上，所談論的也正是這個世界里的事；即使讀者被罵了被譏諷了，也會發生反省或者憤怒，但決不會看得漠然，認為同自己決不相干。”（葉圣陶：《關于小品文》）

    散文寫作應該面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