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熱愛和關注文學命運的人都會深切地感受到，近年來，文學的概念和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了。在以往的數千年人類歷史中，文學的特點相當固定而清晰，那就是：以書面文字為基本媒介，以人性和審美為精神主導，以教育、知識、趣味娛樂為輔助，承擔著人們宣泄情感、傳輸思想的任務，是人類精神文化中歷史悠久而有獨特意義的重要部分。

      但是，自20世紀初開始，這一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是審丑對審美的顛覆，自波德萊爾將丑作為欣賞對象拉進文學中，文學中美的內涵就受到極大的挑戰和顛覆，丑與美一道分享著文學的榮耀。文學形式上也一樣，鄙俗與優美并存于文學形式中，口語取代優雅書面語的中心地位。這使文學的評價標準變得含混，也預示著傳統文學觀念的深層危機。

      20世紀末，這一危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隨著文學傳播媒介向網絡系統的擴散，“文學”的范圍被迅速擴大，虛擬的網絡取代傳統的紙質成為文學的承載形式，使以往遙遠的文學突然變得親近而輕易。儲存量龐大的文學網站需要大量的作品粘貼，尤其是手機小說、短信文學的盛行，使文學標準失去了以往的嚴格和限制，以至于無論意義、深度，也無論文采辭藻，只要有基本通順的筆墨，有一定的故事情節或抒情意味(甚至只要有能夠嘩眾取寵的賣點)，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發表，成為文學。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的功能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許多人不再視文學為神圣，不再將文學當作認識世界的工具和教育的手段，而只看中它的娛樂和趣味性，將它混同于商品世界里一種普通的消費工具，博取人們一點同情的眼淚或者滿足他們一點懷舊的感傷。在這方面，一本言情小說、一篇懷舊散文，與一則晚報獵奇、花邊新聞，一場肥皂劇，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一個作家的情感花絮或文壇爭斗，也完全可以混跡于各種娛樂節目，與歌星影星爭奇斗艷。

      這直接導致了兩個后果，一是“文學”的概念迅速失去了以往的準確內涵，甚至可以說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邊界，因為既然什么都可能是文學，什么人都可能創作文學，那么，文學概念也就失去了意義，作家身份也不再像以往一樣神圣，而是隨之顯得曖昧和廣闊。什么是文學，什么是好的文學，也隨之而失去了判斷和評價的標準。其次，很自然地，人們開始質疑文學的意義和價值，質疑文學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身份定位，并對文學在未來存在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小說消亡”、“文學消亡”的觀點時見報端。

      在將文學視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將作家稱作“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以往時代，這種情形幾乎是不可想象的。但這也許是不可回避的現實。隨著社會經濟和傳播媒介的高速發展，文學的生存空間和方式發生變化，其概念和內涵的轉變是自然的，傳統文學理論的許多方面，如“經國之大業”、“認識功能”、“寓教于樂”以及書面表達等觀念和評價標準，必須做出適當的調整。事實上，這也并非全是壞事，它既是一場危機，也是一次自我蛻變的契機。比如它從傳統的神圣殿堂跌落到大眾中，有所失落卻也未嘗不是新的發展。王國維說過“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確是箴言，也是歷史的規律。

      然而，正如沃爾夫岡·伊塞爾所說：“現在的問題是，就歷史或社會而言，文學是否反映了歷史哲學或社會學理論難以把握的某種特別的東西。……像文學這樣的鏡子為什么要存在下去，它又是如何使人們認識事物的。”(拉爾夫·科恩主編《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頁。)文學標準和范圍的改變并不意味著它不再需要規范和限制，而是亟待明確和調整。只有具備了自己不可取代性的獨特個性，文學才能在任何時代都體現出自己的存在價值，醞釀出其不朽的生命力。而邊界的確定是具有獨特性的重要前提，因為畢竟，一個小便器和藝術品《噴泉》之間只有微小的外觀差別，但卻有著實質性的遙遠距離，文學同樣如此。

      我個人以為，文學最需要明確的邊界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對人類精神的關注。因為與物質文化相比較，文學所關心的只能是人的精神，它所承擔的是表現人類精神世界、傳達人類思想情感的任務。這應該成為我們判斷是否文學以及判斷文學優劣的重要標準。其次，美也應該是文學的重要前提(盡管方式比以前要更寬闊，但不應該背離其基本特性)，不管是什么時代，不管其媒介物是什么，都應該尊重文學美的特性。最后，我們還應該提到理想主義。因為單純的科學主義很可能最后走向末路，只有以人類精神為最終目標的文學(藝術)才能給人類以光明前途。在這方面，我以為諾貝爾當初確立文學獎將一個重要標準確定為“理想主義”是非常有深意的，它表現出一個思想深邃的科學家對人類未來的深遠關注和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