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間”與晚清散文新文體

丁曉原

（江蘇常熟理工學院中文系教授，文學博士，215500）

      (“公共空間”是哈貝馬斯的一種命名，本文用以指稱報刊。晚清時期的報刊，對中國散文實現由古典向現代的轉型，具有顯見的歷史意義。基于“公共空間”的晚清散文，其寫作主體多為公共知識分子，題材多關涉重大的公共事務，題旨是對時代主題的闡釋。由梁啟超主創的“新文體”，正是典型的“公共空間”生態中生成的文本。)

      法國哲學家、文學家保羅·薩特曾經說過：“寫作的自由包含著公民的自由，人們不為奴隸寫作。散文藝術與民主制度休戚相關，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個意義。”[i]晚清的時代遠不是一個民主的時代，但“王綱解紐”的社會存在，為知識分子的“自民主”創造了條件。所謂“自民主”，就是說這種民主并不是來自體制內的自上而下的“給予”，而是知識分子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基于本我主體性的自覺，感受著民族困境的深度刺激而生成的一種思想自主言說的精神訴求。晚清的主流散文——以宏大的時代話語作為基本的言說要素的散文，無疑是其時散文作家（很多是以啟蒙為其職志的知識分子）進行“自民主”的一種重要的存在方式。晚清散文作家“自民主”的實現，有賴于他們自身非自奴化的精神空間的拓展和文體傳播的物質空間的建立。

一、基于“公共空間”的知識分子寫作

      言及晚清散文的精神空間與物質空間，我們容易聯想到哈貝馬斯所謂的“公共領域”或“公共空間”。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恰好是現代——啟蒙的產物。所謂‘公共領域’，就是私人聚在一起，議論、討論公共事務，形成意志，達成共識”；“是指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ii]晚清中國雖然并沒有生成歐洲式的“市民社會”，但知識分子類群的出現，由于他們自身的某種身份規定性，必然地會營構公共的“活動空間”，以“議論”、“討論公共事務。”對晚清知識分子類群的“活動空間”或“活動空間”的一種，李歐梵有具體的指說：“自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知識分子如何開創各種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評的‘公共空間’？所謂‘公共’，這里指的不一定是‘公民’的領域，而是梁啟超的言論——特別是所謂‘群’和‘新民’的觀念——落實到報紙而產生的影響。換言之，我認為晚清的報業和原來的官方報紙（如《邸報》）不同，其基本的差異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場消息的傳達工具，而逐漸演變成一種官場以外的‘社會’聲音。”[iii]在李歐梵看來，作為大眾（社會）傳播媒體的報刊，正是晚清諸種“公共空間”中的一種重要的存在形式。

      晚清報紙，作為一種公共空間，或者作為一種營造公共空間的公共空間，它的出現不只是中國新聞史上一個重大事件，而且在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體制中，作為體制之外的民間自由言說的機制并不存在。因此，盡管中國有世界上最早的報紙形態邸報，但我們從它的命名之中就可以知道，它是在封建機構與官吏之間流通的用以傳播朝政信息的“官報”，與近代作為大眾（社會）傳播媒介的報刊并無關涉。中國近代報業的興起導源于西方傳教士和商人在華辦報行為的刺激。西方傳教士和商人在華開辦報刊，他們當然懷具各自的目的，但同時在客觀上為近代中國輸入了西方報刊的形態模式，增強了久于閉關自守的中國士人的新聞意識，其中有的報紙則成為當時議論公共事務的“公共空間”；進而中國開始形成自己的報業，一種非官方的可以傳播各種信息的載體，其中像《循環日報》、《時務報》、《新民叢報》等成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自由論壇。這些報紙，作為最為重要的“公共空間”，它一方面聚合起了知識分子的類群，另一方面又為他們的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的物化條件。知識分子往往通過向社會發言來實現他們參與社會事務、建立公共價值觀念的職志的。這樣，作為社會傳媒的報紙，不僅激發了他們思想的機能，而且為他們思想的表達提供了陣地。晚清的主流散文，一種思想性寫作的型態，無疑其中很大部分就來自于知識分子在報紙這一“公共空間”所作的言說。這樣一種特殊的情況，部分地生成并決定晚清散文的若干特質。因此，我們研究晚清散文，就不能不關注報紙對散文所產生的影響。

      我們可以顯見的史實是，晚清報刊是晚清散文得以存在并發展的最為重要的淵藪。散文寫作的方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