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另類書寫

——當前散文寫作的另一種態勢

楊獻平

      我不知道該怎樣敘說，正如我不知道面臨的生活——這句話，我一直在重復著，某天晚上，我睡著了——黑黑的睡眠——如果僅僅如此，那么，第二天早上起來——對這個夜晚——人生的一個細節，我就再也不會有任何印象了。恰恰相反，我做了一個夢：一個從沒謀面的人，她淚流滿面，站在一個奇怪的黑色的樹杈上，憂郁而充滿秘密的眼睛一直看著對面的一片陽光明媚的草地——我醒了，腦海里崩濺出來的第一面影像便是這個夢——到了中午，躺在床上午休的時候，忽然有想起這個夢……爾后，又不明所以地想到了當下的散文和散文寫作——之所以要這樣說，我想告知的是：藝術也如同睡眠一樣，如果僅僅是藝術或者藝術的模型，寫作者的意義究竟在哪里？難道只是為藝術而藝術嗎？這顯然是個問題。具體到個人的興趣——目前，還停留在散文寫作這個平臺上，在商言商，在官為官，同樣的道理，作為散文作者，自然對散文的思考和關注更多和專注一些。

      在散文寫作當中，個體經驗、學識和對事物的認知角度是一個頗為重要根基，就像泥土和水乃至陽光對于草木和生命一樣，個體經驗不僅使得我們有“的”可寫，也形成了作家文本相區別的重要標志。“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不同的人構成了人和人世的豐富、駁雜以及不可思議。”散文寫作何嘗不是如此呢？個體經驗和個人的天性以及后來的文化環境，尤其是個體內在的隱秘意識的飛縱和繚繞，高升與低潛，導致了人和人品質、精神世界與現實理解、個人生活觀念和藝術主張的相異性。 

      可以說，上個世紀90年代興起的新散文是一個自覺的運動，是對體制散文的最大反動。然而，十多年時間過去了，在這一陣營當中，除了更多的人自覺不自覺加入之外，新散文的尺度和方式幾乎原地不動，從抒情、修辭到文體幅度的一再擴張，參與者甚眾，但它的理論者和實踐者，并沒有將新散文的概念一筆廓清。在我看來：新散文在形式（文體）上是開放的，通過多角度和多方位的實踐，使得新散文朝向一個大的無所不包的方向大幅度敞開；語言的標新立異，質感和美感，使得散文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新生，擁有了鮮活廣泛的活力。但文體的開闊以致到了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地步，就令人懷疑了。就大量的新散文文本而言，炫技的嫌疑，逃脫的嫌疑，舍卻己身，旁涉他物，與塵世煙火隔絕的嫌疑，都令人覺得大為不足。

      此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姑且命名為新散文寫作至今仍舊是一個圈子內的熱鬧，而沒有和大眾很好的溝通，沒有與我之外的事物形成一種自覺的銜接，有點一群人自己上臺表演，而觀眾席空空如也的喧鬧和寥落。這類散文作品對塵世煙火和周遭物質的屏蔽和缺席，構成了它最大的致命傷。當文學成為了一種純粹的“自我心靈展現”、“個人的精神碉堡”。一直到21世紀最初幾年時間里，在散文的陣地上，一些既繼承新散文寫作路數又很好地融合現實現場的散文寫作群落，正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創作主張和創作態勢，這些作家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積極容身當下的生存和自我的生活，最大限度地提供和發現原生態的人文精神和文學品質，以個人的在場、個人與周遭現實（物象）的精密融合，促成感官、身體和精神的“我在”，從而彰顯一種嶄新的散文寫作主張——在這里，為了書寫方便，我們可以稱之為原生態或者現場寫作。

      每個寫作者都有自己的生活場，這個生活場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僭越和替代的。這方面，有兩個基本因素，一是生活的現場，就是個人所在的地域和生存狀態，個人的一種生活遭際和命運。二是心靈的現場，先天因素、人文精神、觀念意識、個人品質，構成了作家內在的一種個人現場。我理解的散文寫作的“現場回歸”，就是要回到散文的“我在”、“在我”兩方面品質，也是彰顯原生態或者現場寫作的散文理念的根本要素。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有陜西的賈平凹、朝陽、北京的葦岸、馮秋子、云南的于堅、新疆的劉亮程、浙江的馬敘等人的《我跳舞，因為我悲傷》、《人與鼠》、《商州三錄》、《大地上的事情》、《生長的和埋藏的》、《棕皮手記》、《黑暗中的大海》、《在浙東北大地上游蕩》、《父父子子》、《喪亂》、《先父》、《鳥與鼠》，以及后來的作家和作品如阿貝爾《1976:青苔和水葵》、黃海《城市詞條》、寥無益《九痛》、張利文《在獸的身體里》、吳家駿《河流的秘密》、老湖《老家植物志》、李存剛《住院部系列》、江少賓《記者手記系列》、塞壬《漂泊，一種下落不明的生活》、葉耳《簡單的深度》、沈榮均《被輕視的身體：家族另史及我的被出生》、蟈蟈《迎風站立的虛空》、王開《秋天是一種句式》、楊獻平《巴丹吉林的個人生活系列》、云頭花朵《出逃和迷失》、張亮《謀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