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恰切把握中國現代性的跌宕韻致，它的發生及其視界形成，是這一研究的起點。后發型現代性的中西之辨問題——遠較古今之爭更是中國現代性的起始主題——都是當下研究繞不過去的話題。新儒家熊十力說中西的分辨，其契要在“能觀異以會其通、庶幾內外交養。”觀異而會通，表明文化認同與文化差異之間的必要張力，是中西之辨的根本命題，其態度應是“吾人于西學、當虛懷容納、以詳其得失。于先哲之典、尤須布之遐陬、使得息其臆測、睹其本然、融會之業、此為首基。” 所以分辨的終極追求是為中國文化現代性的自我生成提供深刻的文化基礎，文化現代性的自寫能力根源于自身，因此必以“己”為根柢，“唯有反求諸己、而自識其所固有之真源。保任勿失。擴充不已。”最終經保任而得以擴充的依然是自身的文化真源，這又必以“己”為文化歸趣。這中西之辨的趣向，周作人曾作過相似的闡述:“認清了上自圣賢下至凡民所同具的中國固有思想，外加世界人類所共有的新興文明，膽大心細的決行調整，基礎既定，然后文化工作才可以進行。”可見中西之辨的理致展開的是文化現代性的生成方式和背景，對它的認知于本論題之意義是，將為文學理論之一的散文理論的現代性形態，提供一個更合理的理論視角和深具價值的解釋空間，這也是本導論意欲達到的目標。

　　中國散文理論的現代性，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必要延伸，因為其創設者胡適、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等人，也是那場從外觀到內質同時改變了中國人的五四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他們首先傾心于中國文化的開新，并因著個人的氣質和喜好而將思致拓向散文，這使得他們關于散文理論的思索始終與其更宏闊的文化運思相綰結，在其文化現代性思理的幽微處總是透露出散文的真諦，反之亦然。散文在文學而文化的現代性訴求中歷史地體現了難以抑止的價值，這一點早在晚清的“文界革命”中就已逞現出來，梁啟超基于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初衷而認識了文學的意義，進而開啟了散文現代觀念，但也正由于這一更重要的衷曲以及歷史的機運所限而未曾完成散文理論的現代性建構，但它的啟鑰之功及其必要的指導之力都是現代性論述無法忽視的。不僅梁啟超的意義在散文、文學而文化的現代性研究中尚未得到必要的強調，散文文體本身的價值在20世紀的理論研究中也未曾得到足夠深入的體認，更遑論不斷著意偏離政治文學主流的散文現代性理論了。本文之所以用力于散文理論的現代性研究，意在使散文文體的意義得以彰顯，而不僅止于梳理出現代性理論的構想過程。散文本身的意義是由于它無盡豐富的內蘊不斷向我們展開而歷史地生成著，因此有人將散文稱作“不確定的文體”，正是這不確定性使它具有了無法抗拒的魅力，這一點在散文的寫作廣泛而從未停止的事實上得到應驗，而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經驗與貧乏》中對此作出過理論上的印證——本雅明是從浪漫主義文學理論展開論述的，而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精神對五四散文（文學）的影響之深，梁實秋、林語堂、周作人都有明確的論述，因此這一文學精神是值得加以關注的。本雅明指出浪漫主義者把散文稱為文學的理念，是因為他們認為，文學理念有其個性，而要確定這種個性，沒有比散文更為深刻、更為貼切的了，德國浪漫主義者諾瓦利斯發現散文因素是使文學得以擴展、奔放的成分，由于它的存在，文學各組成部分之間沒有了密切的聯系，也就不受特別嚴格的節奏法則的約束，它因此獲得了表現有限事物的能力，并使其整個結構都表露出它是流動的產物，“表露出它的原本有彈性的、不受限制的特點，表露出它的全面能力。只有它的成分的組合是無規則的，而它的秩序，它與整體的關系仍是不變的。它之中的每一點魅力都四面傳播。”這樣文學就有望成為擴展的文學，無限的文學，所以散文被認為“是文學形式的創造性的土壤，所有這些形式都經它中介，把它作為它們的創作源泉而分解于其中。”這些觀點最先是基于小說理論研究得出的，但卻深刻提示我們散文的價值尚有許多未被恰切體認之處，散文對于文學的意義更應該成為自身文體理論設立的出發點，正如詩意對于文學的意義總是詩歌文體研究的起點一樣。這將是我們理解散文理論的現代性想象的入路，五四文學現代性以散文為先導，也可以從這里找到合理的說明。由于文學本質上冥切于文化，而文化的背景是文學及其理論生成的必要情境，本論文的論述將始終基于文化現代性視角進入文學現代性畛域，最終落實于散文理論現代性的構想。

　　“中西之辨”是中國的現代性視界，同樣是散文理論現代性構想的基本精神，這也將是本論題展開的立足點。而對散文理論的探究，選擇現代性視角進入，也更吻合五四文學的總體精神，當下關于散文理論的研究，疏離于或者說滯后于總體文學研究的很大原因在于，它關注于作品體現的理論向度多，關切其總領寫作的文學精神少，這種缺失不僅表現出一種實證論研究的無力，而且直接限制了散文理論自身的深化。本論文意欲從五四文學的總體取向入手，圍繞著我所認為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