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越來越快的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復雜的城市生存圖景，一方面是表現城市生存狀態的優秀文學作品少而又少，近年來，文學在表現城市生活方面的相對“失語”狀態已經引起文學界的關注。在越來越普遍而復雜的城市生活中，文學如何承擔表現生活本相、關懷人生、撫慰靈魂的責任？探尋文學如何處理與城市的關系成為很多作家、評論家關心的話題。

　　城市文學經驗相對匱乏，是挑戰也是空間

　　談論城市與文學，鄉土文學自然成為一個繞不過去的參照，實際上，當代文學表現城市生活的諸多欠缺，正是在與鄉土文學的比較當中形成的。與鄉土文學傳統深厚、作家眾多、優秀作品不斷呈現的成就相比，中國現當代文學缺乏優秀的城市文學可謂是文學界的共識，文學創作與城市發展的距離引起關注。

　　“中國文學的鄉土傳統太強大了，那么城市在中國文學中應是一種何種形象和何種地位呢？這是我們編輯部一直在關切的問題。”作家劉醒龍雖然也是鄉土文學作家中的重要一員，但是作為文學刊物的主編，他也明顯感覺到了整體文學創作上的這種不平衡，為此，他所在的《芳草》雜志于今年8月初在武漢舉辦了“城市的文學形象研討會”。

　　評論家汪政介紹說：“從去年到今年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我本人而言已經參加這樣相同主題的研討會四個，南京、廣東、上海、武漢，提的都是城市的文學。”由此可見現在城市與文學關系的緊迫和社會的普遍重視程度。汪政認為，中國小說傳統的源頭并不在鄉村，反而是市井，因為中國特殊的發展歷程，才使得鄉村和城市的關系變得錯綜復雜。實際上，文學應該參與到城市生活的建構當中，所以才會有巴爾扎克與巴黎、狄更斯與倫敦、老舍與北京、陸文夫與蘇州等重要的文學關系。但是，我們的城市至今沒能發展起豐沛的文學經驗，無論是張愛玲還是老舍，這些有限的文學經驗都不足以涵括當下的中國城市生活，作家必須要認真思考如何為中國文學提供獨特的城市文學經驗以及中國城市文學的未來。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特別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中，農村題材的創作具有很大的優勢，這種優勢體現在很多地方，比如說創作實力雄厚，能夠在各個層面上獲得認可的作家，絕大多數都是從事農村題材的創作。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近百年的發展格局造就了一種農村題材占據道德優勢的局面，這和我們的社會發展有關，和我們長期農業社會的生活經驗有關，但今天來看，和我們的文學觀念、價值評判標準也有關系。”評論家們認為，中國的城市文學剛剛起步，很多基礎性、理論性的問題需要解決。

　　文學不應“憎恨”城市

　　“我們的小說敘事充滿了對城市的傲慢感，當代文學狹隘地、怨恨地對待城市”，評論家李建軍認為，當代文學因為復雜的社會原因所形成的對待城市的消極態度損害了對城市生活的真實表達和深刻思考。

　　李建軍認為，現代意義上的城市是開放的、利于交往的、公平的，是人類新的文化空間，我們的作家不應該過分強調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壁壘，而應該站到人類生存空間的高度進行文學書寫，即便寫的是一個狹小的地域的故事，寫的是某一種生活，但是有面對全人類的內心世界敘說的格調。他舉例說，莎士比亞和托爾斯泰等偉大的作家都沒有這種狹隘的地域和生活方式的區分，他們面對的是整個人類的心靈空間。表現人的現代性，體現人的價值和尊嚴，營造包容和開放的文化空間，這才是城市文學應有的高度。

　　與會者也提出，我們應當深思文學對待城市的態度。很多小說，尤其是“鄉下人進城”模式的小說，往往都強調農民在城市受到的屈辱、冷漠以及對城市的憎恨等等，大家會認為這是來自底層的、正義的、有良知的聲音。但是我們反過來想一下，假如說一個寫城市題材的作家如果表達了對農村的不滿和憎恨，很可能他的價值觀就會受到非常廣泛的質疑。雖然城市文學的寫作目前不可避免地帶有欲望化寫作、類型化寫作、發泄式寫作的缺失，但并不意味著城市就只能成為道義上的批判對象和文學上的附庸，而應該更積極地尋求深遠的表達。

　　作家魏天無認為，作家一方面要深入到城市生活去，另一方面也應該有超越的眼光和胸襟，同時要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一刻謙遜的心態，如果作家只是在作品中一味地追逐時尚的生活方式和話語方式，那么他的創作是沒有生命力的。反過來說，如果作家總是保持一種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消極心態，那他筆下的形象要么是殘缺的，要么是缺乏溫度的。城市文學應該展現生活的理想之道，能夠容納并善待每一個生靈，能夠讓人們從容地面對自己和他人。

　　避免“運動化”和“幸福化”

　　面對各種方式的“城市文學”呼聲，以及各地方打造城市“文學名片”的文化建設工程，很多評論家也提醒，要尊重文學自身的規律，不應為趕潮流而浮皮潦草地或美化式地書寫城市，要深入到現代城市生活的眾生百態和文化肌理中去思考人的生存和心靈圖景。

　　“我們要認真研究城市文學的問題，但是我們也沒有必要太焦慮，要尊重文學本身的規律，不能轉身又去‘組織’書寫城市”，評論家吳義勤認為，就中國現在的文學經驗和生活經驗來說，人們更樂于接受鄉村文學有其必然性，因為城市作為一個現代的產物在中國的建構是滯后的，城市經驗的產生和積累也是滯后的，如果城市的審美想象沒有完成的時候，不太可能產生很好的城市文學，我們的審美經驗，可能不足以支撐一個轟轟烈烈的文學上的“城市運動”。

　　“我們現在很多的中國形象、地區形象、城市形象理論很熱，但是我們在討論這個形象的問題時，容易產生一種迷失，其實要警惕的就是我們往往很難意識這個問題，是文學的問題，最根本的問題我覺得還是寫人，所以我覺得書寫或者說討論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超越這個問題，要達到人類和人的問題上。”評論家何言宏認為不要無論寫何種題材，文學內部的基本要素都不能被減弱。

　　作家馬步升認為，很多城市包括很小的城市都在打自己的文化品牌，這是一個現代化熱潮中的特殊現象，它的根源是一種文化身份的焦慮感，現代化和城市化一方面走在“趨同”之路上，一方面又力求不同之處，文學究竟要在其中承擔什么樣的功能是值得深思的。

　　評論家朱小如認為，作家首先要消除一種對立思維，不要將城市和鄉村互相成為批評對方的靶子，城市文學要出大作品，作家必須站在更高的文化立場上，發現那些被繁雜表象遮蔽的文化脈絡。

　　城市正在將我們每個人包裹其中，隨著城市生活經驗的積淀，作家未來的創作必定會越來越多地觀照城市生活，“80后”寫作已經顯現出這種趨勢，只是經驗相對狹窄、同質。城市文學真正的問題在于如何表現社會轉型期的城市化進程對農民和市民各個階層的影響，以廣闊的胸懷表現城市生活的艱辛與幸福、屈辱與尊嚴、匱乏與富裕，展現一個時代相對完整的城市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