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楊文豐科學散文的美學策略   

          司馬曉雯  陳劍暉

摘 要：楊文豐的科學散文創作主要以自然科學為視角，題材涉及氣象、動植物、生態、科學史、科學美和科學倫理方方面面。“以科學家的目光觀察自然，以文學家的心靈描繪自然，以思想者的思考來認識自然”[1] ，是作者科學散文的創作追求。本文將從話語原點：以科學知識切入：科學性與文學性珠聯璧合；交融交進：科學精神和人文沉思的雙重解構；對峙形式：以“異化”和“還原”引起反思；先破后立：審美距離的消解，一種善意的和諧倫理的重建四方面對楊文豐的科學散文進行論述。

關鍵詞：科學散文；話語原點；雙重解構；對峙形式；和諧倫理

佛理有三重境界之說，第一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進則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高境界者，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從原始社會后期開始，人們將不可駕馭的自然體和自然力演化為神，在拜物教初期，直接將自然體，如風、火、水、雷等直接加以人格化，認為它們本身是具有意志和具有生命的，所謂“自然神（Natural God）”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多有體現。歷經五千年的文化沉淀，古往今來，文人墨客眼中的高山流水，雨雪虹嵐，皆是融情入意之相，詩間筆下，明月有淚，滄海含情，古人賦予自然的美，來自于對自然的敬畏，來自于無限的想象力，更來自于一種遙遠的審美距離——一種因無知和猜想而產生的距離，人和自然之間，因為有了這份距離，便有了敬畏，有了欣賞，也有了和諧。時至今日，我們仍舊以“明月”寄托思念和鄉愁，“浮云”象征流浪漂泊，“黃昏”予人遲暮之傷感……這無疑是一種文化屬性使然的認知慣性和聯想，導致無數自然現象和景觀被賦予了超越物態的、來自審美、來自想象的文化意象與內涵。而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這樣一種審美距離無疑就會隨之逐漸消解，距離的消解是否也伴隨著美感的消亡呢？傳奇的浪漫以及現實的嚴峻，在科學精神和人文沉思的雙重解構下，人類所熟悉而又陌生的大自然又呈現出一種怎樣的面目呢？是猙獰，抑或是慈祥？人與自然相處的終極之道究竟為何？帶著這些問題，活躍在當代文壇的散文家楊文豐寫下了風格獨具的系列科學散文。

一、話語原點：以科學知識切入，科學性與文學性珠聯璧合

楊文豐在《自然筆記·自跋》中，對自己創作有明確的界說：“這是一本科學散文集”。對此，至少我們可以有以下幾方面的認識：第一，冠以 “科學”，表明了作者的自身定位。散文作家在從事這一非虛構性文體的創作時，在意識中或潛意識中對自身存在都有精神上的定位，這一定位即作家話語坐標的原點或基點。如張承志把自己定位為“回民的兒子”、“哲合忍耶教徒”，張煒是“大地守夜人”、“麥田守望者”，周同賓說“我是農民的兒子”。 楊文豐畢業于南京氣象學院農業氣象專業，憑借專業優勢，對自然現象進行了科學意義的闡釋，正是專業定位使然。第二，主要以自然科學為寫作題材。我們認為“科學散文”與“文化散文”、“鄉土散文”等的命名方式是相同的，主要是從散文創作題材的角度而言。作者在談到給書命名緣由時，也提到“書中的作品均以自然為寫作題材，以自然為底色”[2]。第三，從《自然筆記》一書的副標題“科學倫理與文化沉思”可見，它并非純粹的科普讀物。作者雖以科學知識為切入點，但寫作的邏輯重點在挖掘自然科學知識中的思想內涵、人文內涵，進而上升到作理性層面、文化層面的思考。楊文豐認為科學美文的“寫作重點并不是普及科學知識，而是在寫科學知識的同時還表達其他東西，比如表現科學美、科學哲理、人生哲理和科學倫理等。在科學美文里，科學知識只是船，而船上還有人、有思想和空氣等等美好的東西”[3]。

楊文豐的創作題材，涉及氣象、動植物、生態、科學史、科學美和科學倫理方方面面。楊文豐始終以科學知識作為其散文創作的話語原點，以科學知識作為認識事物的工具。作者以自然科學為視角，以專業嚴謹的態度，觀察自然，擬寫自然，思考著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作者從我們生活的地球寫起，告訴讀者“藍地球”是怎么回事，“晨昏線”有什么樣的運動方式，“虹”為什么會拱背并且內紫外紅，“向日葵”為什么有時不跟著太陽轉，揭開“橙雨”，“銀幣雨”，“魚雨”，“怪雨”的奧秘等等，以科學知識作為寫作的原點。

楊文豐總是以文學形式表現科學知識。在《藍地球》開篇作者寫道：“我們親愛的地球母親，籠罩在一片祥和、遼闊、艷麗的蔚藍色中。”“我們一直喘息在蒼茫、綿厚的空氣之底。暴風雨霽，我們的頭顱之上，總能高懸一片穹廬似的、蔚藍色的天空。”為什么籠罩地球的會是一片藍呢？原來那是陽光與空氣的“精心協作”。“溫泉般汩動、往地球潑瀉的陽光，總要與擁抱、呵護地球的空氣邂逅。……不同波長的、特定的七色光波匯聚成陽光。波長較短的紫、藍、靛等色光，在地球大氣圈上層一旦‘遭遇’空氣中的塵埃、冰晶和水滴等微型物質，……發生散射、漫射”就會形成奇特的藍了。在《“晨昏線”寓言》中，作者告訴我們 “晨昏線”是“白天與黑夜在地球表面上的交界線”，“晨昏線，忠實地做著與地球反向、同速地運動”，“晨昏線過處，無非是白綢緞剛剛飄然過去，黑披風就急急拂面而來。滄海桑田，云去云飛。黑夜和白天，對自己體下的江山萬物，施行著輪回式的恩澤與壓迫”， 然而，地球并不是一只裸球，它被宛若虛幻的空氣裹包著，陽光打在空氣上，難免發生漫射、散射，因此，“晨昏線，表面光暗的分庭抗禮自始就不是平分秋色”，“在毗鄰晨昏線光暗交界的區域，光亮，總是毫不留情地占領一些本屬黑暗地疆域”，在光明和黑暗的抗爭上，各自都想吞噬對方的地盤，本來這種光明與黑暗，陰與陽的交替，是宇宙運行的本質和規律。

對于楊文豐來說，準確客觀的介紹說明自然并不是主要的目的。他是以自然科學作為平臺，借助對自然的科學觀察和描述，傳達他對于美的感悟和發現，這也正是楊文豐所強調的科學美文與科普文章的區別所在。這里包括兩個方面的內涵，第一，在說明抽象的科學知識時注重使用文學性的表現手法，特別是對專業術語，則往往以人們熟悉的生活現象作比，使其具象化。對晨昏線的描寫：“晨昏線過處，無非是白綢緞剛剛飄然而過，黑披風就急急拂臉而來。滄海桑田，云去云飛。黑夜和白天，對自己體下的江山萬物，施行著輪回式的恩澤與壓迫，”“白綢緞”與“黑披風”，多形象呀！對空氣的描寫：“她很詩化，抽象得像光，縹緲得如霧，漂泊得似水。她深遠、寬闊、無色、無味、透明、單純、空靈。她的腳步，虛幻飄忽，無影無蹤。你看不見她，盡管她有重量，更有形體，本非虛無。你用手抓她，先一握，再一擰，滿以為抓住了，而你的手中，卻是這樣虛無”。[4] 這樣的文字，便使他的科學散文滲透進了濃郁的詩性，在他的科學散文中，像這樣優美生動、空靈灑脫，且富于韻律感的文字隨處可見，使得他的散文充滿濃郁的詩情。第二，對于自然科學知識滲透文學性的解讀，賦予其相當的人文內涵。在《包容一切的空氣》中，賦予空氣以“包容” 的胸襟，并加以禮贊，“她是平平凡凡的偉大，偉偉大大的平凡。她是平凡而偉大的象征……。”在《位置》中，由“山南山北松樹的生長狀況迥異”而感悟到“對于一棵樹，生于山之南北，大可以是一陣風或一只鳥很不經意的作為，卻會鐵定這棵樹一生的‘社會’位置和生活境遇”，“‘自然社會’實在是很富諭示意義的”，“正所謂‘出身不由己，位置無選擇’吧……”在《啊！陽光》中，“亮亮光光，白白茫茫，汩汩湯湯——這是遙遠的父親般的太陽，正在大面積地使勁朝我們潑來的陽光。我感覺已恍如莊、惠在壕梁上理論過的一尾魚，順流而下。流過去了，莊周寓言。流過去了，傳統云煙”。這里作者哪還是在寫自然的陽光，而是以豐富的想象力，融入心靈的感受，人文情感的滲透，將科學性與文學性珠聯璧合。

二、交融交進：科學精神和人文沉思的雙重解構

所謂科學精神和人文沉思的雙重解構，既指在對自然的觀照中，既要以科學精神解析、描述、理解自然，同時也要挖掘其中蘊涵的哲理，并對自然的詩性美感、人文性、科學性加以感悟。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以科學家的目光觀察自然，以思想者的思考來認識自然。

作者在以科學家的目光觀察自然時，時刻以科學知識為利刃，以實證精神為基礎，實事求是，還自然以其本真面目，以正確的科學知識擊破傳統束縛的迷思。他在《虹影》中寫道，童年的我“不敢以手指虹。因為大人說，指虹，長大后會駝背的，虹叫‘天弓’哪。又說，地上的蜈蚣，背不總是那么駝嗎？”對虹充滿神秘和恐懼。從氣象學角度而言，虹其實“是射入雨幕的陽光，經由雨滴（水滴、毛毛雨滴或霧滴）折射、反射后，在雨幕或霧幕上形成的色光（偶有白色）弧段”。之所以“每一條彩虹都是內紫外紅的”，是由于“紅光只能由較高雨滴送來，至于較低的雨滴，只能送來紫光”；佛光是一種披蒙著神秘色彩的自然景觀，它迄今伴隨著不盡的暢想與繽紛的猜測。《佛光》一文撩開了佛光神秘的面紗，依據現代科技的新成果，所謂“佛光”，實乃人在特定天氣和地理環境下，看到的一種大氣光學現象——七彩光環；在《北風》中，對于北風的成因、作用及其特性的解析，讓北風從文學作品中無情蕭瑟的意象桎梏中解脫，完成了一種“詩意的、寒涼而堅毅”的“形象塑造”，是以科學精神為北風“正名”；在《黃花雨》中，作者對于民間所謂“谷雨”、“橙雨”、“銀幣雨”、“魚雨”等諸如此類的“怪雨”進行了科學的釋疑，“在氣象學家看來，無非是龍卷風的‘杰作’”，然后說， “人們對若明若暗的事物，都有著秦淮寒水煙籠霧罩的朦朧和迷幻。唯有科學，才是撥開迷信、迷幻和誤區的神劍”。 毫無疑問，諸如此類的作品，無論對專業人員抑或對普通讀者，都具有開闊眼界，豐富頭腦，啟迪心智的作用，有利于人們越發清醒通透地面對大自然，面對自己賴以生存的最終的家園。作者這種以科學精神擊破迷信的重霧，以知識幫助人們更接近自然，更了解自然，洞悉天工造物、日升月落的奧秘，以科學為工具，這無疑是一種莊重而善意的開掘。這不是一般的散文家所能勝任的。誠如洪三泰先生所云，一般的“詩人、散文家的表像描述和藝術想象無法使人們從精神困惑中解放出來”。[5]

以思想者的思考來認識自然，這則是立足于文學解讀之上的深層發掘。是結合了文化和科學后，對于自然之“美”的解釋，更是對于所謂自然之“道”的終極領悟和思索。在《虹影》中，他一方面精細地描繪了虹的幻景，介紹了許多關于虹的科學知識；一方面又從虹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寫到人類生命的變化無常。最后再由虹寫到冰和火的相融，顛覆了傳統的水火不相容的結論。在《向日葵的寓言》中，由周知堂的文章起筆，再考證向日葵的由來及其生長特性，以及“我”對于不同畫家筆下的向日葵的不同體驗。而作品的重心，卻是描述向日葵在“文革”中的經歷，即史無前例的“造葵運動”對于向日葵的扭曲。作品正是從向日葵被推上政治舞臺的寓言中，獲得了關于輝煌的本質，美的瞬間與永恒，痛苦的另一種美麗，以及命運的無常與正常等方面的人生感悟。楊文豐十分推崇愛默生的“自然是精神的象征”的說法。所以他的自然筆記亦十分注重精神性。換言之，他總是以思想者的眼光來思考和認識自然，并力求將文化的因素、人文的精神和生命體驗融灌其間。

三、對峙形式：以“異化”和“還原”引起反思

在楊文豐先生的科學散文中，時常會出現一種所謂的“對峙形式”。從遠古以來對于“自然神”的崇拜，使得人類對自然景觀和自然現象產生一種本能的敬畏和無窮想象，而隨著近代工業發展，自然科技的普及，人們對“科技神”卻又頂禮膜拜，由此產生了一種仿佛能夠征服、主宰、戰勝自然的盲目自信和膨脹的野心。在自然知識的普及和解構下，良辰美景不再是單純的情意符號，更不是虛無縹緲的神跡奇觀，而僅僅是一種有因有果的自然現象罷了，這既是自然科技對傳統文化迷思的沖擊，又是科技力量對文化信仰的沖擊，作者感嘆科學有時反是屠殺想象的劊子手。作者在《鳴沙山·月牙泉》一文中所言，“月牙泉縱然再小，但只要依然在汪，就客觀地構成了與鳴沙山非同尋常的對峙”。這是一種“真實與傳奇的對峙。現實與浪漫的對峙。加號與減號的對峙。主動的看不見的干風和可感觸的輕飄的流沙合謀，與柔軟、溫靜、孤立、弱小、被動的泉水的對峙。是風沙在高處，泉水在低處的對峙。是貌似和平共處而且歌舞升平，實則機關橫生、陷阱依舊的對峙。是細水微瀾與流火干渴的對峙。是荒漠與綠洲的對峙。是飄渺、虛幻與現實、沉重的對峙。是生命與死亡的對峙。只要是對峙，就構成一種無法排解的矛盾……”。“真實”是科學倫理，而“傳奇、浪漫”則是一種沉淀千年的文化沉思，一汪靈動的泉水，有如文中所描繪的月牙泉一般，在風沙中飽受干涸威脅，而月牙泉畔終年不息的來自鳴沙山的飛沙，“可以是沙子干熱、兇狠欲撲的吶喊，也可以說是五色迷離的浪漫的小夜曲……這些虛幻的夢、飄渺的夢，難道就不具誘惑？是誘惑，就必然會構成對生命的威脅”，正如同科技之于自然崇拜的蠶食入侵，教人亦喜亦憂。

    這種“飄渺、虛幻與現實、沉重的對峙”、“無法排解的矛盾”簡單來說又是科學與藝術的對峙，這在作者筆下比比皆是，一方面是工業發展對于純美自然的戕害，《我是紅豆衫》中，紅豆承載了“相思”的綺靡情愫，千古美名之下，人們剝下了紅豆杉的樹皮，無數的紅豆杉死去了，而紅豆，依舊千秋萬代，在文人墨客筆下綻放著“紅色的、溫暖的、美麗的和博愛的”相思。《當歸》中，當歸美麗的名字，沉重的情感負荷之外的，不為人知的是當歸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間，這份威脅來自工業發展，來自“科技神”的猖行，這“污染八面埋伏、四面出擊的年代”，容不下“充滿理想和幻想的當歸”。作者有意揭露諸般殘酷丑陋的現實，無疑是一種對于我們既有認知的“異化”，卻更是一種對于真實的還原——只有面對問題，方有解決問題的可能。另一方面，則是科學知識和文化美學之間的矛盾課題，這樣一種科學與藝術的對峙使得我們認知中的美麗印象出現了扭曲，《冬蟲夏草》中，大自然陰差陽錯的傳奇色彩下的是冬蟲夏草殘酷的生存法則。最為典型的則是《蝴蝶》中所提到的“蝴蝶現象”，作者借錢鍾書先生語“矛盾是智慧的代價”，蝴蝶身世的真相剝奪了人們對其美麗的初始印象，“人們的審美感受，像天平突然被取走了砝碼，頃刻就發生傾斜”。作者在文章中更直接點出“用科學的尺度衡量藝術，本屬無可厚非，但從審美和藝術創造計，我以為科學之于藝術，最好能夠采用一種‘若即若離’，或者‘難得糊涂’的態度。因為嚴謹與浪漫，實乃烈火與堅冰。或許可以這樣說：藝術創造，全在于非藝術性因素的合理解除”。科學與藝術的相遇，往往出現創造上的矛盾，帶來繁雜的美學課題，如何在堅持科學精神的基礎上，存留美的感知？ 這樣一個“異化——還原”的過程，卻更像是一種理想與感性的辯證思考和追問。在《心月何處尋》中，作者高聲呼喚：“人類的‘精神自然’，你在哪里？”科技發展使得明月不再神秘，“舊時月”的消亡伴隨著“心月”的殘忍落地。“科技神”一如脫韁野馬，科技帶給人類的信心和野心，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長久平衡，最可怕的后果不僅是“物理污染，瘡痍山河”，更是人類對于“心靈自然”的毀滅。當“‘科技主義’或‘工具理性’能使自然異化，使月亮異化”，我們要到哪里去尋找一個和諧的“精神家園”？這無疑是一個難以解答的追問，而這卻和作者的寫作意圖相吻合，即是要在科學發展的今天，不忘為自己保留一個不受污染的“心中明月”，存留和保護自然的詩性和純美。不然，人類便只能成為自己親手創造的傳統自然美學的“掘墓人”，美景淪喪的“劊子手”，成為“與自己角力的大敵，以‘科技真’取代‘情感真’的聰明動物”！要求“科技真”更要保留“情感真”，這正是作者流于筆端的呼喚。

四、“先破后立”：審美距離的消解，一種善意的和諧倫理的重建

    科學技術的發展揭去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紗，在科技鐵蹄的蹂躪踐踏下，導致大自然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猙獰面目，酸雨、泥石流……倘若海邊的紅樹林不被持續的無限度的砍伐，珊瑚礁不被大量地開采破壞；倘若人類不在沿海建筑那么多的度假別墅……也許海嘯就不會來得那樣兇猛，那樣無情，就不會出現楊文豐在《海殤后的沉思》所表現的那奪去了無數人生命的大災難。傳統審美距離的消解不止帶來一系列美學危機，更使得人們看到了大自然充滿憤怒和威嚴的“父性態”的一面，這曾經哺育了我們世世代代的慈母般的自然，是否一定要經歷這樣一場場悲劇，方能重新喚醒我們已然逐漸泯滅的關愛和敬畏呢？最重要的是，這樣的“敬畏”，與遠古人類的對“自然神”崇拜式的敬畏有什么區別？遠古人類的對自然的敬畏“完全是源于自然的神秘，源于對自然的敬畏……”作者認為，這是一種“舊敬畏”。“科技真”和“情感真”并存這樣一個概念，又是否與作者所言的“科學”與“藝術”應保持適當距離的概念相矛盾呢？作者在作品中對這些問題也做了相關的闡述，首先，在情感上，我們必須重建對大自然的敬畏，作者將之描述為一種“新敬畏”、“一種復合型的敬畏”：“它是人類對自然之‘靈’——自然萬物的科學本質和規律，對滄桑正道，不但能尊重，而且能順應的敬畏；是能通過預警機制，自覺避讓對父性殃害的敬畏；是將技術的陰影掃出自然的敬畏；是不但不再將人類視為自然的‘主宰’，而且建立對自然的感恩之心的敬畏；是使當前日薄西山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能日益走向和諧的敬畏；是理應上升到宗教層面的敬畏……”。[6]其次，在科技發展的今天，“科技主義已像脫韁狂奔上原野的野馬正以前所未有的范圍、層次和深度，在改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的關系。”[7]要防范工業科技過度發展從而導致對自然的戕害，就更要建立一種能具制約和調節作用的“良善而公平的科技發展法則”，即作者所謂的“科技倫理”——一個屬于這個時代的，人與自然相處的游戲規則。

    “科技倫理”實際上就是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充滿善意的相處之道、一種新的真善美的和諧倫理，這正是作者努力在“科技真”和“情感真”之間尋求到的平衡點。

正如同歌頌自然的文學作品為數眾多，但是作者卻選擇了科學散文或科學美文這一路徑，以科學精神對自然進行了文學性和知識性的雙重解構，這并不是為了告訴我們自然不“美”，相反是為了向人們展示自然真正的“美”——一種經歷了殘酷的異化和科學的還原后的真實的自然。這樣一種真實的“美”甚至超越了來自傳統審美、來自蒙昧想象的文化意象與內涵，而充滿了一種“善意”：《塵寰里的綠葉》中，總是遭受人類砍殺的綠葉，始終善良，寬容地給人類提供氧氣的，它 “手無寸鐵……甚至沒有話語權，有的只是行善的天性，且沉默如金”，“沒有任何堅守是輕松的，或者是平靜的和容易的”，綠葉堅守“綠葉立場”，是綠葉的責任，那人類呢？《地溫雜記》中，作者描述了地溫之于人類的恩澤，“一直在溫暖著、承托著人類”，而我們卻是“忘恩負義”的。作者始終以自然的“美”反襯出人類的自私和貪婪，反思自身，作者認為“工業革命以來，我們人類的思維和手段，多是‘攻擊型’的，披荊斬棘，所有舉措矛頭皆指向大自然……有多少作為乃‘和善型’的？又有多少作為是忌諱后果的？”[8]要對自然進行所謂“和善型”的開發，我們就需要科技倫理的監督和制約。

在《地球日》、《令人尷尬的綠色食品》、《我是紅豆杉》、《塵寰里的綠葉》和《絕種動物墓碑》這一類的有關環保的作品中，作者呼喚我們用實際行動拯救和保護自然，而非將“環保”這一概念變成一個空泛的口號，甚至一個自欺欺人的廣告牌。在科技發展的今天，作者呼喚我們必須找到這樣一種和自然真正和諧相處的模式，《我是紅豆杉》中，作者引用了泰戈爾的詩句，“上帝等待著人在智慧中重新獲得童年”，秉承著科學精神的“真”，帶著一種敬畏和“善”，重新認識自然的“美”，方能使人類重新回歸那智慧的童年。

張檸在《植根科學的另類散文——序楊文豐＜自然筆記＞》（楊：原稿為：《自然筆記·代序》）中說：“別出蹊徑引進了自然科學視角，以氣象學知識為基礎，加上當代文化視野，把文學手法和思維融入其中，既有科學事實在內，又給人以文學的美和哲理美的享受，并給人以文化批判的啟迪，這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散文。這種以自然科學專業知識作為‘草根’或者平臺，對‘科學性’、‘現代性’進行認真反思，著力于文化批判的別具一格的散文，在當代實屬罕見。”[8]楊文豐是一位具有良好的綜合文化素質的散文家，是一位智慧型的散文家。他的作品是關于自然及其美的描述，更是對于人類歷史的反思，對于科學本質的哲學追問，以及是作為一位有自然科學底蘊的有良知的作家對于自然環境日益惡化的憂患。正是這些，使他的自然隨筆當代散文中卓然獨立，而且體現出難得的精神性。

參考文獻：

[1] [3]楊文豐.關于《自然筆記》的寫作——楊文豐答上海《語文學習》雜志編者問. [M].上海：2006年第12期《語文學習》。

 [2] 楊文豐.《自然筆記·自跋》. 楊文豐《自然筆記——科學倫理與文化沉思》[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楊文豐.關于《自然筆記》的寫作——楊文豐答上海《語文學習》雜志編者問. 楊文豐《自然筆記——科學倫理與文化沉思》[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4] 楊文豐. 自然筆記·包容一切的空氣，[M].天津：2001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

[5] 洪三泰. 學識與智慧的散文靈光，[M].廣州： 2003年4月28日《南方日報》。

[6] [8]楊文豐. 海殤后的沉思 ，[M].北京：孫昕光主編《大學語文》（“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7] 楊文豐.心月何處尋.   [M].南京：2006年第2期《鐘山》。.

[8] 張檸.《植根科學的另類散文——序楊文豐＜自然筆記＞》，[M].廣州：2007年5月20日《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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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原載《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 全國中文核心期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