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寫作的困境與思考

                                                                               祝勇

    一

    很多人已經懷疑文學是否還有“新”的可能。悲觀一點，把亞歷山大·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用于文學也毫不過分。幾乎所有的方法已經窮盡，所有的困境已經表達，所有的語言材料都被消耗(盡管新詞語層出不窮，但文學顯然不是在詞語爆炸面前的語言失禁)，也就是說，文學已被終結。比如散文——一部意外之作太容易給我們帶來喜悅，但即使如此，濃烈的文學口音也容易暴露它的籍貫，并且讓我們在別處看見一張相似的臉。

    短命鬼徐志摩在幾十年前就說:“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沒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開口了，你再沒有什么話可說的了。”這樣有點意思的話，在這位風流才子的語錄中為數不多。但在徐志摩身后，人們照舊想了很多，也說了很多。不論歷史或者文學是否已經終結，時間還在延續，于是，今后仍會有大量的歷史或者文學(可以用別的名字稱呼它們，比如“后歷史”或“后文學”，以示區別)來充填時間的維度。

    歷史(包括文學史)是我們最大的資源，但我們不能在回望中度日，我們注視的方向不能永遠與行走的方向相反。國內散文領域寫作意識的滯后，給“新散文家”們帶來自信。他們輕而易舉就能擊毀原來那些破舊不堪的籬笆。但是，以更高的尺度衡量，他們會發現文學(散文)周圍布滿了陷阱和難關，處處記錄著他們的沮喪和失敗。所以，當下的作家和散文家，實際上從事著與命運作對的勾當。他們想盡力脫離生活的平面，跳得高些。每一次跳躍，都具有不可重復性，榮譽或者挫折，都可能蘊含其中。世界紀錄是否會有極限？我想，極限在理論上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技術足以把高度劃分為無限細小的刻度，那么，紀錄就可能遵循著無窮小的刻度，永無止境地爬升。

    二

    散文的題材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散文家的潔癖造成——題材經過他們的選拔大都潔凈光滑，高雅精致，像小布爾喬亞們每天經過處理的下巴。生命中復雜的處境，苦痛、軟弱、屈辱、彷徨乃至不被察覺的危險，就這樣因其有礙觀瞻而被輕易地繞過。我們曾經被一些散文家告知要熱愛生活。無須號召，那些經過了加工的生活肯定是人人都熱愛的，它們神圣、莊嚴、浪漫、體面(就像專門給檢查團打掃的街道)，而且，富于戲劇性——在那些被描述的生活中，每個人都像是經過培訓的演員，一口莎士比亞式的臺詞，深奧而且華麗。遺憾的是，如同堂皇的口號并不能改善我們的境遇，作家的潔癖也無法消解生活的瑣碎不堪。

    在散文之外，我們的生活泥沙俱下，混亂不堪，充滿著美好的夢想和無恥的俗念。生活中的人(包括我們自己)大都如格致筆下的那個有著大衛式精致面孔的“歹徒”一樣在善惡之間無規則地游動。當粉飾成為人們早已習慣和依賴的毒品，“轉身”和直面，就成為我們獲救的手段。

    三

    失去轟動效應幾乎已經成為文學界的普遍話題，散文自然不能免俗。有人藉此對寫作的意義產生懷疑。但這事是否值得懊喪還有待研究。話語的無限覆蓋有時是一件極為恐怖的事情，甚至可能產生不良的惡果，最極端的例子是“文革”中的毛主席語錄，或者魯迅的戰斗檄文——如果我們把它們約等于散文的話。他們是對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干預最大的兩個人，甚至改變了人們的詞匯區域。他們的話語一經問世，就迅速擴散，就逃離他們的掌控，狐假虎威，胡作非為，甚至可能“懷著隱秘、惡毒的快意”，報復它們的主人。

    這樣說或許顯得有些可笑，如同我們在貧民窟里談論納斯達克股票。但是我想，散文并非公共生活的代言人，因而它不應當如同法律或者政令一樣具有普適性。對于散文界的某些“紅衣主教”，我只能抱以懷疑的態度，或者干脆把他們的舉動視為某種行為藝術。從本質上說，散文是與轟動效應為敵的，具有轟動效應的散文是對散文的篡改和誹謗。

    李敬澤說，九十年代送給我們的一大禮物就是日常生活。這使散文的話題被分散，經驗愈發難以重復，因而，散文的覆蓋率在降低。沒有一個寫作者能夠覆蓋所有的經驗，而在日益局部化和細密的敘述中，所謂的真相正離我們越來越遠。散文正在履行顯微鏡的功能，而不是像望遠鏡那樣高瞻遠矚。但這是散文的幸運而非不幸，精致細微的感受由于與內心的真實相連，從而降低了敘述的風險。在他人心中不成立的事實可能在寫作者心中真實存在著；而試圖為所有人準備的真理，卻可能遭到頑固的抵抗。寫作與閱讀之間，實際上存在著某種相互撿選的關系。所以，好的散文有時更像接頭暗號，局外人不知所云，它卻讓志同道合者找到“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