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散文創(chuàng)作的三個亮點

                                                            古耜

      過去這一年中國文壇的散文創(chuàng)作，我們無須諱言它存在的某些問題與缺失，但更要看到它所取得的成績和進展：一大批具有責任感與使命感的作家，依然專注而癡情地仰望著精神的星空，堅持進行著既呵護心靈又滋養(yǎng)社會，既立足當下又不棄終極的藝術追求。在我看來，出自他們筆下的一系列優(yōu)秀作品，憑著豐沛的人文內涵、精美的藝術表達，以及積極大膽的探索精神，不僅支撐起了2009年散文創(chuàng)作的整體厚度與高度，而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近期散文創(chuàng)作的獨特景觀與個性亮點：國慶散文、歷史文化散文、鄉(xiāng)土散文碩果不斷，喜獲豐收，呈現出不容忽視的歷史與美學價值。以下，就我個人的視角和閱讀感受，歸納出近期三類散文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趨勢，以供討論。

　　國慶散文：歷史宏大敘事與個人生命思考相互融合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是2009年中國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時也構成了該年度散文創(chuàng)作必然面對的一個重要主題。要把這樣一個重大主題轉化為一系列靈動鮮活、質文兼?zhèn)涞纳⑽奈谋荆�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過去我們讀同類作品所留下的印象，便常常是思維大于形象或理念壓倒藝術。令人欣喜的是，圍繞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出現的一批散文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同類作品常見的缺憾與不足，取而代之的是充盈著新質與新變的審美風貌，以及由此產生的較強的思想穿透力和藝術感染力。其中有兩種創(chuàng)作取向值得總結與肯定。

　　首先是個人經驗對宏大敘事的自覺介入與有機融合。以散文的形式切入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話題，無疑屬于歷史的宏大敘事，這種敘事范式，近乎天然地追求著社會含量的豐厚與精神指向的高邁。不過，許多作家已不滿足于抒發(fā)空泛的國家情懷，而是注重以清醒的歷史意識為導引，精心選擇生命經驗中那些牽動著時代風云的事件或場景，作為切入歷史的契機，進而展開高度個人化和心靈化的講述。不妨讀讀林非的《渡過長江去》(《人民日報》5月23日)、肖鳳的《戰(zhàn)火，擦肩而過》(《北京晚報》4月13日)、堯山壁的《志愿軍哥哥》(《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和馬曉麗的《婆婆的接收北平記憶》(《人民文學》第10期)。這幾篇作品不約而同地將筆墨對準了發(fā)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渡江戰(zhàn)役、北平解放、抗美援朝等重大歷史事件。這些事件雖然經過多種文藝樣式的一再搬演，早已脈絡清晰、意義彰顯，然而當它們進入上述作品的敘事空間，卻由于作家以見證者的身份，融入了記憶中儲存的表象、思緒與情感等等，所以其畫面和氛圍不僅立見新鮮、活潑和真切，而且平生出一種信史植根于世道人心的深遠意味。賈平凹的《從棣花到西安》(《人民文學》第10期)，裘山山的《且看車輪滾滾》(《海燕·都市美文》第12期)和畢星星的《在鄉(xiāng)下坐公共汽車》(《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同樣是以個人經驗折射國家風貌的作品。這些作品所依賴的個人經驗不僅更加單純具體，而且融入了世俗生存，書寫的或是回家路途的今非昔比，或是交通工具的興衰替代，或是鄉(xiāng)下乘車的新鮮感受。然而，就是這些俗世經驗告訴人們，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并非單單意味著社會制度的發(fā)展與完善，更重要的是它帶來了人民物質生活的有效提升與巨大改觀，正因為如此，它值得我們獻上由衷的熱愛和祝福。在喜迎新中國六十華誕的日子里，賀龍元帥之女、將軍作家賀捷生一連寫出了《故里桑植帥魂歸》(《人民日報》8月1日)、《仰望國旗》(《光明日報》9月24日)等多篇撫今追昔的散文。這些作品時空邈遠、背景開闊，但筆力最為集中也最見情致的是早已銘刻于作家心中的兩個方面：父親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家鄉(xiāng)人民的無限深情和對親屬的嚴格要求；家鄉(xiāng)人民包括許多前輩親人為革命事業(yè)做出的無私奉獻和付出的巨大犧牲。顯然，這也是個人視角支撐起的宏大敘事。它不僅透過一個家族和一方紅土展現了中國革命的神圣與悲壯，而且很自然地揭示了新中國長治久安的力量所在：執(zhí)政黨以其先進性和廉潔性，與人民群眾建立起恒久的血肉聯(lián)系。

　　其次是獨立思考對歷史空間的深入拓展與強力支撐。新中國走過的六十年，既是輝煌壯麗的，又是艱難曲折的。這種歷史進程的“復調性”，使得許多作家在以散文回顧新中國往事時，不再只是簡單的謳歌，而是在謳歌之中摻進了必要的反思與內省。且看王蒙的《歌聲涌動六十年》(《人民日報》8月26日)。這篇作品以新中國成立后廣泛傳唱的革命歌曲為線索展開作家的記憶，其穿越時空的講述，固然不無萬象更新、繼往開來的豪情，但也不時穿插著補偏救弊的哲思警語，使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國家情懷趨于深沉和立體。喬忠延的《虎頭山上的靈魂》(《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從留在虎頭山上的陳永貴、賈進財、孫謙、郭沫若等人的墳墓說起，通過梳理和評價這些人生前與大寨的關系，完成了對大寨精神、同時也是對新中國命運的一次辯證解讀，其中飽含的悲壯與苦澀，因為更接近歷史的本真而越發(fā)具有感人的力量。袁鷹的《天安門見證》(《人民日報》4月29日)和張守仁的《從無我到有我》(《文藝報》7月18日)，都是集深情與深思于一體的篇章，它們一邊陳述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一邊清理歷史的疾患與旋流，努力讓讀者在對比與變化中走向時代的縱深思考。而梁衡的《周恩來為什么不翻臉》(《海燕·都市美文》第7期)、司徒杰的《拜謁韶山》(《廣州文藝》增刊第2期)等，則立足更為宏闊的背景展開有關歷史大事件和大趨勢的思辨，其種種說法盡管未必都是定論，但卻足以讓人感受到建國大業(yè)的風云變幻和任重道遠，進而確立高度自覺的愛國主義。

　　歷史文化散文：精神追尋與文體實驗齊頭并進

　　崛起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歷史文化散文，經歷了十年左右的轟動與火爆，在進入新世紀之后漸趨疏淡與沉穩(wěn)，總體上呈現出調整、積蓄與醞釀的態(tài)勢。這種態(tài)勢遵循著事物螺旋式發(fā)展的規(guī)律，最終形成了創(chuàng)作上的新一輪沖刺與噴發(fā)，一系列精神高蹈和藝術精致的文本，不僅為歷史文化散文寫作開辟了新的空間和新的可能，而且又一次展現了這一文體所包含的強大生命力和美好前景。

　　縱觀2009年的歷史文化散文創(chuàng)作，一些學養(yǎng)豐厚、準備充足的老中青作家，推出了一批立意、行文新穎，顯示著沉潛與進取精神的出色篇章。如熊召政連載于《美文》雜志的“明朝帝王師”系列、李國文連載于《文學自由談》雜志的透視文人與文學系列，車延高連載于《十月》雜志的“醉眼看李白”系列，以及喬忠延的《記憶李自成》(《散文海外版》第4期)，謝宗玉的《阮籍三哭》(《隨筆》第2期)，楊聞宇的《蕭何后十年》(《海燕·都市美文》第4期)，劉慧儒的《〈后出師表〉的尷尬》(《讀書》第9期)，陳啟文寫著名民主人士張瀾的《那一襲洗得發(fā)白的長衫》(《廣州文藝》第1期)，李元洛寫大文人蘇東坡的《生死兩西湖》(《海燕·都市美文》第4期)，馮偉林寫湖湘名臣胡林翼的《擎天之翼》(《散文海外版》第6期)等。而在全年度的歷史文化散文中，最見思想光彩與藝術功力，同時也最能反映這類創(chuàng)作的新探索與新成就的，則是幾位實力作家經過較長時間的辛勤筆耕，最終推出的散文專著。它們是張煒的《芳心似火》、張承志的《敬重與惜別》、王充閭的《張學良人格圖譜》、錢紅莉的《詩經別意》，以及王蕓的《穿越歷史的楚風》。

　　張煒是當代中國作家中的善思者，他的思想觸須一方面植根于腳下的自然與大地，另一方面則伸向了心中的歷史與經典。長篇散文《芳心似火》正是作家在后一方面覃思篤悟、孜孜以求的結晶。這部作品先將齊文化和魯文化加以區(qū)分，凸顯了齊文化特有的物欲勃發(fā)、風流倜儻；然后又在齊文化與嚴刑峻法、專制高壓的秦文化之間展開比較，既道出了二者的在在不同，更揭示了它們的異中有同；接下來則全無回避地指出了這兩種文化的殊途同歸和最終沉淪。這時，齊、秦文化由盛而衰的種種原因，無形中變成了當今社會發(fā)展的前車之鑒；而被它們共同忽視了的東西——思想的積累、道德的承傳、知識的延續(xù)，還有對一顆“芳心”即愛心的呵護與弘揚，則幻化為作家面向人類未來的苦心叮嚀與殷切期盼。

　　張承志的散文創(chuàng)作常常聯(lián)系著宗教和底層，但也從不忽視歷史。如果說問世于1990年的《心靈史》更多凝聚著作家的激情與強悍，那么新著《敬重與惜別》已將這種激情與強悍納入了深邃與博大。這部作品以兩百年來的世界風云變幻為特定背景，別具只眼地解剖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和群體，同時也細致入微地梳理和分析著中日關系史上復雜多元的政治恩怨、軍事沖突和文化糾葛。其中透過人物命運、典型場景乃至具體細節(jié)所呼喚的歷史大義、民族精神和人格力量，固然振聾發(fā)聵，啟人心智；而那些在兩個國家和民族、兩種文化和文本的對讀中所產生的意義的反差、錯位與裂縫，又何嘗不讓人思路另開，視野敞亮。

　　王充閭一向主張用散文激活歷史，同時用歷史滋養(yǎng)散文。他的《張學良人格圖譜》亦復如此。只是在既定的價值取向上，這部作品分明寄寓了作家更為獨特和高難的藝術追求，他調動散文可以調動的一切表現手段，以不同于一般傳記的散點透視的方式，為中國現代史上的愛國功臣張學良寫心。圍繞這一根本意旨，作品一方面在史料的叢林里廣征博引，取精用弘，以披露主人公面對歷史激流的心理邏輯與人格特征，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命運之謎；另一方面則把小說、詩歌、戲劇以及影視的技巧和元素積極引入散文的空間，以此營造豐腴而新穎的表現效果。

　　帶著一卷讀畫隨筆涉足歷史文化散文的錢紅莉，于數年前經營起《詩經別意》的大題目。她另辟蹊徑，讓自己的歲月印痕和生命儲存大膽進入《詩經》的世界，用一個聰慧機敏的女子所擅長的感覺、體驗、靈思和想象，同古人筆下的文學經典展開對話。這樣，一部《詩經》果真有了豐沛的“別意”，同時也有了常說常新、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青年女作家王蕓的《穿越歷史的楚風》，在歷史積淀豐厚且密集的荊楚大地上蕩開筆墨，馳騁才思。其字里行間固然不乏對地域文化遺產和古人精神氣質的深入追溯與準確把握，更見苦心孤詣和卓爾不群的，則是新穎別致的文體形態(tài)與敘事策略。作家在充分掌握相關史料的基礎上，用發(fā)散性與過濾性相結合的思維方式，提煉出對象的代表性特征或意象，然后以此為核心展開簡潔的大寫意式的歷史敘事，讓富有彈性和韻味的藝術語言構成暢達自足的文本，呈現主客觀的全部內涵，而將必要的史料依據轉化為畫外音式的背景提示，放在文末。這時，一部《穿越歷史的楚風》留給歷史文化散文的，便不僅是異樣的結構方式，同時還有積極的探索精神。

　　鄉(xiāng)土散文：多元表現與客觀審視相得益彰

　　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始終貫穿著都市與鄉(xiāng)村的復雜糾葛與矛盾運動，所以回望鄉(xiāng)關、撫摸田園，一直是新時期和新世紀散文創(chuàng)作的重要內容。在過去的一年里，鄉(xiāng)土題材依然占據著重要位置，而它的基本創(chuàng)作路向卻出現了新的拓展與探索。

　　首先，面對鄉(xiāng)土田園，一些作家不滿于概念化、淺表化的書寫，而試圖加以立體多元的開發(fā)與表現。譬如，陳啟文的《河床，在時間的歲月中》(《作品》第3期)，李清明的“天藍水遠”系列(見散文集《寥廓江天》)，均多層面地傾吐著作家的鄉(xiāng)土經驗，使一種渾圓、厚重和斑駁的水鄉(xiāng)景觀躍然紙間。劉醒龍的長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以生養(yǎng)作家的鄂東鄉(xiāng)村為圓心，做大跨度的時空輻射，其繽紛搖曳的藝術觸須，牽引出浸透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信息的社會場景與人物光影，使你看到了一個美丑交織、愛恨同在、蒼茫混沌的鄉(xiāng)土世界。閻連科的《我與父輩》(《鐘山》第2期)也是一部回眸鄉(xiāng)土的力作。散文通過講述“我的那年代”“想念父親”“大伯一家”“我的四叔”，極具概括性和典型性地展現了中國農民曾經走過的一段歷史，其字里行間負載的種種艱辛與歡愉、沉重與溫馨、敬畏與悲憫、懺悔與詢問，都植根于作家刻骨銘心、無法忘卻的鄉(xiāng)土經驗。

　　其次，一些作家開始用相對理性的態(tài)度，客觀冷靜地審視鄉(xiāng)村大地和農民生活，努力完成生命意義的辨識和文化價值的揚棄。如周佩紅的散文集《我的鄉(xiāng)土記憶》，讓作家的心靈重返當年的知青現場，用一種自由、內斂且又舒展、沉靜的筆觸，勾畫已經逝去的鄉(xiāng)村風景，小心翼翼地呈現大時代之下的小物象。王堯的《一個人的八十年代》有部分文字涉及作家的鄉(xiāng)土記憶，其中鄉(xiāng)間知識分子特有的生活細節(jié)鮮活雋永，而由作家站在今天的精神高度作出的關于一代人鄉(xiāng)土情感的辯證分析，則尤其令人冥思和回味。周曉楓的散文并不以鄉(xiāng)土書寫見長，但一篇《紙藝里的鄉(xiāng)村》(《人民文學》第11期)針對當下的鄉(xiāng)村書寫展開再書寫，其中不少見解確實啟人心智。江西作家劉華近年來致力于多卷本系列散文“大地臉譜”的創(chuàng)作，旨在從民間文化的層面切入鄉(xiāng)村和田野，其中出版于2009年的《百姓的祠堂》《親切的神靈》《風水的村莊》等卷，將藝術瞳孔依次聚焦于鄉(xiāng)間的祠堂、面具和風水，由此展開的敘述不僅有聲有色，而且入情入理，這無疑為散文的鄉(xiāng)土書寫開辟了新的有益的路徑。

　　總括近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三大亮點固然構成了成績的主流，但畢竟不是成績的全部。在亮點的光照之外，仍有一些質文俱佳的作品熠熠生輝，顯示著思想、情感和審美的力量。這類作品至少包括：余秋雨悼念謝晉的《門孔》(《收獲》第1期)，史鐵生表達意識流動的《誠實與善思》(《人民文學》第10期)，王開嶺直面當下世道人心的《現代人的江湖》(《海燕·都市美文》第9期)，劉心武追懷亡妻的《那邊多美呀！》(《上海文學》第7期)，南帆將理論散文化的《關于一部虛擬的后現代主義小說》(《海燕·都市美文》第8期)，梁曉聲的《謝鐵驪印象》(《海燕·都市美文》第1期)，朱以撒緬懷恩師俞元桂的《像潮水一樣漫過》(《散文》第9期)等。倘若說到這一年出現的散文新人，新疆的李娟和甘肅的劉梅花無疑值得關注，她們發(fā)表的一些作品，大都傳遞出健康的審美意趣與良好的文學潛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