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休無止的包裝與炒作，讓我對當下許多文學命名不得不保持一份警惕和淡漠，但是，當我在報刊上與“江西散文現(xiàn)象”的說法不期而遇時，內心卻充滿了親切感與認同感。作為一家散文刊物的主持者和散文創(chuàng)作的研究者，我瀏覽過一大批出自江西老中青作家之手的散文作品，通讀過《江西散文十年佳作選》等散文選本，其藝術之精、印象之深和收獲之豐，在同類閱讀中并不多見。這一切仿佛在提示我，新世紀以來的江西散文，確實構成了一種引人矚目且值得探究的文學“現(xiàn)象”。

　　面對“現(xiàn)象化”了的江西散文，我曾立足于新世紀散文創(chuàng)作的宏觀態(tài)勢，做過一些省市區(qū)域之間的橫向比較，未必準確的看法是：北京作為全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中心，六代作家群雄逐鹿，蔚為大觀，其作品無論數(shù)量抑或質量，均系遙遙領先，獨占鰲頭，是毋庸置疑的冠軍。而接下來的，應當就是江西和廣東的散文，近些年來，它們呈現(xiàn)的創(chuàng)作實績，不僅超過了一般的文學省份，而且令一些以往有定評的散文大省相形遜色。至于此二者之間的情形，則是各有優(yōu)劣，互存短長，整體實力似乎亦伯亦仲，或可并列第二？與廣東散文相比，江西散文最突出的特點和優(yōu)勢在于：有一批藝術上乘、風格成熟、水準相當，且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的散文家，如陳世旭、鄭云云、梁琴、劉華、劉上洋、熊述隆等，它們均以不急不躁和有文有質的新作，彰顯了扎實而沉穩(wěn)的審美追求，從而增添著當下散文世界的精神重量和審美色彩。在這個群體中，若干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作家，如王曉莉、姚雪雪、安然、江子、范曉波、李曉君、傅菲、李滇敏、陳蔚文、溫艷霞、劉偉林、夏磊、澆潔等等，更是以充盈著生命質感和藝術靈性的散文創(chuàng)作，組成了一個流光溢彩、生機勃勃的整體陣容，展現(xiàn)了一種鳧趨雀躍、葉綠花紅的團隊風采，以此昭示著江西散文繁榮發(fā)展的梯次性、未來性與可持續(xù)性。與此同時，還有一些擔負實際工作的作家，或許并不經(jīng)常涉足散文創(chuàng)作，但憑著自身的文學潛質和心靈敏感，仍有不俗的表現(xiàn)，如羅聰明的《父親的“花花世界”》、傅玉麗的《讓心中的馬兒跑起來》、李凌云的《在山之巔》，都堪稱意蘊豐沛而又構思奇巧，以致讓人無法預料屬于江西的散文氣場，究竟能孕育多少好作家與好作品。當然，較之廣東散文，江西散文亦有明顯的不足和劣勢，這突出表現(xiàn)為：后者迄今缺少前者所擁有的像筱敏、林賢治、王小妮、熊育群那樣一些極具個性，同時又躋身于一個時代審美高端的散文作家，以及像出自艾云、夏榆、楊文豐、塞壬之手的那種以生命書寫開題材與風氣之先的散文作品。這讓人禁不住想起冰心老人當年所作的關于現(xiàn)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辯證評價：當代文學缺少大師，但整體水平比現(xiàn)代文學要高。套用以上思路，我們庶幾可以說：江西散文的整體陣容和平均水準要比廣東散文更為可觀，但卻一時鮮見廣東散文的奇崛風范和大家氣象。

　　江西散文怎樣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從而使被命名的“現(xiàn)象”承載更為璀璨也更為豐邃的內涵？平心而論，這是一個從理念到實踐解決起來都有難度的問題。因為按照我對江西散文的閱讀和了解，它們的優(yōu)長和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彼此糾纏、互為因果的。這便意味著江西作家朝著更高層次的藝術攀援，常常要從對自身創(chuàng)作習慣的調整和審美定勢的反撥開始，要經(jīng)歷一個亦破亦立、亦揚亦棄的艱難過程。譬如，江西作家習慣于從生活經(jīng)歷和生命體驗中擷取散文素材與創(chuàng)作靈感，這固然強化了作品難能可貴的在場性和血肉感，但在形成慣性之后，也會不知不覺地抑制創(chuàng)作中的智性開發(fā)和理性參與，進而弱化作品的人性深度與精神重量，而后者正越來越成為現(xiàn)代優(yōu)秀散文的重要標識。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引入知性元素和合理運用理性資源，經(jīng)過美的幻化與整合，使其充實并提升筆下的經(jīng)驗和感性世界，應當是許多江西作家的當務之急。在這方面，同為江西作家的劉上洋、劉華、江子別有會心，先行一步，其成功經(jīng)驗或許值得同行借鑒。再如，不少江西作家都擁有較高的藝術天賦和認真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和耐心，依照約定俗成的尺度，對文本的構思、語言和意境等等，作精益求精的推敲和一絲不茍的打磨。這種切近經(jīng)典范式的不懈努力，自會使作品臻于精美，即讓散文更像散文，也可以滿足一般讀者的審美興趣；但如果不加節(jié)制地單向度推進，就會反過來束縛作家的手腳，使其作品因過于循規(guī)蹈矩而失去內在的活力與張力，這同樣是散文創(chuàng)作的偏差和誤區(qū)。因此，對于江西作家來說，準確適度地把握散文的常態(tài)與變形，做到有“通”有“變”、“變”中求“通”，亦顯得十分重要。還有，江西作家多擅長營造小天地、小格局、小物象，筆下充盈的是濃郁的婉約柔潤之氣與輕盈雋永之美，在孤立的風格意義上，這無可厚非，甚至獨具魅力。只是這種風格一旦化為壓倒其它的強勢意趣，便明顯不利于散文在多元互補中的探索前行，更不利于散文對生活的斑駁寫意和對生命的立體觀照。清人詩曰：“自覺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竊以為，在不少江西作家未來的路途上，這一番有意識的生活開拓與筆調歷練恐怕必不可少。最后，愿筆者的芻蕘之議能為江西散文家的高歌精進，增添些許意興與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