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是非凡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很多事，最大的兩件事是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這兩件大事都引發了廣大作家的積極參與，他們拿起筆，聲援抗震救災的戰場，張揚鳥巢帶給世界的歡歌。
　　張抗抗的《我是公民》（載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隨筆》），從一個公民的角度闡述了一個“公民社會”的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道德上的權利與義務。作者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決斷與高效，肯定了各級政府、軍隊、武警等多方社會救援力量以及主流媒體在第一時間公布災難的真相，這些都表明了一個社會的進步，所以作者說“公民意識”的成長，是一個國家邁向“公民社會”的前提。陳亞軍的《人性的光芒》（載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０日《北京日報》），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講述了青城山景區地震后所經歷的人間大愛。李龍的《國悼，對生命價值的禮贊》（載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１日《廣州日報》），寫從５月１９日到２１日這三天的國悼日，提出生命的存在既是一種生理的存在，同時也是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結構性存在。這種對生命價值的承認、對人格尊嚴的放大、對公民生命的尊重就是真正的以人為本。陳沖的《地震在歷史上留下了什么》（載《文學自由談》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從汶川大地震說起，談到了中國歷史上的邢臺大地震、通海大地震、海城大地震、唐山大地震，認為地震發生后不同時代的不同觀念、不同的處理方式讓我們強烈地感到只有正視歷史、正視責任才是正確的理念。
　　對２００８年北京奧運會，很多報刊辟出了奧運版面，每一項賽事、每一個優秀運動員的表現都有長長短短的文章。很多名家開了專欄，留下了一批佳作精品。比如王蒙的《輝煌與輝煌以后》（《文匯報》）、筱敏的《圣火》（載２００８年第２期《隨筆》）、李國盛的《輝煌》（載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北京文學》）等。
    在這兩類作品中，宣言口號式的東西沒有了，更透顯出了人性、人情之光，因而能夠感染人，打動人，激勵人。

    文化意蘊的追尋
　　２００８年的散文，仍然有一批充滿文化色彩與人文關懷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寫作者多以學者型作家為主，這緣于他們的生活境遇、關注的對象、研究的方向以及長期的文化修養，他們的文字會時常透顯出理性精神的光芒。
　　范曾的《趨近自然》（載２００８年６月２日《學習時報》）以不長的篇幅融入了無限闊大的思維深度和精神廣度。他談到了人類文化的多元性，這種多元來自于人類對宇宙本體的認識，這種認識會滲透到文化的各個領域，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傳統。他的文章讓我們感覺到凝重、沉實、博大和舒展、放達、自然，那種對人類文明、自然變化的認知以及對漢語文字的透徹理解讓人感佩。余秋雨的《重巒疊嶂間的田園》（載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美文》）是寫陶淵明的，這個重巒疊嶂或許有當時的社會的、政治的和生活的背景因素，但是在余秋雨的眼前出現的重巒疊嶂卻是人格方面的：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第二重，游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第三重，安然自立的文化人格。這三重文化人格，層層推進，逐一替代，構成了那個時期文化演進的深層原因。余秋雨從陶淵明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剖析開來，寫出了陶淵明高遠的心懷以及田園的象征。閻綱、閻慶生的《孫犁的話題》，以自然散淡的對話形式，對孫犁的文學成就以及個人生活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價。二閻的談論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散文，其間我們不僅能看到他們所蘊含其中的情感與思想，也能看到孫犁先生的人格特征與精神面貌，文章引用的觀點現在看來依然有著積極的意義，比如孫犁說的：“我們的文藝批評，要實事求是，是好就說好，是壞就說壞，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藝評論的藝術價值；要介紹多種多樣的藝術論，提高文藝評論家的藝術修養；要消除文藝評論中的結伙壯膽的行幫現象，群起而哄湊熱鬧的幫閑作風，以及看官銜不看文章的勢利觀點。”
　　朱增泉是一個軍旅作家，多年來他一直以一個軍人的眼光研究古今戰史，透視人文精神。最近一個時期，他從春秋戰事下筆，分析由這些戰事引發和形成的歷史事件與政治原由以及所帶來的深遠影響。這是可以入冊的文章，是散文中的史學講壇。《春秋四方混戰（上）》（載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美文》）講述了齊、魯、晉三國戰事中的乾時之戰、長勺之戰、   之戰、平陰之戰、太行之戰，而秦、晉、楚三國戰事又講述了韓原之戰、崤函之戰、麻隧之戰。這些都是歷史上有名的戰事，后人常以這些戰事為例，進行了更為廣泛的軍事、文學、戲曲上的延伸。韓小蕙看到岳飛雕像前一字排開的三碗清水，她問解說員這是什么意思，為什么是水而不是酒，講解員回答不出來。《岳塋享堂、三碗清水及其他》（載２００８年第８期《人民文學》）中，作家卻認為這三碗清水有著不同的答案，第一碗是歌頌岳飛大將軍的豐功偉績。第二碗作者把它想像是彰顯岳飛大將軍的精忠報國之心。第三碗水，作家這樣寫道：當我的目光落在它上面，眼眶突然潮熱了，心中大慟，塞滿悲傷和憤懣。我認定這一碗清水，是為岳飛大將軍洗冤而備下的！這樣寫來就使得作品有另一層的新意，也使作家站到了一個更新的高度。
　　朱鴻的《關于作家的思想者化》（載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文學自由談》）提出作家學者化是非常必要的，作家應該學富五車，學者化是一個基礎，更高的要求是作家應該成為一個思想者，而思想者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品質呢？作者寫道：其一，懷疑精神；其二，獨立人格；其三，批判態度；其四，開拓人性的疆域；其五，從現實進入存在。作者的這個提法很見新意，他實際上是要求中國的作家應該特別意識到自己的天職，以自己的作品為國家增加軟實力，而這些真正意義的作品惟有思想者化的作家才可能出現藝術的突破。
　　李銳的《燒夢》（載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收獲》）是對日本仙臺魯迅故居的一次造訪后的感念，這種感念是紛雜的，又是豐厚的。李銳從100多年前的1904年，23歲的魯迅只身遠離東京，遠離身邊的同胞，到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求學寫起，寫到魯迅人格及精神的筑造。當中國的歷史現實一片無邊黑暗的時候，是什么給了魯迅走進黑夜的勇氣？又是什么支持了魯迅終其一生獨自對抗比歷史還要黑暗的絕望？這深不可測的黑暗里，有多少是日本給他的鄙視，又有多少是日本給他的滋養？這是作者提示出來的可供思索的問題。
　　社會生活的感悟
　　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中人，在生活中，由單純走向成熟，由年輕走向衰老。沒有哪一個人能夠逃脫生活的風雨雷電。生活讓我們體味酸甜苦辣，讓我們感覺陰晴圓缺。生活給我們道理，給我們知識，給我們才華。
　　史鐵生的《我的輪椅》（載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收獲》）以自然、平和的心態寫出了２２年的輪椅生涯，這是與生命的堅強較量，是對生活的樂觀而浪漫的態度。史鐵生坐在這個輪椅上行走，看電影，上醫院，參加文學活動，這么多年他走過西部高原，體驗過大海的兇猛，甚至飛行海外。輪椅上的史鐵生已經進入了一種人生命題，一種佛學境界。一個輪椅上的病人和一個著名作家畫著這樣的等號，讓每一個健全的人有了一種精神的參照與提升。很少有人知道，作家梁曉聲還有一個患精神病的哥哥，梁曉聲在父母去世后，就把哥哥從哈爾濱市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了北京，他在為哥哥不斷地換著療養醫院和住所，那種關心可謂無微不至。《那里是精神病院》（載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海燕·都市美文》）即是寫出了探望和護理哥哥時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筆力是沉實的，敘述中表現出細微與深情，而他所寫內容又都顯現著人性的光澤。
　　吳長忠的《鷹》（載２００８年５月《大河報》）那么細微地寫到了鷹被人馴化的過程，作者的鄉村生活經驗十分豐富，對于鷹的觀察和認知也非常細致。在這篇作品中，李伯的人物形象與鷹的形象凸顯得十分鮮明，也十分對立。我們既看到了養鷹人的狡黠與智慧，又品味到了鷹這種猛禽的機警與無奈，作者對馴養過程的深刻淺劃讓人感到內心深處的某種疼痛，這就是文字的力量。南帆的《無限玄機》（載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美文》）與圍棋有關。黑白兩色的棋子蓋在圓形的木盒里，無聲無息地沉睡。然而，只要將這些棋子擱到棋盤上，它們就會像被施了魔咒似的活起來。黑白相間，一人一手，如此簡單的設計將在棋盤上演繹出無數的故事情節。乾坤，天地，陰陽，黑白——許多時候，簡單就是無限玄機的最初始源。南帆從一黑一白兩種棋子的圍棋說開去，不僅解析出圍棋的無限玄機，也解析出人生世事的無限玄機。
　　鄭彥英的《武》（載２００８年第６期《散文選刊》）是對弟弟鄭彥龍的描寫，寫出了鄭彥龍的生活方式與處世哲學。作者在作品中以幽默風趣的筆調把弟弟鄭彥龍寫得活靈活現。這是一個個性獨特、具有反叛意識與自我奮爭型的人物，他的身上多沾染了農民的習性，諸多行為與處事方法讓人可感、可嘆、又可憫，但最終在歲月的雕蝕中漸漸改變了自身，讓生命找到了全新的立足點。
　　２００８年初始，不少作家對過去的一年總有些回顧的東西，蔣子龍就寫出《豬年拾錦》（載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海燕·都市美文》），對２００７年一些社會現象和社會生活進行剖析和解說。其中作家還提到了２００７年的愛情，“以前的愛情故事多，現在的愛情事故多”，以此分析當前愛情的通病，談到２００７年婚姻的新理念，為什么社會越開放人們選擇的自由越大了，婚姻出問題的反而越多了呢？作者既調侃又理性地對這些進行了分析。田中禾的《中國年·鄉風》（載２００８年天津《今晚報》），主要是寫南陽故鄉過年的情形，這種情形雖然多是兒時的，但現在依然還在傳承著，這是中國特有的風俗。雖然時代已經進入商業社會，這種風俗卻依然提醒著人們，不要忘記我們的老傳統。現在有些國家已經把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民俗節日變成了他們申報的文化品牌，如果我們不重視這些，就會越來越被動。田中禾的寫作是一種提醒。
　　王宗仁的《拉薩黎明前的篝火》（載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神劍》）寫上世紀50年代末期平息西藏叛亂中的一件小事：一群戰士燒起篝火，不停地“烤車”，以防止汽車發動不起來。部隊開拔了，藏民們一擁而上地撿拾柴禾。這時有個汽車兵不知何樣情緒，飛腳朝一堆篝火猛踢過去，帶有火苗的木棒崩在了一個十三四歲少女的臉上。為了這件事，部隊撤銷了戰士的駕駛員資格，關了他的禁閉，而“我”則悶了頭在駕駛室里寫了一篇“情況反映”，出于一個高原軍人的責任感，強烈地呼吁值勤的汽車部隊和藏族同胞建立血肉關系。
　　王兆勝的《愧對父親》（載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廣西文學》）是一篇凝聚著作者深深情感的親情散文，作者敘述了同父親的相處，也寫出了父親一生的艱辛與不易，在不同的時候，都有父親這個精神支柱，支撐著一個家庭向前運行。做兒子的總覺得在老人去后有許多的愧對，所以作者是帶著一種愧疚的心理來回顧父親的一生的。越是這樣，越使文章產生出別樣的感染力，感染著讀者。石英的《雷公訟》（載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國文化報》）是一篇看似隨意的文字，卻視角獨特，凸顯出作家寫作的個性特征。對于雷，很多的文字是頌揚的，作者在這里卻是一個“訟”字，寫出雷電對人類帶來的損害，由對它常有的頌而轉為訟，便有了意思，這是遵從生活的文字，顯出獨特的思索，也就有了新的提示。
　　還有，張宇航的《心中有路》、李清明的《紙上富貴》、高凱明的《９３盞油燈》、于堅的《菜市場》、李漢榮的《轉身》、吳冠中的《病妻》、苗紀道的《五十九歲一命關》、涇河的《黑牛》、喬忠延的《燕子》以及高中學生陳燕的《獻給曾經一起三年的青春》，都值得一讀。
　　這些來自生活的散文，在注重多層面的生活場景和情節的同時，也注重了文學性。文字的色彩往往會增加敘述的感染力。讀完這些作品，多少會獲得某些生活的經驗和感悟。
    憶舊散文的意義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４日，作家魏巍永遠地走了，他走得很平靜，也很坦然。但人們始終會記著《誰是最可愛的人》，這篇作品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只是在文學上，更是在精神上，因而不少的作家在魏巍走后寫出了追憶和懷念他的文章。周明以最快的速度寫出了《在瀟瀟秋雨的夜晚》，發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的《人民日報》，他不僅寫出了魏巍在當代的影響力，也寫出了魏巍正直、熱情、坦蕩的為人風范。
　　謝冕的《年年此夜》（載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海燕·都市美文》）以無比依戀的心情寫出了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北京大學師生在除夕迎接新春的舞會和團拜會。在謝冕的筆下，描述出了一幅昂揚向上的校園場景：大約是除夕的晚八點光景，大飯廳已經張燈結彩，播放著歡樂的樂曲，開始迎接客人了。在現場指揮和服務的，是學生會的干部們，他們個個也都是盛裝打扮，那些歌舞隊的，合唱團的，戲劇社的，那些平時就很活躍、也很驕傲的“公主”們，早就花團錦簇地出現在現場了。50年代是一個充滿幻想和希望的年代，周遭充盈著早春的氣息和情調。在這篇文章中謝冕著意提到了校長馬寅初，寫馬校長很少公開講話，更不作長篇報告，但他是學者，是一代宗師，他以他的學術、風范影響著一個北大。驚天動地的“人口論”就是他在任職期間寫成的。謝冕說他是一個“無為而治”而又政績最著的北大校長。其中一個情節給我們的印象很深，說歡樂的人們在新舊年交替的時候在未名湖畔的鐘聲里簇擁著馬寅初校長登上講臺，而馬校長的新年致詞也仍然是寥寥數語，如同家常。內容記不清，“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幾杯酒”卻印象深刻，那個濃重的浙江口音后來卻消失了。謝冕并沒有記述后來所遇到的困惑與災難，但是前面濃墨重彩的描寫反而使眾所周知的后果變得凝重而深刻，從而回味出更多的東西。
　　自從張學良與宋美齡兩位百歲老人在本世紀相繼仙逝，人們便談說著他們的世紀情緣。王充閭便是以《良言美語》（載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海燕·都市美文》）解說了這段情緣，作家詳實細膩地而不是概念化地寫出了兩人的相同與不同，史料翔實，文字真切。
　　梁衡的《你不能沒有家》（載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海燕·都市美文》），從讀一篇烈士后代趙一曼之子境遇的文章感到吃驚寫起：由于母親犧牲，父親被共產國際派往國外，回國后已另有妻室，趙一曼的遺子沒有能夠很好地接受家庭的撫養與教育，沾染了許多不好改正的毛病，婚姻的結果也不好，最后的結局是自縊身亡。梁衡從他身上家庭影響及教育的缺失，分析當今社會、家庭對后代影響的重要性。
　　南丁寫的《幸福的感覺與回憶》（載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黨的生活》）是對自己近乎一生的文學經歷的總結，幸福的感覺就是他在寫作中的沉醉，以及在這沉醉中產生的不朽的作品。他的這個回憶，基本上是從改革開放以后，因而他的感覺充滿了對新時期以來中國的發展變化的感佩，由此可見出他明朗的精神。
    在散文寫作領域，女作家一直是一個受讀者關注的群體，其中有一些已經有了不小的影響，有一些則是近些年較為活躍的新人，這些作家的作品合在一起就構成一個多方位的效果圖。這是生活的效果圖。由于性別的緣故，她們更加體味到了深層的東西，她們的觀察與文字也更加細微。這些女作家所寫作品一方面同男作家一樣，充滿著對時代、對社會、對歷史、對文化的認識與思考，代表了她們的思想深度與精神高度。另一方面，她們又獨特地表現出女性自身的特點，這包括她們對生活的體驗與總結，也包括對女性性別本體的再認識，讓人看出一個紛然的文學風景線。
　　鐵凝寫的《戴套袖的孫犁先生》（載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５日《文匯報》）以質樸的語言把一代文學巨匠的樸實與熱情，再一次展現在我們的面前。畢淑敏的《佑護災難中的孩子》（載２００８年第２期《小品文選刊》）從一場天災人禍的事故寫起，提出人類應該把目光放在正在成長的孩子身上。韓春旭的《生命戒律》（載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廣西文學》）更是帶有了宗教性的光澤，以真善美為靈魂，讓信仰根植于一個共同的準則上。夏衍是沈蕓的祖父，作為孫女，一個在祖父膝下20年長大成人的第三代，沈蕓寫出了《我又見到了祖父夏衍》（載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７日《文匯報》），這個“又見到”是說她第一次如此認真地觀看了祖父寫的話劇，這使她對于以前沒有很好地關注祖父（“我居然沒看過夏衍的一臺話劇”）而深感慚愧。路也的《睡眠》（載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散文》）細膩地寫出了嬰兒的睡眠、女人的睡眠以及失眠的族群中的另一類人，把睡眠中的感覺寫得安詳而透徹。葉多多是一個社會的志愿者，她長期行走在云南的那片熱土上，關注著生活底層的人們，她曾把很大的一段時間和經歷放在了失學女童的身上。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她仍然以微小的力量，呼喚與呼吁，以求喚醒些什么，喚起些什么。《那時的愛情》（載２００８年３月８日《文藝報》）訴說的不是甜蜜而是苦難。也果的《窗簾》（載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散文百家》）與路也的《睡眠》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家居的生活使女性對屋內的東西更加敏感。窗簾是一個生活的道具，其隱含著多重的含義。也果細致地寫出了窗簾的紋理與形態。
　　２００８年，一些新散文作家的作品也別有視角，比如格致的《誰在傾聽》（載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民族文學》），是寫她同孩子的一些往事，她把孩子和一個母親來對等看待，由此寫出深深的母愛與孩子的童心，小題目下如《被迫分泌乳汁》《我肯定生有翅膀》《我死了，你怎么辦》等都是有獨特角度、獨特思想又風趣幽默的文字。此外，唐朝暉、夏立君、塞壬、黑陶、東蕩子、王蕓等散文新人的作品，都有讓人耳目一新、心生期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