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與歷史的深層諦視 ——2008年散文閱讀印象
　　
古耜
　　
　　　　
    如果把中國當代散文比作一條滔滔汩汩的江流，那么，它在21世紀的文學疆域里，似乎已經告別了昔日曾有的喧嘩與躁動，變得一派雍容大度，波瀾不驚。然而,到了2008年，它突然“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呈現出奇崛而亮麗的藝術景觀，以致兩岸的行人禁不住停下匆促的步履，以熱情的目光傳遞出若干欣賞、贊許或感嘆。
　　
    剛剛過去的2008年，中國大地上堪稱禍福更替，悲喜交集。所謂“福”和“喜”，大抵是百年一遇，普照人心，如迎接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而所謂“禍”與“悲”，則屬于猝不及防，石破天驚，如年初南方罕見的冰雪肆虐，5·12汶川大地震等。這樣一種大起大落、大喜大慟的國家氛圍，或許會讓普通人感到情緒轉換的不適應，然而，它卻必然誘發作家巨大的表達欲望和創作熱情。這時，散文由于自身特有的自由、真切與便捷，無形中成為作家首選的文學樣式，于是，散文領域出現了大量的、緊密聯系著年度國家大事和中心話語的作品。毋庸諱言，由于時間的過于匆忙或表達的失之粗率，這類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停留于膚淺的事件追述和焦灼的情感宣泄，分明缺乏足夠的心靈深度與文學含量；然而，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它們當中的優秀篇章畢竟憑著創作主體敏銳的省察意識、深邃的感知能力和高超的語言技巧，在擁抱生活和切近時代的過程中，表現出了審美與審智的強大優勢。
　　
    譬如，馮小娟的《親歷大地震的人們》（《美文》第7期）、葉廣芩的《震中訪舊》（《人民文學》第7期）、吳克敬的《磚作的墓碑》（《海燕》第8期）、阿貝爾的《零度偏下》（《紅豆第11期》），都是采之抗震救災第一線的作品。與大量的同類文字相比，這些作品不僅立意奇特，視線獨異，相當準確地抓住了災難之中極具社會意蘊和人性內涵的種種事件與人物；而且構思精妙，文筆生動，最大限度地傳遞出災難現場那既令人傷痛，又讓人感奮的情景與氛圍，因此，它們呈現出為歷史“寫真”和“定格”的價值。張抗抗的《我是公民》（《隨筆》第4期）透過社會各界自發的、大規模的地震救援活動，闡發著國人久違的但又是可貴的公民意識；雷抒雁的《生命的承諾》（《人民文學》第8期）由川地植樹的記憶，引發出面對災難“一定要活著”的呼喚和祈祝，都不啻于特定語境下心靈的鼓點。在這類作品中，有兩篇思路相近的文字引人矚目，即畢星星的《一個人的地震記憶》（《隨筆》第5期）和雷達的《唐山——汶川：聯想與沉思》（《中華讀書報》7月2日）。這兩篇作品都由汶川地震寫到了唐山地震，其中前者通過兩次地震全然不同的救災情景，揭示了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特別是反思了當年救災過程中因極左思潮所導致的種種失誤，讓人浮想聯翩。后者也比較了兩次地震和兩番救災，但它探索與思考的重點分明指向了災難與心靈，即如何將國人面對災難所迸發出的良知與大愛，轉化為民族永久的精神財富。這無疑是一個更為嚴肅和復雜的問題，因而也更具有發人深省的力量。肖復興的《我們為什么需要一個奧運會》(《中華讀書報》8月6日)和李木生的《回味北京奧運》（《海燕》第11期），均屬奧運散文里的上品。它們或指陳奧運賽事的真諦所在，或發掘奧運賽場的精神內涵，其殊途同歸的一點，則是為奧運的人文寶庫增添了重量。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是一個不容易寫深寫透寫生動的話題。而在這方面，同樣不乏好作品。如王十月的《小民安家》（《作品》第9期）通過父親蓋房“我”安家的曲折經歷，不僅呈現了改革開放給兩代人帶來的命運轉機和生活變化，而且傳遞出兩代人在這種轉機與變化中所遇到的種種迷惘與困惑，這時，一種藝術的“復調”足以讓讀者五味雜陳，感慨萬端。柳萌的《這個春天沒有鄉愁》（《海燕》第4期）講述了三十年前“我”結束改造，返回北京的一段經歷。其過程和細節原本承載著歷史的跫音，而由那過程和細節彌散出的苦盡甘來的心緒和百廢待興的氣氛，更是無形中把人們拉回到那個生機盎然的春天，進而體味到改革開放的勢在必然。還有陳啟文的《從北京到北京的距離》（《北京文學》第8期）、田中禾的《1978：歷史的瞬間》（《隨筆》第4期）、阿成的《衣前衣后三十年》（《文藝報》12月6日）等，均立足于不同的角度，歷數著改革開放給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帶來的生機與活力，以此強化了筆下篇章的歷史意味。顯然，上述各類作品除了有效地豐富著散文園林之外，還在提示我們，只要不違背心靈的真實和藝術的規律，近距離地觀照主流生活，同樣可以寫出質文俱佳的好作品。
　　
    或許是受大的社會氛圍和環境氣息的影響，2008年度整個散文創作的現實品格和公共意識明顯強化。不少作家從應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出發，運用自己獨特的生活資源和審美眼光，捧出了富有歷史厚度和思想強度的散文佳作。在這方面，韓少功值得特別稱道。他的《笛鳴香港》（《新華文摘》第24期）圍繞國際大都市香港蕩開筆墨，既解剖著它由逼仄的空間所衍生的文化性格，又回味著它因漂泊的歷史所孕育的精神特征，更揭示了這一切在回歸后發生的悄然變化，其體察現代社會的意義，早已超越了香港本身。《漫長的假期》（《鐘山》第6期）講述了作家“文革”之中與書相關的諸多經歷，那一個個荒誕背景下的讀書故事，分明是對現代人的嚴肅詰問：在遠離動蕩，日趨康樂的今天，你果真不再需要一個充實的內心？張夢陽的《論“大躍進”思維》（《隨筆》第3期）就五十年前的大躍進運動展開了更深層次的探照，不僅從思維方式的層面指出了其病癥所在，而且告誡人們要警惕這種思維方式在今天改頭換面，變相而行，其盛世直言，令人驚悚。袁鷹寫胡耀邦的《活在人心便永生》(《隨筆》第5期)，江子寫方志敏的《玉一樣的山，玉一樣的人》（《紅豆》第11期），以及梁衡的《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懷》《周恩來讓座》（《海燕》第3期），都將藝術瞳孔集中于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作為表現對象，這些革命家是我們所熟悉的，但作家卻立足于新的時代高度，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材料，從他們身上發掘出了新的精神元素，如胡耀邦的敢為人先，方志敏的純潔浪漫，彭德懷的唯國唯民，周恩來的大仁大公，這無疑都在豐富著一個時代的精神資源。應當承認，諸如此類的作品代表著年度散文的高端成就，因為對于散文而言，思想性永遠是它最為重要和最為本質的標識。
　　
    與以上散文創作的“宏大敘事”相呼應，一批作家與作品自覺將姿態放低，讓目光下移，努力向社會底層發掘精神的光點與道義的礦富。梁曉聲的《那里是精神病院》（《海燕》第10期）寫了作家親眼看到的幾位精神病患者的日常生活，他們于不經意間流露的“慈愛”與“斯文”，竟讓人倍感人性的溫暖與美好，同時反省自身的人性高度。江少賓的《我的幸福是一種罪過》（《福建文學》第4期）、《他鄉》（《紅豆》第11期）等,放出新聞工作者的目光，來打量普通勞動群眾的邊緣化生存，其中那份艱難與窘迫，麻木與無奈，以及作家浸入敘事的那種深切的悲憫和由衷的自責，都產生著直抵肺腑與靈魂的力量。在這類創作中，一些擁有底層生活經驗的青年作家擁有絕對的優勢，出自他們筆下的作品，如塞壬的《轉身》（《人民文學》第1期）、《務虛者手記》（《百花洲》第6期），夏榆的《稻梁菽麥黍稷》（《人民文學》第9期）、王十月的《總有微光照亮》（《文學界》第3期）等等，均以刻骨銘心的感受，零距離地講述著“我”在其中的打工經歷或生活見聞，講述著一個個亦悲亦喜的故事或若明若暗的場景，它們無形中交織成現代漂泊者特有的精神訴求，同時也折映出社會轉型期底層民眾的命運軌跡和心路歷程。這種真實到近乎原生態的寫作，給當代散文注入的民間活力與滋養，是不容忽視的。
　　
    2008年度的散文創作以切近時代、直面現實為突出特征，但卻不曾因此就忽視和冷落了對歷史的關注與追詢，事實上，歷史文化散文仍有不俗的表現和可喜的創獲。在這一維度上，反響較好的作品至少有：南帆的《宮巷沈記》（《人民文學》第8期）、王充閭的《斷念》（《人民文學》第4期）、余秋雨的《叢林邊的那一家》（《美文》第1期）、彭程的《故鄉人物》（《海燕》第2期）、李元洛的《千秋草堂》（《文學界》第6期），以及朱增泉的古代將領系列、王蕓的荊楚歷史系列、錢紅莉的古畫閱讀系列等等。這些作品自然各有各的優長，但也折射出一些有價值的共同追求，這就是：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強化個體生命的參與和語言審美的創新，從而用文學激活歷史，豐富歷史。顯然，這是歷史文化散文的進步。
　　
    當然，在2008年里，還有一些更接近散文常態的作品值得重視。如陳忠實的《生命里的書緣》（《新華文摘》第22期）、史鐵生的《我的輪椅》（《收獲》第2期）、張立勤的《沙發沙發，大巴大巴》（《海燕》第3期），以及鮑爾吉·原野、周曉楓、祝勇、張大威等實力作家的一些新作，都因為濃縮了豐邃而獨特的人生經驗，且保持著良好的藝術表達，所以顯得卓爾不群。倘若從新人的角度觀察，在皖南太平湖畔默默寫作的女作家項麗敏，起點較高，勢頭可喜。她以“一個人的湖”為總標題的系列散文，沉靜而柔潤，澄澈而亮麗，充盈著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之美，且不乏輕盈的哲思與頓悟，堅持和發展下去，或許會成為現代人消除浮躁的心靈風景。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