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英語世界分量頗重的文學雜志《當代世界文學》推出“中國當代文學專刊”，刊載了食指和陳東東等詩人作品，以及張檸、張清華、張頤武等人的批評文章。這一消息在文學界掀起了一股不小“文學出口”熱。著名作家莫言對此現象極為樂觀，以為當代中國文壇呈現出萬箭齊發之勢。余華也表示，很榮幸遇到了這個時代。當然，一些作家、詩人對此“文學熱鬧”也較為漠然。格非覺得，開放的背后潛藏著再次自閉的危險，當代文壇的熱鬧其實沒什么東西，復雜化的背后是單一化。李洱坦言自己喜歡的作品很難翻譯。中國文學能否跨過文化這一道巨大的鴻溝，真正走進外國讀者的內心世界，還有一個較為漫長的漸進過程。
　　中國文學在經歷了長時段的文學進口之后，有著改變這種單一的文學流通路徑的強烈訴求。中國文學的進口是中國現代文學建設的“求新聲于異邦”，或者說是中國文學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改革開放”。從上個世紀初開始，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正是伴隨著對于外國文學的吸收和借鑒成長起來的。就狂飆突進的“五四”新文學而言，大量的外國文學進口對于中國傳統文學的文化重建和審美解構起到了藝術自覺的作用，制衡文學的載道邏輯也漸趨崩潰，從而帶來了文學界幾千年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氣。
　　盡管如此，文學進口對于一個國家的文化建設而言，始終是一種被動的文化輸入。文化部部長孫家正曾說過:“中美物質產品的貿易美國存在逆差，但是就文化產品來說，中國的逆差更大。”孫家正部長的這番話，無疑給我們每個人敲響了一次值得銘記的警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意味著經濟復興，更意味著文化復興。中國要提升自己的軟實力，文化逆差始終是一個“瓶頸”，因而必須改變這一困擾已久的癥狀，從后殖民文化泥潭中越出，努力尋求文化出口。
　　中國文學面臨的以多元化為特征的文化語境，為文學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其實，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的魯迅先生，在“五四”以后，就致力于思考把中國當代文學推向世界，讓世界認識、了解中國的問題。魯迅認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始終掣肘于“文化背景”和“生存境遇”兩個基本的事實。可以說，魯迅的思考，焦灼而又深邃，切實而又久遠。值得歡呼的是，我們正趕上了由中國經濟騰飛而涌現起的全球中國文化熱浪潮，這一點，給中國文學出口提供了的千載難逢的機遇。
　　魯迅焦灼的兩個基本事實，在全球化語境之中已有所改變。中國文學所處的文化背景，已不是在一種孤立的、封閉的文化禁錮中，而是一種較為開放的、自由的格局，并且呈現出多元文化空間形態，這就有可能形成一種以復調為特征的文化流動路徑。尤其是當代文學的思維理路和表現手法在這種多元文化空間的轉移、流通，由于特定文化空間的社會情境和文化積累而漸趨改變其表現形態，進而易于形成一種以文化交融性為潛在美學特質的文學體式。
　　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使得西方人的視點已經不再完全囿于西方中心主義的視界之中，他們也渴望尋求一個角度介入到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文化空間之中，同時也迫使其不得不打破西方一貫話語獨白，進行不同文明形態之間的多層次、多方位、多角度的對話、協商與溝通，中國文學無疑是一個生動的切入點，對于人性、人心的文化影響、現實動態及未來走向的關注將成為中西文學鏈接的質點。
　　東西方文化差異，會在較長時間內繼續成為中國文學出口的潛在阻力。文學的接受程度，畢竟要受到審美習慣、接受心理和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文化基因既會成為培植一個民族文學參天大樹的不竭動力，也會成為不同民族文學交往的巨大障礙。期望文學的出口像簽署出口商品協議一樣簡單、機械而且立竿見影，本身也是一件不切實際的事情。
　　有著全球化語境的成長經歷的當代文學，會成為文學出口中頗具希望的一支生力軍。但是，有著濃厚文化積淀的經典文學在這個過程中將會行路甚難，乃至舉步維艱。李敬澤指出，“《水滸傳》、《紅樓夢》，盡管在世界文學的秩序中很難找到它們的位置，它們卻世世代代滋養著中國人，這不僅是傳統、古典、傳承的魅力，它們體現了中國人的文學精神。相對于世界文學，它們就像奶一樣難以溶進水，它們不被世界人民消化，卻對中國人暗自起著巨大的作用。我認為，這一點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某種意義上，那些不可能被納入世界文學圖景的作品暗藏著對中國人而言特殊的經驗與價值。”其實，像《水滸傳》、《紅樓夢》等這些體現中國人的文學精神的經典作品，暗含著中國人對于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的確，這些文化內涵深厚的文學經典，對于那些對中國文字望而生畏、對中國文學知之甚少的外國人來說，再加上本民族文化的自然免疫力，接受起來無疑是巨大的挑戰，更難以談得上“應具了解之同情”了。
　　不過，這也難免會讓我們產生反向思考。為什么像《荷馬史詩》、《哈姆萊特》、《人間喜劇》、《戰爭與和平》等等這些西方的經典之作會走進中國讀者的世界之中？為什么這些體現西方人文學精神的作品會被世界人民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