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追尋個人與公眾的對接點

古耜

      如果說經過20世紀的文學發展，人們對現代散文的文體特征已經形成了若干共識，那么言說和表達的個人性，應當是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點。在這方面，許多名家巨擘都留下了經典論述。譬如，朱自清在談到自己寫散文的經驗時明言：“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冰心亦指出：散文創作應當“發揮個性，表現自己”。巴金則承認：“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而郁達夫更是干脆將作家的個性，稱之為“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

　　毫無疑問，現代散文對于個人性的張揚和強調，是緊密聯系著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并有機拍合著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的。換句話說，這種張揚和強調能在20世紀的中國文壇獲得廣泛認同與持久響應，實在有著源于時代潮流的深層的必然性。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現代散文所推崇和倡揚的個人性概念并非自生于民族的肌體，而是舶來于西方，具體說是魯迅等一批文化先驅，采之于從蒙田到廚川白村的一系列相關論述。而在西方，個人性概念自肇始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到貫穿整個現代和后現代社會，其內涵與外延固然發生著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但其整體的精神意旨，卻始終深深植根于近代以來資產階級崛起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大趨勢與大背景。當個人性作為一種被“拿來”的精神資源進入中國后，它雖然因為在整體上適應了社會變革和民族解放的需要而呈現出巨大的積極意義，但其中所包含的過于鮮明的異域印跡，也就必然要同中華民族的歷史訴求與現實境遇產生矛盾和齟齬。如果說這種矛盾和齟齬在五四之初，曾經被“別求新聲于異邦”的熱情和焦慮所遮蔽，那么，隨著歷史走向沉靜和深入，它便日趨明顯地暴露出來。反映到散文創作領域，至少有兩方面值得注意。

　　在早期的西方話語里，個人性的概念是中性的，其核心在于強調一個擺脫了神學奴役的赤裸裸的自然的兒子，一個真實的、不戴任何面具的自我。具體到散文創作中，就是要敢于大膽地袒露有關個人和人性的一切，用蒙田的話說便是：“我所描畫的就是我自己。我底弱點和我底本來面目。”這里，真誠和真實是第一位的，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明白了盧梭的《懺悔錄》，何以會近乎自然主義地臚陳作者自己的種種丑行和劣跡。應當承認，這種以“真”為美的個人性，包含著西方世界對蒙昧的憎惡和對人性的寬容，符合那里的歷史與倫理。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原樣照搬到中國的散文里，則難免造成觀念的沖突和意義的傷害。因為在國人的認知系統里，從孔子的“興、觀、群、怨”到魯迅的“精神火光”，文學都是擔負著使命的，是承載著藝術感召作用的，這決定了中國散文家的個人性寫作，必須堅持真善美的統一，必須在真的基礎上融入善和美的元素，而不能把真孤立地加以強調，尤其是不宜把作家個人經驗的真實當作藝術存在的絕對理由，否則，不但散文的社會作用無從談起，即使作家的人格質量也會受到懷疑。在這一點上，近年來，一些沉溺于個人瑣碎欲望和無聊見聞，直至兜售種種隱私的散文作品，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足以警惕的教訓。

　　其次，在現代西方話語中，個人性有時還同知識分子的身份和立場密切相關，堅持個人性，就是堅持知識分子在社會結構中的邊緣性和獨立性。將其機械絕對地移植于中國，同樣只能是圓鑿方枘。散文家的個人性理應包含民族啟蒙、救亡和改造、提升的內容，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當年的茅盾才大聲疾呼：“我不相信小品文應該以自我為中心。”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魯迅才毫不諱言自己所愿意的“遵命文學”。遺憾的是，不少作家和學者總是看不到這一點，他們喜歡置身于歷史大潮之外，在作品里揮灑一些無關宏旨的小感觸、小情調，以示超脫與清高，甚至不惜把“閑適”說成是現代散文的本質特征。此種選擇表面看來似乎極具個人性，實際上不過是應驗了哈維爾所言：“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即在膚淺而廉價的享樂中，自己把自己放逐于健全合理的現代生活之外。

　　由上所述，不難看出，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中，所謂個人性，實際上是一個未完成的，需要進一步厘清、深化和限制、補充的概念。換句話說，在散文創作中，僅僅張揚和強調個人性是不夠的，這里還必須具備有反向特質，起制衡作用的另一個端，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公眾性。在我看來，散文作品只有在找到個人性的基礎上再找到公眾性，實現個人性與公眾性的對接，它才能形成一種理想的富有張力的內在結構，即：個人性因公眾性的在場而彰顯博大和豐厚，公眾性因個人性的撐持而走向生動和高蹈。而散文作品的個人性也只有在這時，才能夠有效規避自身的種種偏執和極端，從而作為一面旗幟，真正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建設與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