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并不說明一切

郜元寶

    顧彬說當代中國文學是垃圾，理由之一是中國作家大多不懂外語，而不懂外語就不能真懂母語。

    這倒是事實，無須辯解。但僅僅由此出發衡量中國當代文學，也很荒唐。文學是語言藝術，但語言并不能直接成為評價文學的尺度。

    比如顧彬說中國現代作家外語好，所以成就高，但中國現代既有精通外語的半吊子作家胡適、陳衡哲、陳西瀅、林語堂、梁實秋，也有不通外語或外語很差的優秀作家丁玲、趙樹理、蕭紅和路翎，顯然外語并非衡量一切的標準。將來或許有更多中國作家使用外語(比如“80后”、“90后”或更“后”的作家)，但誰敢保證一定優秀？確實已經有不少人在國外用外語寫作了，顧彬應該去看看那些用外語包裝起來的垃圾究竟是怎么回事。

    晚清譯事大開，王國維說是繼漢唐翻譯佛經之后又一盛事。但翻譯滿足不了學習西方的熱情，人們還是像嚴復那樣主張越過譯文直接讀西書。從“五四”到1949年以前，外語學習蔚然成風，當時從教會學校和留學生中確實出了不少文學家。后來沒那樣的外語教學條件了，魯迅所謂“運輸精神的糧食的航路”幾乎斷絕，而且吃飽肚子都很困難，遑論其他。當代作家生于那個年代，指責他們不通外語是不公平的，忘記了基本的歷史條件。

    80年代以后，不少作家想學外語，可惜過了年齡。為欣賞文學而學外語，與為研究數理化而學外語，難易不可以道理計。一些學習外語的作家廢然而止，也是迫不得已。盡管如此，他們談起外國文學來還是眉飛色舞。格非、余華、馬原、王安憶、孫甘露等甚至都有外國文學方面的專文和專著。當代中國作家對翻譯的外國文學確有心理倚賴，但這是在外語差的先天條件下對世界文學的認同，而這種認同恐怕超過了許多中文不錯的漢學家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親近。

    再看母語。無論漢語言文字是良性媒介還是瞿秋白所謂圍困勞苦大眾的萬里長城，當代中國作家仍然有理由依靠顧彬認為也很糟的母語而非更糟的外語來寫作。我們正向世界推廣漢語，孔子學院建了不少，但一大批作家如賈平凹、李銳、張煒、莫言、閻連科、鐵凝等還像趙樹理那樣死抱住方言土語不放手。天國的門打開之前，這類寫作恐怕還得繼續下去。那么對中國作家來說，怎樣才算母語能力好？這得先弄清楚什么是中國作家的母語？他們擁有同一形態的母語因而必須接受同一標準來衡量嗎？觸及這個問題，就不能糾纏于母語的好與壞，而必須深入了解母語的復雜構成。

    同是右派作家，王蒙、高曉聲、張賢亮的語言就不一樣；同是尋根作家，賈平凹和韓少功的語言也很不同；同是先鋒作家，余華語言比較樸實，孫甘露則極端歐化，也無法比較優劣；痞子文學的代表王朔與曾被誣為“流氓作家”的代表朱文，味道也兩樣；王安憶、鐵凝都是知青族女作家，語言卻迥然不同。被顧彬斥為垃圾的衛慧棉棉的“母語”也有很大差別。“現代漢語”凝定為“母語”的同時，也不斷容納越來越多的語言要素。“國語”、“普通話”、“現代漢語”或“母語”只是抽象概念，對于以驅譴語言為能事的作家來說，并不存在可以用某個抽象標準來衡量的鐵板一塊的母語。

    當代作家在越來越復雜的語言環境中寫作，適合于古代或現代的語言藝術標準越來越不適合他們。這并非說我們已無法評判當代作家的語言，而是說應該充分意識到他們的語言環境的復雜性，應該看他們在復雜的語言環境中取得了怎樣的語言藝術。王蒙也許置身于更復雜的語言背景，愿意處理和更復雜的漢語要素的關系，這就對他形成一種挑戰，而這也是判斷他的語言水平的標準。余華也許只愿意處理和相對有限的漢語要素的關系，他由此接受的語言的挑戰也為我們提供了判斷他的語言成就的另一種標準。操縱火車要用操縱火車的標準評判，駕駛輪船要用駕駛輪船的標準評判，不能用駕駛輪船或古人騎驢的標準評判火車操縱者的水平，同樣也而不能不顧語言環境，將杜甫或魯迅的語言藝術標準強加給當代作家。

    從語言上攻擊中國文學，晚清以來一直是我們的強項。《新青年》集團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到那時為止的所有中國作家的語言能力。顧彬指出中國作家外語不行，跟著斷定他們母語也糟，但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等人不僅認為中國作家母語能力不行，而且認為這母語本身也不行。不僅不行，還遺毒深廣，罪惡滔天，所以“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先行者們因此主張學外語，甚至變外語為母語(吳稚暉、錢玄同、陳獨秀)。這都比顧彬“煞根”多了。如果當時設想一舉成功，中國作家直接用世界語、德語、法語、英語寫作，外語這塊中國作家頭上明擺著的癩瘡疤就可以一勞永逸地洗凈，但漢學家也就要立即從地球上消失，顧彬也就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