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遠省份的文學寫作

韓子勇

    ◆關于體驗、經歷和感受，如同彎曲的空間，如同萬有引力，如同絢爛的極光，折射出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向。在這里，大國經濟、文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偏遠省份的文學寫作有了另一種情狀。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偏遠省份的文學寫作者都像是時間上的移民，處在人們所熟悉的環境之外，被置放在這冊漫長巨著的末頁。

    ◆偏遠是一道美味，偏遠是一劑毒藥。你在什么位置、你在什么時間——你就是什么。文學寫作所關注的是人的心靈與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作從哪里開始、在何時開始都是一樣的，都是平等的。偏遠省份的文學寫作不應被“偏遠省份”所定義，偏遠不應成為一個逃遁性的托詞和借口，不應成為照顧和保護落后的理由。

    影響的焦慮

    在我們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傳統深厚、幅員遼闊的國度里，政治、經濟、文化是這樣的不平衡，幾乎沒有對稱性。當一部分城市人為子女的肥胖癥而焦慮的時候，還有相當一部分偏遠地區的兒童可能因營養不足而發育不良。同樣是中國的“小皇帝”，一部分孩子正逃離鋼琴，另一部分孩子則可能因很小的經濟原因而上不起學。我們這個國家實在是太大了，但內部發展上的差別距離，又使“大”的概念幾乎可以放大許多倍。而且，這也僅就物質、經濟的指數而言。如果說到觀念和認知，可能更為復雜。我們只能在想象和眺望中了解對方。如果處在一個完全透明或完全封閉的環境里，影響的焦慮還不至于這么嚴重，問題是這種半透明狀態，我們似乎看到了什么，又不完全清晰，好像一架焦距不對、配錯鏡片的單筒望遠鏡，那才真是焦慮萬分呢。

    說到“影響的焦慮”，中國的作家們所面臨的是職業的焦慮——如果寫作也可以算作一種職業的話。本雅明曾把波德萊爾時期的作家——當然指的是他所認定的貧困潦倒而不識時務地挽留傳統習性的作家們——稱為拾荒者、波希米亞人和游手好閑者。

    我們今天的情況與19世紀中葉的巴黎當然不同。我們的文人一向是被“養”起來的，他們在經濟上遠沒有跌落到社會的底層，不要說與大部分的農民相比較，即使與城市里的工人、機關里的小職員和大量事業單位里的工作人員相比，如果不是更優裕一些的話，至少也不會更差。在這個基本事實的判斷上，許多文人一臉悲切的“訴苦”是一種夸張的文學風格。

    這種普遍的職業感情失落的背后包含了些什么內容呢？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這個社會有了“先富起來”的一群，這個小群體在十三億人當中在統計學上不成比例，但在社會學上卻有著非凡的能量。它使相當一部分人感到生活不如意，特別是對于一向感覺良好、習慣于把自己凌駕于大家之上、敏感自尊而又自視甚高的文人而言，特別具有沖擊力，使作家們感到自身生活的經濟指數如雪地里的水銀柱急速下降。二是因為在以經濟為重心的社會里，特別是在市場喧囂的窄街中，文人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所推搡，迅疾的物流使他們陷入驚慌，窮于應付扼殺了他們沉思中的美夢。他們頭上的光環消失了，被“降格”在一個平等的位置上，不再長期處于社會的“發言席”和“代言人”的位置上。特別是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文學轟動，人們很容易把非常的情況當作長期的適用性加以期待。這樣一種物質的和心理的因素，造成對寫作職業的嚴重焦慮，使文人隊伍迅速分化。有關文人下海沸沸揚揚的話題，成為文學故事的一個“情節”，當這種焦慮之中的“要挾”喪失它的懸念性后，就平息為既定的按部就班。當時的一個字眼很有意思:“逼良為娼”。這個字眼潛含著一個判斷:除了為文之外，外部世界是不潔的。伴隨著扭捏作態，一部分人迅速領悟形勢的實質，馬上和大眾傳媒聯姻，左摟右抱地闖進專欄作家的行列，或殺向影視圈，在真正的制作速度中趕制著肥皂劇。文學市場從無到有，“他們像游手好閑之徒逛進市場，似乎只為四處瞧瞧，實際上是想找一個買主”。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中，我們有了人文精神的大討論，有了關于“抵抗”和“投降”的說法。

    對于偏遠省份的文學寫作而言，這種職業的焦慮也是同樣存在的。理論上講，由于地區差距，焦灼的壓力應該更大一些，但是由于環境的封閉和市場化程度的相對不足，情況反而要好一些。在這里，“次一等”的存在，反而使寫作保持了尚未褪盡的余輝，因為它從來也沒有像中心地區那樣曾經輝煌過。當然，寫作隊伍的分化也是存在的，一部分人向京畿和沿海地區流失。在這個現象背后，更多的因素是為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擺脫緩慢的自然成長過程，找到一個加速的、人工的“孵化器”——但求速榮速死。這樣，在中心城市就形成了一支流浪作家隊伍。他們更像是本雅明所言的游手好閑者、波希米亞人和大城市的“拾荒者”:租居于低矮狹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