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提出“文學陜軍再出發”，是一個迫切而求實的題目，實際包含了當下中國文學所面對的共同經驗與問題。這也是由陜西文學的重要地位和典型性格所決定的。都包括些什么問題？主要是：在傳統與現代轉型沖突的大背景下，文學面臨的繼承與創新問題；鄉土文學的揚棄與開拓問題；新一代作家的培養、成長，從而續寫輝煌的問題等等。這一切難道不也是中國當下文學亟需解決的問題嗎，談論它們，對發展當前中國文學不也是有價值的嗎？ 在我看來，陜西文學有這樣幾個大的特點及問題： 一是，由于它深厚的傳統文化土層，它的整個發展對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豐富和革新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還是大于浪漫主義傳統的。陜地包括渭河流域及北部的游牧文化區域與南部的漢水流域，陜西還是十三代古都所在之地，古有詩經，樂府，漢代大賦，大唐詩歌，唐代傳奇，無數名篇產生于此，氣象萬千，因而有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的深刻根源。另一個大的傳統是延安文學傳統，以貼近人民大眾，高度重視作家的生活體驗，鼓勵投身火熱的生活去汲取題材和靈感為其根本指向。陜西文學就是依此兩大傳統資源為背景發展的，怎能不深厚？當然這其間也有過種種歷史教訓，此處暫不延伸。于是，有了柳青的《創業史》，不管審美觀念如何變化，梁三老漢，梁生寶，姚士杰，素芳，王二直杠們，應是些永遠活著的人物；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夜走靈官峽》等傳遞出“十七年”特有的氣息；而王汶石的《春節前后》，《大木匠》，《土屋里的生活》；魏鋼焰的《船夫曲》，《紅桃是怎么開的》；李若冰的《柴達木手記》，依我看，什么時候都有一定的閱讀價值。人們不太知道的還有一位詩人玉杲，解放前夕曾有敘事長詩《大渡河支流》出世，寫一大地主女兒與青年長工的生死之戀，悲愴動人，蕩氣回腸，馮雪峰激賞，寫有近萬言的評論，譽之為“中國新詩的重大成績”。玉杲57年因長詩《方采英的愛情》被打成右派。 新時期以來，陜西文學可以以路遙，陳忠實，賈平凹為代表。這三人，或寫城鄉交叉地帶，或寫關中，或寫商州；即使寫城市也不脫鄉味。他們都是農民的兒子，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民后代，故稱“農裔城籍”。雖各有個性，但他們身上表現出共同強烈的人民性，生命的強力，鄉土情結和底層意識，以及道德理想主義和文化上的烏托邦傾向。路遙的創作既是十七年文學的遺響，又是新時期的開啟，承前啟后，他熟讀《創業史》，隨身攜帶之，稱柳青為自己的文學教父；陳忠實的《白鹿原》，從文化視角思考民族秘史，揭示文化秘密，正面觀照中華文化人格，在某種意義上，它開了寫中國農民的文化化的新篇章；賈平凹從寫實到表意，筆墨錦繡，容量驚人，商州系列是早半拍的文化尋根，而《廢都》直面知識分子的心靈掙扎，裸露知識分子的靈魂原色，《秦腔》則表現了鄉土傳統式微和崩潰過程中的豐富復雜的人性變異圖景。這一切，包括陜西其他作家的優秀之作，共同豐富和擴展了我國的現實主義創作。這里雖以他們三人做代表，并不意味他們能代表一切，還有許多作家各有貢獻。 二是，陜西文學持久地關注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和不竭地進行鄉土靈魂的探索，成績卓著。我可以舉出《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古爐》《村子》《沉默的季節》《大平原》《最后一個匈奴》《老縣城》《青木川》等一大批值得研究重文本。在這方面，除了路、陳、賈，還有高建群，葉廣芩，馮積歧，王觀勝，王曉新，吳克敬、鐘平等人。現在，如何開拓鄉土文學的新空間，新篇章，已變得非常突出，這是與現代性，與城市化，與全球化的背景分不開的。我不同意經濟上的“鄉土文明終結論”和文學上的“鄉土文學終結論”，因為這并不符合我們的國情與現實，但必須看到，鄉土文學面臨著吐故納新的迫切問題，陜西尤甚。再這樣寫下去就可能出現自我重復和“同質化”，進而會脫離時代，脫離讀者。有一位作家說得好：“當我們的農民不再坐著老牛破車進城，不再貼著郵票發信，而是操起手機拉家常，打開電腦來上網的時候，我們明顯地感到時代變了，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了，而作家，是繼續固守傳統的寫作模式，一如既往地走下去，還是換換腦筋，來適應新的變化了的環境和新的閱讀群體？” 三是，經過幾代作家的不懈努力，陜西文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人文精神和美學風貌。對此，當然是見仁見智的。比如，共有的底層立場和民間情懷，形諸創作便產生了一些大的主題走向：如人與土地的關系和現代性與傳統倫理情感之激烈沖突。路遙筆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物質上的貧窮者，精神上的高貴者，理想高遠，品質高尚，智力超常，毅力頑強，與其地位處境形成了尖銳的對照和反差。他認為，寫小說與父親在地里勞動本質上是一樣的。他還認為，人生充滿了苦難，在與其不斷的搏擊中，人才會活得充實一些，才能獲得幸福感。于是，在美學上，有無把沉重勞動詩意化，把生活苦難神圣化，把道德倫理崇高化的傾向？——這似乎是雙面劍，既有升華的一面，也有美化的一面。在他和其它一些作家筆下，是否確有美化鄉土倫理的烏托邦傾向，比如：在路遙筆下，鄉村是父慈子孝，好人有好報，有為青年實現夢想；在陳忠實筆下，是白鹿原上如詩如畫，儒家人格理想化，要學為好人，自種自耕而食，自紡自織而衣；在賈平凹的《商州》系列里，商州不是實存，而是心靈中的凈土，桃源，是盡喝盡飽，分文不取，井閭相錯，婚姻相通，任恤相感，慶吊往來，因而也就是抱樸守真，恬淡適意。這些都表達了作者們的良好愿望，但是否也有對嚴峻存在的遮蔽？他們的創作是否也還缺乏精英意識和啟蒙意識？當然絕對不屬于貴族化寫作。如果是這樣，也無可厚非，可是，如果存在著現代意識與批判立場的空缺或薄弱，缺乏現代性，以及過分依賴生活經驗的問題，那就必須大力克服之。 必須看到，陜西文學確乎存在較突出的青黃不接，后繼乏人現象。這首先與城市化進程加劇，其覆蓋面大面積擴張，而鄉土文明與鄉土文學遭遇挑戰，面臨式微和凋零的大背景有關。要在80后、90后中找出很熟悉農村生活的小賈平凹，小陳忠實，幾無可能矣。在較為年輕的紅柯、寇揮，方英文等人的寫作中，有了更多世界文學的知識背景，許多小說以意象構成。他們的小說重視感覺，變形，超驗，魔幻，呈現出突出的陌生化效果。紅柯的浪漫主義筆調已得到共識；而寇揮近年也顯得突出，他的《黑夜孩魂》等作品以駭人的想像力曲盡了弱者的處境之艱難，展現了人性的殘酷一面和希望的光亮，被指為荒誕派小說家，成為以現實主義為主體的陜西作家群中的一個異數，能否長成大樹尚難逆料。再如80后女作家楊則緯，在全國雖無很高知名度，但她的兩部長篇新作《我只有北方和你》和《躲在星巴克的貓》，在個人創作上有驚人飛躍，決不讓于全國水平。此二作，尤其是后者《貓》，發行量甚大，成為一些青年讀者愛不釋手的書，并不偶然。《北方》仍不脫作者經歷背景，卻也揭示了當今女性在精神上的深隱之痛，那逃不出的“金鎖”依然存在；后者《貓》則以貓的神態的惟肖，貓的擬人化，人貓之戀的靈性，表現出極精妙大膽的想像力，妙趣橫生。 以上主要談小說，文學何止小說？其實在詩歌和散文等領域，陜西的創作力同樣強盛。新詩人如耿翔，伊沙，閆安等人，散文家如劉成章，和谷，朱鴻等人，都具全國影響。事實上，現在的陜西文學面貌不變也得變了，農耕文化的背景在變淡，大城市的喧囂感覺與全國其它地方并無不同；作家正在去除過分的“同質化”，逐漸成為一個多樣化群體，其價值判斷也在趨向多元，既有現實主義的，也有現代后現代的。這是可喜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