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散文”這一文體的出現(xiàn)和形成，是以1992年出版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為標志的。因此，文化散文的關(guān)鍵詞有三個：20世紀90年代、余秋雨、文化苦旅。

　　無論后來人們怎樣質(zhì)疑或貶損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說他煽情、淪為文化消費品也好，說他不嚴謹、錯誤百出也好，說他虛偽、虛榮、投機也好，但有一個事實確鑿無疑：《文化苦旅》對中國散文文體的拓展和散文表達模式的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其的質(zhì)疑和模仿也許成為過眼云煙，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以及因之而誕生的“文化散文”這一概念，一定會進入文學的史冊。

　　如今，距離那場聲勢浩大的文化散文熱潮已經(jīng)過去二十多年了，在散文寫作波瀾不驚的今天，回眸那場熱潮，盤點繼余秋雨之后的文化散文創(chuàng)作實績，重新審視文化散文，我們有了一個更為明晰和理性的認識。

　　文化散文不是一個大籮筐，不適合什么都往里邊裝。因為我們無論談論文化散文還是寫作文化散文，這一話題和文體的價值都基于兩點：一是題材與表達模式。文化散文是在歷史文化與散文之間找到了一塊交界地帶，用文學的形象和情感來喚醒沉睡的歷史文化，用歷史文化的精神維度來豐富散文的深度。二是寫作方式。文化散文強調(diào)行走，強調(diào)在場與現(xiàn)場感，強調(diào)用自己的腳印去追尋前人的腳印，用自己的呼吸感受前人的呼吸，在現(xiàn)在與過去之間建立某種精神應答。所以說，將文化散文的邊界無限泛化會導致文化散文自身價值的泛化，文化是個大詞，我們更愿意從狹義的角度來定義文化散文，事實上，人們對文化散文的認識一直也是限于此。文化散文并不等于學者散文，寫文化散文的有學者也有非學者，學者寫的散文并非都是文化散文。這一點必需澄清。

　　文化散文是散文從審美趣味過渡到審智趣味之間的一座橋梁，當下散文變得知性、智性，抒情退到一旁，見識、經(jīng)驗、知識成為散文的主打內(nèi)容。文化散文至今仍有廣泛市場，甚至仍是普通讀者獲取歷史文化知識的主要渠道。二十多年前，余秋雨讓文化散文“紅”遍全中國，原因之一是余秋雨用“余式風格”(情緒充沛、表達文雅)為國人補上了“歷史文化”的課，人們突然發(fā)現(xiàn)那些僵硬的歷史文化，原來也可以如此生動、如此感染人，同時，人們也發(fā)現(xiàn)散文可以如此知性、如此厚重。文化散文一度作為“精神營養(yǎng)品”，老少皆宜，滋補了人們貧瘠的精神世界。到今天，文化散文仍有巨大的讀者市場，吸引讀者的還是那些形象生動、富有感染力的歷史文化知識，文化散文仍以其知性和感性的美妙結(jié)合成為人們獲取歷史文化知識的親切方式。

　　如今有多少人走在“文化散文”寫作的道路上，我們不得而知，可知的是，目前所見的寫散文者，很大一部分人都有過創(chuàng)作文化散文的經(jīng)歷。但是自余秋雨之后，又有多少人、多少作品脫穎而出，揚名文壇呢？在我有限的閱讀范圍內(nèi)，這些作品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夏堅勇的《淹沒的輝煌》、南帆的《辛亥年的槍聲》、曾紀鑫的《一個人能夠走多遠》、葛水平的《河水帶走兩岸》、祝勇的《鳳凰，草鞋下的故鄉(xiāng)》、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國史》、朱以撒的《古典幽夢》、任蒙的《反讀五千年》等等，這些都稱得上出色的文化散文集。不過，這些作品的影響力并沒有超越當年的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原因也很簡單，發(fā)現(xiàn)新大陸者比建設新大陸者名聲更遠，這就是開創(chuàng)、原創(chuàng)的力量。

　　大受寫作者青睞的文化散文，其作品數(shù)量汗牛充棟，其水平也有上、中、下品之分。上品者疼痛，能寫出對歷史文化的反思和對靈魂的拷問，從中透出某種現(xiàn)實性的疼痛感，文字優(yōu)雅大氣、才華橫溢；中品者深刻，對歷史文化的追溯過程引人思索，敘述視野開闊，對某些歷史文化事件有自己獨到的分析和表達；下品者展示，把歷史文化變成故事的演繹、知識的展示，作者淪為“文抄公”、“說書人”，語言也缺乏感染力，歷史文化有了，文學沒了。反觀二十多年來文化散文的寫作實績，上品者不多，中品者有一些，下品者眾多。

　　文化散文從出現(xiàn)到熱潮再到逐漸歸于平靜，經(jīng)歷了自己該經(jīng)歷的命運，當年的新文體也成為舊文體了。任何一種文體都處于變化之中，任何一種文體都是開放的文體，文化散文也是如此，它終究會變成什么，只有時間才知道。

　　2014年3月，時隔22年之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重新出版，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刪補，新增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的篇幅，對舊有文字也作了適當修訂。舊版《文化苦旅》印了多少冊已無法統(tǒng)計，一些讀書的朋友表示，會買一本新版的《文化苦旅》來做紀念，畢竟這本書曾經(jīng)開啟了一個新的散文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