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蒲橋集·自序》中追溯現(xiàn)代文學發(fā)軔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時說道：“宋人筆記，簡潔瀟灑，讀起來比典冊高文更為親切，《容齋隨筆》可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傳世，還得靠古文。歸有光、張岱，各有特點。 桐城派 并非都是謬種……不可忽視。龔定庵造語奇崛，影響頗大。 五四 以后，散文是興旺的。魯迅、周作人，沉郁、沖淡，形成兩支。”他認為，五四以后的散文大致可以歸為沉郁和沖淡兩支，其代表一個是魯迅，一個是周作人。周作人屬于“詩以言志”的傳統(tǒng)，而魯迅所內(nèi)涵的多是“文以載道”的基因。

　　汪曾祺的觀點值得我們思考。新中國成立以后，關于魯迅的研究成為顯學，但研究者多用政治的符號，將魯迅研究簡單化，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魯迅研究文章，有的不忍細究，有的可待商榷。而事實上，魯迅的思想并非如某些論者所說是簡單的列寧主義的，而是跟普列漢諾夫、早期的盧那察爾斯基和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觀更為接近。到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文藝評論家王富仁提出一個口號——“回到魯迅那里去”，倡導魯迅研究應該回到真正的魯迅去，就像當年西方學者所說的“我們回到康德那里去”一樣。如此一來，關于魯迅的讀解認識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而這種變化主要源自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作家，一部分是學者。作家當中對魯迅了解最深且描述最老到的，便是孫犁。

　　孫犁在抗戰(zhàn)時期是位革命作家，后來擔任《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堅持遠離流行色。到了晚年，他的寫作文風大變，由早期《荷花淀》清靈典雅、童話般的寫作，進入沉郁、幽暗、慘烈的語境里，如《野草》般帶有血色的、灰暗的，小夜曲一樣低緩的境地。他在晚年寫的《無為集》《曲終集》等小冊子，曾經(jīng)風靡全國，直到今天，還有眾多讀者喜歡。

　　孫犁在幾乎每一本書里都有大量關于魯迅的言說，這是頗有意思的。盡管其讀書趣味與周作人接近，但周作人只愛自己鮮談他人，提倡超越功利，遠離血與火，藏身象牙塔內(nèi)，而不像魯迅那樣充滿慈悲之感，是孫犁不能接受的。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寫文章開始有一種“魯迅風”，絕不趨炎附勢，絕不輕易褒揚某個作家，而敢于直接指出文壇的問題。

　　孫犁的文章是直面人生的。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把六朝文字的美質銜接起來，而且把魯迅的嬉笑怒罵，特別是沉郁的筆鋒繼承了下來。他在文章里面永遠是低調(diào)的，他認為自己是個失敗的人，所以寫作的時候，是以一個失敗者的口吻來面對歷史和他人，絕沒有趾高氣揚的一面。跟魯迅一樣，他們都把自己看得很低，但是這種“低”里面又充滿智慧與慈悲。總體來看，孫犁的寫作是中斷的魯迅傳統(tǒng)的復活。

　　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報刊上到處都能看到模仿魯迅先生的雜文，孫犁卻認為這種雜文是死的文字。在他看來，太像魯迅，太模仿魯迅一家，就成不了大家。要想成為像魯迅那樣的人，就必須像魯迅那樣在東西文化中游弋，要閱讀百家，雜取種種，最后變成自己。而他也真的像魯迅一樣成了雜家。

　　當代作家張承志小說和散文創(chuàng)作初期頗具浩然之氣，來自他最崇拜的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魯迅。張承志關于魯迅的文章有多篇，他的散文深受魯迅的影響，當然也離不開考古學、歷史學、拉丁美洲文化以及中國西域文化研究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知識分子紛紛棄筆從商的時候，他寫了一篇《以旗為筆》，還寫過一篇《清潔的精神》，禮贊中國古代文明中的清潔精神，在物欲面前不為所動的崇高信仰。

　　張承志在《黑駿馬》《金牧場》等作品里面，尤其是對歷史勾勒的那種凜烈之氣，是從魯迅文本的旋律繼承了某種氣韻。他非常好地繼承了魯迅的內(nèi)在品質，同時吸收了蘇聯(lián)作家艾特瑪托夫等人的寫作風格。他是當代散文作家群里能帶給人啟發(fā)的一個，他的散文和隨筆，幾乎每一篇都有深切的學理在里面。他咀嚼我們的歷史遺產(chǎn)，在東西方文化瞭望之中產(chǎn)生了非常有趣的意象。

　　張承志的文章有激情，有失敗的子民卻不屈于失敗的果敢、頑強、浩然之氣，也依傍于魯迅。在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人們對魯迅的理解是非常膚淺的，他卻進入到心靈世界。如果說孫犁是在文章學以及在審美的態(tài)度上繼承了魯迅思想要義的話，張承志應當是說在他的學術觀和人生哲學上繼承了魯迅的遺產(chǎn)。

　　另一位迷戀魯迅的作家林賢治也深受魯迅的影響。他筆下的魯迅，相較于香港作家曹聚仁所寫的《魯迅評傳》，別具一格。林賢治的散文獨成一格，有著魯迅般的孤傲，敢于向“丑”和“惡”說“不”。他的散文充滿對俄羅斯文明的敬仰，對納粹統(tǒng)治下德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描述，以及對奧斯維辛集中營里囚徒精神境遇的思考，這些都有令人心領神會之處。他描述中國的近現(xiàn)代思想史以及鄉(xiāng)村生活，處處讓人感受到魯迅雜文和小說的魅力。盡管他吸收的資源不限于魯迅，但魯迅之風在他身上的烙印是極為明顯的。

　　總體來看，周作人傳統(tǒng)是恬淡自如的，受他影響的作家寫作，有對人生的咀嚼和悠然之感，有一種清淡的輕靈之美，但遺憾的是，在民族存亡關頭，他的散文旨歸卻將他的創(chuàng)作引向歧途，這不僅是他創(chuàng)作更是他性格的敗筆，至今為人詬病。受到魯迅傳統(tǒng)影響的散文家，他們的寫作是很峻急、很奔放，但又沉郁的一種品格；他們有思想，不斷燃燒自己，不斷拷問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馬拉佐夫兄弟》和《罪與罰》中對人的靈魂拷問一樣，也在拷問自己的靈魂。而魯迅的精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在這些人身上都有，他們的寫作充滿焦慮、緊張，也充滿勇氣和擔當。他們的文字，是渾厚的交響。周氏兄弟所代表的兩個傳統(tǒng)，其實是當代散文寫作兩條不同路徑，值得我們思考，也值得我們借鑒。

　　《 人民日報 》（ 2014年09月16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