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蒲橋集·自序》中追溯現代文學發軔期的散文創作時說道：“宋人筆記，簡潔瀟灑，讀起來比典冊高文更為親切，《容齋隨筆》可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傳世，還得靠古文。歸有光、張岱，各有特點。 桐城派 并非都是謬種……不可忽視。龔定庵造語奇崛，影響頗大。 五四 以后，散文是興旺的。魯迅、周作人，沉郁、沖淡，形成兩支。”他認為，五四以后的散文大致可以歸為沉郁和沖淡兩支，其代表一個是魯迅，一個是周作人。周作人屬于“詩以言志”的傳統，而魯迅所內涵的多是“文以載道”的基因。

　　汪曾祺的觀點值得我們思考。新中國成立以后，關于魯迅的研究成為顯學，但研究者多用政治的符號，將魯迅研究簡單化，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魯迅研究文章，有的不忍細究，有的可待商榷。而事實上，魯迅的思想并非如某些論者所說是簡單的列寧主義的，而是跟普列漢諾夫、早期的盧那察爾斯基和托洛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觀更為接近。到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文藝評論家王富仁提出一個口號——“回到魯迅那里去”，倡導魯迅研究應該回到真正的魯迅去，就像當年西方學者所說的“我們回到康德那里去”一樣。如此一來，關于魯迅的讀解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而這種變化主要源自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作家，一部分是學者。作家當中對魯迅了解最深且描述最老到的，便是孫犁。

　　孫犁在抗戰時期是位革命作家，后來擔任《天津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堅持遠離流行色。到了晚年，他的寫作文風大變，由早期《荷花淀》清靈典雅、童話般的寫作，進入沉郁、幽暗、慘烈的語境里，如《野草》般帶有血色的、灰暗的，小夜曲一樣低緩的境地。他在晚年寫的《無為集》《曲終集》等小冊子，曾經風靡全國，直到今天，還有眾多讀者喜歡。

　　孫犁在幾乎每一本書里都有大量關于魯迅的言說，這是頗有意思的。盡管其讀書趣味與周作人接近，但周作人只愛自己鮮談他人，提倡超越功利，遠離血與火，藏身象牙塔內，而不像魯迅那樣充滿慈悲之感，是孫犁不能接受的。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寫文章開始有一種“魯迅風”，絕不趨炎附勢，絕不輕易褒揚某個作家，而敢于直接指出文壇的問題。

　　孫犁的文章是直面人生的。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把六朝文字的美質銜接起來，而且把魯迅的嬉笑怒罵，特別是沉郁的筆鋒繼承了下來。他在文章里面永遠是低調的，他認為自己是個失敗的人，所以寫作的時候，是以一個失敗者的口吻來面對歷史和他人，絕沒有趾高氣揚的一面。跟魯迅一樣，他們都把自己看得很低，但是這種“低”里面又充滿智慧與慈悲。總體來看，孫犁的寫作是中斷的魯迅傳統的復活。

　　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報刊上到處都能看到模仿魯迅先生的雜文，孫犁卻認為這種雜文是死的文字。在他看來，太像魯迅，太模仿魯迅一家，就成不了大家。要想成為像魯迅那樣的人，就必須像魯迅那樣在東西文化中游弋，要閱讀百家，雜取種種，最后變成自己。而他也真的像魯迅一樣成了雜家。

　　當代作家張承志小說和散文創作初期頗具浩然之氣，來自他最崇拜的兩個人，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魯迅。張承志關于魯迅的文章有多篇，他的散文深受魯迅的影響，當然也離不開考古學、歷史學、拉丁美洲文化以及中國西域文化研究的影響。上世紀90年代知識分子紛紛棄筆從商的時候，他寫了一篇《以旗為筆》，還寫過一篇《清潔的精神》，禮贊中國古代文明中的清潔精神，在物欲面前不為所動的崇高信仰。

　　張承志在《黑駿馬》《金牧場》等作品里面，尤其是對歷史勾勒的那種凜烈之氣，是從魯迅文本的旋律繼承了某種氣韻。他非常好地繼承了魯迅的內在品質，同時吸收了蘇聯作家艾特瑪托夫等人的寫作風格。他是當代散文作家群里能帶給人啟發的一個，他的散文和隨筆，幾乎每一篇都有深切的學理在里面。他咀嚼我們的歷史遺產，在東西方文化瞭望之中產生了非常有趣的意象。

　　張承志的文章有激情，有失敗的子民卻不屈于失敗的果敢、頑強、浩然之氣，也依傍于魯迅。在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人們對魯迅的理解是非常膚淺的，他卻進入到心靈世界。如果說孫犁是在文章學以及在審美的態度上繼承了魯迅思想要義的話，張承志應當是說在他的學術觀和人生哲學上繼承了魯迅的遺產。

　　另一位迷戀魯迅的作家林賢治也深受魯迅的影響。他筆下的魯迅，相較于香港作家曹聚仁所寫的《魯迅評傳》，別具一格。林賢治的散文獨成一格，有著魯迅般的孤傲，敢于向“丑”和“惡”說“不”。他的散文充滿對俄羅斯文明的敬仰，對納粹統治下德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描述，以及對奧斯維辛集中營里囚徒精神境遇的思考，這些都有令人心領神會之處。他描述中國的近現代思想史以及鄉村生活，處處讓人感受到魯迅雜文和小說的魅力。盡管他吸收的資源不限于魯迅，但魯迅之風在他身上的烙印是極為明顯的。

　　總體來看，周作人傳統是恬淡自如的，受他影響的作家寫作，有對人生的咀嚼和悠然之感，有一種清淡的輕靈之美，但遺憾的是，在民族存亡關頭，他的散文旨歸卻將他的創作引向歧途，這不僅是他創作更是他性格的敗筆，至今為人詬病。受到魯迅傳統影響的散文家，他們的寫作是很峻急、很奔放，但又沉郁的一種品格；他們有思想，不斷燃燒自己，不斷拷問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馬拉佐夫兄弟》和《罪與罰》中對人的靈魂拷問一樣，也在拷問自己的靈魂。而魯迅的精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在這些人身上都有，他們的寫作充滿焦慮、緊張，也充滿勇氣和擔當。他們的文字，是渾厚的交響。周氏兄弟所代表的兩個傳統，其實是當代散文寫作兩條不同路徑，值得我們思考，也值得我們借鑒。

　　《 人民日報 》（ 2014年09月16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