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現代鄉愁和去意義化寫作

                                                                                                                                       文  黃海

文學的現代性和去修辭寫作

作家的寫作要不含糊地“進入”日常生活的狀態，表達的是與這個身邊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或明或暗的存在感。這些碎片一樣的情景串聯，或者說是斷續的遭遇片段，都帶著我們身體氣味和溫度的生活流。

      我由此想到修辭的文學會喪失豐饒的力量。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表達？大概是展示了一個大起來的“我”與我們深受的日常的關系：這之間有掙扎、無奈、憤怒、斥責，也有向往、亢奮、歡樂、憧憬，但深藏著的是他們的樸素和美好。

      文學最迷人的地方是如何表達它的現代性。其實現代文學正在去經典和古典性。反和返，兩個不同勢態的征程。

      文學一直在“去意義”的過程中揭示社會的萬象。比如古典文學中的漢語詩歌，是如果把“意義”大隱在詩中，新詩是如何把“意義”顯露出來。而現代詩是“去意義”的過程，甚至如何消解“意義”的。這一過程令人尋味，作家的自覺和個我回歸是具顛覆性，人性在揭開偽裝的修辭之后變得真實可靠。

當文學不再是虛妄的抒情、修辭、技術和故事性，它回到非虛構的存在，文學該是苦逼現實。斑駁、雜亂，甚至塵世、喧囂之美，甚至是衰敗、廢棄之美，是為大美。一味寧靜致遠，巧奪天工，實為雕琢而已。

      阿列克謝耶維奇說：我所寫的事關人的聲音和細節，我試圖從這些交談中抓住時代的靈魂。作家保有率真的刻寫，還原并記錄生活現場的能力。這和文學的異化和扭曲生活表征是寫作兩個方向的極端，它們殊途同歸的使命感是使人性得到張揚。生活不見光，而作家要做那一束光的傳播者，刺穿、刺痛那些霧霾，傳播的是現代文明和價值。

      在擠擁的中國街道騰挪一片內心的空間建立一棟自己的房子，這棟房子不只是放置化妝臺和衣柜和睡床的私人物品，它還放置雜貨店和賣場的五金、電器以及生活用品，還有在這棟房子里，還要盛裝了自己的身體。

      我期望的文學是，不是把自己看成建筑，成為幻象，或烏托邦。而是自己營造一棟屬于城市的殿堂，在這棟殿堂，它不華麗，但一定日常，它不雄偉，但一定挺立，它不世界，但一定特別。我想這是每個作家的夢想。他們生活在城堡里，可以想象自己、故鄉、居住地與異地的關系，可以大一點來說，此地與故地、我與外在、此刻與未來、或者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而不是讓自己努力營造的這棟建筑物成為廟堂或佛堂，供別人仰望和朝拜。草根和底層從來在中國就不是平民主義，我希望每個人從居住地出發，透過嘈雜的世相，發現觸痛人心的部分。更高級的文學不只是真善美的表達，更是波瀾不驚地敘述這些詞的反向遭遇的人性。“我”在這個“小時代”卻是大起來的，這或許是每個人所目擊和思考的。

      在紛繁的當下展示一種自我并向外的衍生和擴張，在街區文化的暗流中涌動著每個人深度的焦慮。在普遍缺乏街區化的城市生活中，文學缺失了一塊重要的現場：我和生活在這座城市這些人的內心世界，我的關照和對別人的關照。衰敗的農耕文明和繁榮的中國當下，城市工地正在無序地膨脹，農民工和新城市的關系：它們之間，不是融合，而是進入。我們舍本逐末，理不清，理還亂，沉舟已過，枯木逢春。深刻和膚淺總是形影不離。文學的霧霾重重，看不清，但我們卻身在其中，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

      中國文學的避世、厭世和不爭并不是自我頹廢，而是自我閹割。士文化從來沒有，何有隱士文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所以從人類社會文化的角度說，我們所剩的文學遺產其實不多，小半部《詩經》、大半部《唐詩三百首》及整部《紅樓夢》。賦予山川和地方諸多文化意義成了游記寫作的部分，他們卻省掉了活生生的人和他們靈魂的居住地。他們要掩飾什么？——自己的懦弱和自卑，偽裝和侏儒。

      回過頭來，我想說說作家的鄉土情結。作家守住鄉土的道德底線是忠實自己的記憶。如果把鄉土搞成籬笆、女人和狗，如果把鄉土搞成田園、牧歌和牲畜，如果把鄉土搞成花花草草和貓貓狗狗，甚至把鄉土自慰成自己的農民哲學和世外桃源，諸如此類的種種低劣導致了文學作品中的人心荒蕪和人性磨滅，鄉土不復存在。寫什么似乎又成了一個問題，文學作品的著力點是如何寫下時代宏大而錯綜的微縮世界，個人史在作家的筆下是明晃晃的。

      面對荒廢的鄉土，僅憑記憶去勾勒逝去的田園讓我無所適從。——是什么讓我們得意忘形？故鄉消失的不只是狐貍的尾巴，其實是人的逝去。對鄉土中這些人的老去和消失，作家不應力不從心。文學做到“去意義”的過程尤為艱難。

      我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和作家杜愛民的一次對話，我是這么說的：

      一個作家靠記憶和經驗寫作是不可靠的。我想記憶是想把消失的經驗挽救回來。記憶是一個不斷被遺忘又重新被篡改的過程。記憶也是不可靠的，歷史從這個角度來講是沒有意義的，它只是作家的心靈史，并不具備普遍的參考。也可以這樣說，現在寫作越來越具體，生活元素越來越輕和小眾，越來越傾向于內心的生活，跟過去的文學相比，就會越來越有張力，越來越有語言的暴力。

      史蒂芬·金在《論寫作》中說到，副詞是劣根作品之源。我的理解是副詞是指語言的修辭，會使作品失去了生活的粗糲和斑駁的光澤。過分追求修飾的過程是藝術喪失自我的開始，它伴生的是假、大、空。我相信作家的寫作是個人史，每個作家都需要創造自己的經驗，展開豐饒的想象去接近身邊現實。在糾結和沖撞中去發現這些現實中的布景，在自省中描述這些人和那些事。

      美，心向往之，不必刻意雕琢。文學或藝術的創造是發掘美在腐敗、衰變、卑微、斑駁中的力量，美存在于它本身的錯位、顛覆中。文學不必一味追求虛妄的形式之美，比如語言、結構、論點，不必沉溺于歷史、文化、道德。因為這些正在消失的渾濁的視覺，會把我們內心推到人性麻木的邊緣。

      我覺得解放作家的寫作，首要發掘尖銳的，逼近生存的，粗糲駁雜的人性。

鄉土已成無限過去

      故鄉的遷變這對我們來說可能是一種忘卻和紀念，沖突，矛盾，五味雜陳的悲情，甚至是有些難過的掩飾。在生生不息的故鄉，貧困與愚昧孿生，美好與野性雜居，青澀與希望共存，陳舊與現代互現，堅守與逃離分明，故鄉于我每個人簡直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夢魘，短時間的聚變和長距離的隔閡讓我們無所適從。故鄉在舊與新的觀念中掙扎，不斷衰敗和革新。在鄉土中國，有很多的村莊，許多人離開了它，在別處，但它從未消失。但也有很多人，從未離開它，他們是這里的孤獨者，耕耘，勞作，生育，成為日常的一部分，生活并未詩意，他們為存在而生存。詩意的表達和棲居于他們非常遙遠，很多人只是把它作為人生的驛站和過客的村店，或者墮落成一種特色的標榜，這些偽的故鄉在中國肆意妄為地存在，已成時尚。故鄉是一種生殖和圖騰，生機勃勃的鄉土，它承載著我們的掙扎和憤怒，但希望一直潛行。我想，這樣的故鄉存在于鄉土中國的意義是文化的一種傳承和堅守。故鄉從此繁茂，它是由諸多細小的事和物構成，像枝葉散開、伸展開來。故鄉是具體的，它是五谷、柴禾、牲畜、土地、一個又一個叫得出名字的人和婚嫁、生育、死亡、疾病等。

    如今，這個故鄉真實存在的,又被徹底邊緣,但至今還在文字縈繞的故鄉可靠嗎?我一直疑惑這種省問是否變得不經對敲而支離破碎。故鄉在每個人味蕾殘存的記憶都是片段的，也許我們一生終未離開，卻在拼命逃離，越遠越好。這就是中國離鄉式的悖論，在內心糾結中產生虛幻的假摔，烏托邦的營造，故鄉成為一種皈依，一種宗教地。“月是故鄉明”，那終究不愿面對和回去的故鄉，每個人有多少難言之隱?

      “最終我們都要回去，回到不是故鄉的地方，繼續生活。”這就是現實，是我們坦然而對的日常。我們這代人對故鄉的理解不同于背井離鄉的祖輩，也不同于在被遷徙中失去故鄉的我或我們。故鄉不再是父輩遺留的祖產，那個虛無得只有童年記憶的地方，它無比清澈、光鮮，而隱飾渾沌、貧窮。“故鄉”由此在一些人的記憶中變得不可捉摸。回到常識中的故鄉有多難?在中國農耕和鄉村文明依舊頑固侵擾的今天，不必說抵抗、擔當，就算惻隱之心、面向真實的勇氣也是可有可無了。

      我以為我生活中的日常才是安放心靈的集散地，它是我身邊的街道、咖啡館、健身房、購物廣場、公共場所和居住社區，大一點說是我的居住地，我可以在此閑坐、散步、聊天和安眠，但能安穩我們內心的生活，它一定是豐盛而繁復的，它帶給我們諸多的困頓和愉悅，思索和返照。這種故鄉一定是真實的，而不是游離在永遠或者有多遠。

      我關心的鄉村無關田園、牧歌、肥美、致遠，它是即刻和此處：變遷、喧嘈、世態、此情此景。在眾多田園風光描寫中，偽鄉土又多了某種農民哲學，所謂擬化和幻象成為攝取鄉村的一種方式，它隔膜了我們這一代人對此真實的情感，鄉土已成為休閑時代有些人的獵艷、獵奇、偷窺和享受的娛樂場所。

      如果我們所寫鄉土是有關嬗變和疼痛，多此一個鄉土也沒什么意義。

      如果我們所寫鄉土是有關變化中人心和世態，這是為自己立身。

      鄉土在當下中國是一曲悲壯的哀歌，它文化的固守在時代的折返和嬗變中蕩漾無存，比如說，我的故鄉十多年前荷葉田田、稻香飄蕩被公路和鐵路支離；比如說，那些鏤刻在我記憶的祠堂、大隊部、榨油鋪、毛時代甚至更早的民居建筑已經徹底消失；比如說，走村串巷的算卦先生、說書人、匠人、民間藝人、赤腳醫生等，鄉土文明被遺失和消解。故鄉已面目全非，孤零矗立，沒有依靠，一代人的靈魂如同浮萍，只剩下不可觸摸的記憶，這些人，只剩兒時玩伴……

鄉村消失，我們還有他們，聊以慰籍。這些事，這些人，無論卑微，無論貧賤，無論權貴，不以集體而存在，他們以私心告人，以直面示人。我以為撕開鄉土這張皮不是農民的劣根，是這個變革時代豪奪強取的規則。向沉默者表達我們致敬，是每個人需要思考的問題。

      當心世人以愚昧、守舊、固執、自私對農民貼上標簽，表達有人的不滿和憤怒，萬籟俱寂的鄉村，最后可能的結果是向人類表示默哀。俱寂的不只是鄉村的文明，還有人類的心靈。鄉村的個體人物已為肖像，定格，除此，我們能做什么？

       ——拯救？太大了。我們無能為力。

不被遺忘的記憶。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敘述的是鄉村的當事人，自己還是當事者。

       大國小民的無奈、悲憤、作賤，我們深深的痛。

      我以為現在必須要做的——要以己悲和物喜，這個“己”就是立身，但已滿目蒼夷的鄉土；這個“物”是我眼前一天天正在消失的一磚一瓦的村莊。國人喜歡革心洗面和喜新厭舊，要做鄉村的守舊者——這些故人和舊物對己的意義。

文學沒有國家記憶，只有個人史

      比如恢弘的歷史人物和個人史一樣，是碎碎的。比如歷史上的某人，像個異類，獨行客、浪人和最后的過客，對我們來說，是要努力把英雄回塑到人的過程。

      比如日常，都是片段的，漫游者，在異地，經歷和遭遇，我們是否有勇氣一個人完成。

      可是當我們在遭遇享樂消費的時候，什么都有可能被消解，被個我，被流行，甚至可能被遺忘……不知恥的健忘令人類靈魂游蕩，沒有歸路。朝花弄月，夕照抱云，隨處的詩情畫意不過在詩中，被小清新。也許是我悲觀，禪心已眠，看此景生不出禪心。

      山中畫一座寺廟，不如山路石級畫一僧。

      畫中有物，卻不見人。情何以堪啊。

      由此我想到有人寫的那些家國，我心頭驚顫。

      現代人要完成一種現代人的鄉愁儀式，不是要給裸露的鄉村披上新衣，比如說賦予什么意義。在解剖田園的構成——那些人同樣有欲望，有心魔，有陰暗，同樣有病痛，有沉重，有雜陳，當然還有美好、有善良、有人性。

      救救鄉村？千百年來，鄉村被田園牧歌，被標簽化，要么貧窮，要么詩情畫意；要么故土難離，要么懷鄉不遇，總是那么讓人難以為情。是我們的鄉村有了疑難雜癥還是寫作者自身病入膏肓？

      我們不必目測，而應親歷。

      鄉村正在淪陷，正在消失。鄉民逃離，土地污染，鄉村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我們準備好了嗎。作家懷舊也會加劇鄉土的陣痛，它解決不了當前鄉村遭遇的境況。當農業固有的秩序、環境、鄉俗迅速被打壞、被破壞時，誰都不能只做旁觀者，我們都成了親歷者。

      有一天我在敲打鍵盤，目光從樓上向下看，停在繁復的人群中穿過的街道。我要從樓下的那條街道朱雀路說開去，有關朱雀大街的歷史記載：它是唐都城東西兩側的中軸線，兩邊金碧輝煌的門庭建筑，是皇帝的祭天之路。從杜甫的詩歌《春夜喜雨》到劉禹錫的詩歌《烏衣巷》，朱雀大街在唐詩中已無法尋覓到足跡。今天它只不過是載滿車輛、樹木、人群的一條大路，它與我們每個人遭遇的日常毫不相干。這些斑駁，雜亂，陳腐的細節已經在時間這個器皿里無聲地消解，它的氣息被今天被遺忘，而我們有些人的寫作卻在放大文化的意義。這些偽生活和偽文化的觀念一直陰魂不散，那么請勇敢地撕開被地域和文化這張面具吧。因為日常遭遇正把每個人逼近豐富的當下……

      唐詩中的日常和人心的變遷，即使慢下來，但在今天讀來還無比鮮活。

      今天的水泥和鋼鐵，昔時的青磚瓦弄，它對于今天的人和過去的人，抵達物質的世界是一致的。這個巨大的器物中裝著事和物，但只有冥想是永恒的，唐代的詩人和今天的寫作者，他們正把問題延伸到隱蔽的地方。時間史太大，沒有邊際；個人史過于恢弘，很少被個人。

      作為日常中的“我”，在雜亂的生活場景穿走，“我”一定是存在的嗎？“我”作為敘述者，“我”在哪里？“我”還要去哪里？而結果是大多時候“我”被存在，甚至是不存在。

“我”可能就在這些瑣碎的時間片段里。但作家把殘缺的記憶串在一起——通過尋找“我”又回到開始的地方，周而復始。一個人的出生地、居住地，或者身份不停被生活刷白，又沾滿灰塵，又被刷白。返回便成了無數人心中永遠的鄉村哀歌。它一旦響起，就不可能停頓下來。

      我們要回到哪里？也許我們從來都是來路不明。人性總是充滿悖論，對我們來說，一開始的逃離卻是義無反顧。

      無論是回到心靈的故鄉，還是要回到龐雜的日常，時間只是一個意象，它指向的是具體的物和事。作家內心的焦慮和來自對現實的疑惑——過去的被經歷和“我”的正在經歷的，都成了靠不住的個人史。如果只這樣的，一個人他的支離破碎的日常重要嗎？他有自己的個人史嗎？打開這些小人物的臉譜，他們只是一連串名字，他們可能是同名者張三李四王五趙六，也可能沒有了名字。不同的是他們的命運連同這些農事、泥土、農具留在中國鄉村大地上，成了最大的現場�；蛟S沒有人能改變他們的日常，所以我們敬重回溯和自我解剖的過程。

      幾十年來，故鄉的變遷如同中國式的標語兇猛和殘酷，并在這條路上沒有停止。輕重之間，時間已逝，這些人都是小人物，身邊沒有大事發生，即使發生也沒有人知道。在那么慵懶的不緊不張的時間里，有人會在意嗎。那些靠不住的和正在消失的，在他們之間，從來沒有大事發生。像一本本線裝的族譜，一頁又一頁矗立的是他們的名字。在鄉村祠堂，煙霧繚繞。難道它是他們靈魂最后的棲身的場所？難道這是故鄉的全部疼痛和劫難所在？

      當故鄉置換成異地，我們在不同的地點，或者搬家、或遷徙、或在路上，在時間的節點，“我”完成的一種生命的儀式，還有些許尊嚴。活著，對于每個小人物卻是異樣的被動。但有人正在被抒寫，那代人或我們這代人的不同，在被顯微或放大的境況。

      舉個例子說南宋的臨安城。

      說到南宋臨安，我先想到白蛇傳說，故事柔美，但充滿道德和禮教，是對人性的自由的美好扭曲。其次想到吳山、錢塘、西湖，好山好水。然后是蠶桑、龍井、片兒川面、吳儂軟語，皆是美好。再是想到阿里巴巴和小個子馬云，四周妖嬈著仙氣的杭州忽然多了幾分想象力。

      關于現代的杭州，蛇精只是個傳說，但宋詞的妖嬈卻浸漬吳越每寸肌膚。

      一個如此妖艷之地，我總能找到對應的文字。詩說：水光瀲滟liàn yàn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詩說：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水及羅浮。詩說：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讀來多少有些陰柔和傷感，但無可比擬的艷麗在中國詩歌中驚鴻一瞥，從此絕唱。

      這些詩人之于臨安都是異鄉人，他們面對的是家國、天下和小民，是日常的油鹽醬醋，也是胭脂、粉黛和金戈，煩憂免不了，空寂還得有。但是他們裝滿了報國，曲高和寡，未免寄情于山水，幽光浮影，詩中少了世俗的煩擾和紛亂。

      也許胭粉之都并不缺婀娜和嫵媚，也不缺精忠和偉岸，終會是兩極。

      由此，我一直對杭州存在古典的誤解和偏見。

      其實，一隅偏安，不只是地理的杭州，更是心里的杭州。

      文學史里的臨安詩人沒有此地，只有別處，絕非危言聳聽。當一個在文化和政治都坐實的陪都臨安，而詩人的精神從未抵近的地方，試想詩歌怎能有豪邁和寬廣的氣象呢。

       一個小時代遭遇了一群小詩人，情懷和家國了了、才子和佳人卿卿，悲情于詩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弱國無詩人。憂愁和頹廢不可以詩，去國和離情不可以詩，南宋從此不再有詩人。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更工，詩人只不過在一廂情愿中通向詩藝的逼仄路上遣詞造句而已。  

      所以，自信和雍容華貴的時代，詩歌可以言志，可以開顏，可以妄議，可以獻媚，可以抵抗，可以流連，可以俯視，可以馳騁，可以廝殺，可以淡泊，可以婉轉，可以多情，可以激越，可以寧靜，同樣可以“天子呼來不上船”。

      這才是詩。

      詩歌所至無所不能。

      以上之說，對照其他亦然。

      而對比當下，過濾敏感詞和作家自我閹割比比皆是，他們是依附在人民皮膚的牛虻。

      回過頭看文學革新，所謂技藝、所謂語言、所謂地域、所謂題材、所謂表達，凡此種種，并沒有觸及社會深層的問題，日常在寫作中的缺失造成的后果是精神的高蹈和思想的偽作。有人習慣布道，不表達來自他人和自己的遭遇。

日常已大于我們的想象

      在西北生活二十年，南方在我的詞匯里可能是暴力的：

      它是拆建的廠房、車間流水線、斑馬線、機器轟鳴、小賣部、出租屋……那片城鄉結合部像雜交的野獸和溫存的胭脂水香，它正在滲出身體的體味、頭痛、失眠、疾病……幾乎是一夜瘋長。南方，好多人趕在路上，好多人正在抵達。它是許多人不斷遷徙中的異鄉，一輛綠皮火車整夜穿越的大地，一代人集體的記憶與兩毛錢郵票、與電子手表、與錄像廳和桌球、各種證件……休戚相關的事物，正在消失的事物。

      今天，重拾這些記憶，每個人在路上也成為日常，遷徙也成為日常。今天和曾經的南方也在消失，幾乎每個城市都在經歷那樣的南方，南方不在作為地域意義的寫作區別，不再是符號化下的叛逆者的姿態，南方成了夢想者埋葬青春，生兒育女的異鄉。有人在不斷轉變自己的身份，尋求身份的認同——精神的、文化的、地理的，最后還是落到了生活的——被同化的又充滿晦澀的生活。隔閡、代溝、傷痕，一個人一生，無根無序，從宗教的意義來講沒有超度。南方是誰的異鄉，沒有人知道。

      這些曾經被人鏤刻和打磨的工業半成品，這些和人一起成為塑像，而寫作者自己正在缺席。那些散發潮濕的南方地域散文，樓臺亭閣、花草魚蟲，無關痛癢，卻獨自哀傷。它在時間和精神的緯度上走向反面：

這些偽的是悟出來的，不是生活的智慧，他們忘了無數個“我”與生命沖撞的意義。

      我們低估了記錄作為文字的某種方式的深刻性，足以證明不加雕飾的表達是豐富的。修辭也許是可恥的。它的直接，粗壯和有力糾正了慣常的文學觀念，指向逆向審丑的意義。

      寫作必須表達精準和具體。這些應來自日常生活的斑斕，拉雜著他與不同人和事之間心靈照會。這些細節鮮艷而有力地穿插在城市地帶之間，遍布自己震蕩的感受，對生活現場的切片有著精細的操作和把握。城市的一切度可以作為物象，撞擊著每一個來路不明的人。

      它直面逼仄的現場，帶著日常的體溫和敏感，在我看來正是寫作行進中所要表達的。如果我們對所處城市的水泥、鋼鐵、天花板、瀝青道路、地鐵、斑馬線、小區、燈紅酒綠的布景產生免疫，我們拿什么去對應這座城市日常的經驗和情懷？

      文學之胃如果消化不了日常，尷尬不可避免。

      虛妄的敘事和修辭讓我們遠離人類最根本的真善美，所謂的詩意表達也將不復存在。

      比如樓道、斑馬線、街區、地鐵、公共汽車等已為城市日常的一個個關鍵表征的詞語，它相當于農具、莊稼、牲口之于鄉村一樣，成為人之心靈居所之必要。從大的一點說，我想對于文學的意義是城市文明開始和建立。

      寫作是沒有藩籬的，司空見慣的物也是我們寫作必要跨越的障礙。

      所以，剝開看比回頭看更彰顯文學的要義，剝開看的是人性的赤條，回頭看的是穿有衣服的皮影，沒有肉身。

      所以，寫作是要像手術刀那樣精準到腐質，只有疼痛還不夠，還必須刮骨療傷。

      日常敘事的確立，散文于是有了鮮艷和妖嬈的隱秘，有了深遠和寬闊的力量。日常敘事就是要把那些正在發生的和變化的日常甄別地寫實，這一過程將會大于作家的想象，它隱含人類的善惡與道德評判。作家筆下一切的荒誕、反諷、幽默、旁觀、解構等，日常已大于我們構想的所有。

      當我們與日常不期而遇時，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生活的失戀者。而記憶卻是反向遭遇這一切的。對照歲月，不只是個體某某，在這個世界，所有的隱痛、孤獨、決絕和生亡，沒有彩色，它給我們的可能是黑白。其實，我們身體的欲望卻在真實地發生著，這種鮮明的沖撞對于自身的審視和剖析變得淺白。誰也毫不例外地置身于它洶涌的潮流中，對每個人來講，時間只是不斷被遷徙的過程，愛情也是，命運也是，靈魂也是。

       疼痛，是一個作家寫作所應具備的基本宿命，這個東西是骨子里的。但疼痛解決不了文學中的根本問題，它可能只能解決讀者的問題。很多偉大的作品，其實是平淡無奇的，甚至是寡味而晦澀的。“永遠在路上”是一個作家的生命姿態，這樣我們的筆下就有卑微的和細小的人和事。

      也就是說，作家是為生活的日常而寫作。那些繁復而駁雜的光陰，個人情感與社會跌宕的把握，這些片段和迷亂之后的場景，我深刻地感受到“人”的確立和表達。

不為“真理”或“常識”的寫作，是許多寫作者要面對的問題。新散文那批作家是修辭的寫作。他們解決不了語言自身的問題，他們最多是對詞語進行掘進，是詞大于文本的寫作。他們的寫作成為自己個人語言的狂歡和表演的時候，在底層敘事的優越感和主流意識成為所謂主流元素的時候，我越來越警惕到這個平庸的年代，已經沒有偉大的冒險者了。

      寫作是創造性的工作。大家都這么寫只是表象。這種表征蘊藏著更進一步的風險，那就是其中的平庸和流行元素，向后撤退的固守有些人開始就意味著結束。新文學和舊文學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從小到無限的可能性來說，文學才會有繁復而迷人的差異。

      在生活普遍保持沉默的時候，我們可以找出若干個丟失自己的理由，我們不再想到它，這些日常的經驗、判斷、常識，這些曾經讓我們崇尚的詞，關于美德、責任、信用等。這一切正深刻地變化著……作家需要傾聽著這個世界的嘈雜，同時也在向它發出聲音，在他自己的國度——在小鎮，在縣城，要做一個人，應有的孤獨感和崇高感。無論是個人史，還是村莊史，我們都是被遷徙的一代，從村莊到城市，從本地到異地大概如此。

      但是，還有一雙無形的手籠罩。我們連抗爭的機會也沒有，掙扎一下就被時間覆蓋過去。

      我覺得這可能是文學的大道，大只是隱入市井而已，小卻隱于大地。小對于文學來講，是必須的，小也是對寫作保持的謹慎和節制。

      夜晚和白晝對于今天身處的城市的每個人來講，錯位的不再是時間、秩序，不再是燈紅、酒綠，不再是嘈雜、喧鬧，不再是開始、結局，而可能是人心的躁動和荒蕪，在陌生的某處，每天迎著的是各種從未停歇的遭遇。我們準備好了嗎？在面對巨大的生活場和現實流時，又如何截取、進入和分解這些未知的部分，又如何把這種結構性的生活元素融入文學的本質？

      也許沒有人清晰地說出文學為何。

      但寫作者的內心必有一處自留地，深藏的與眾不同的隱秘。

      當有人在與城市相遇的正面時，他正剝開你看見的一些人，一些事，生活被撕開偽裝的面具，生機勃勃的場景，充滿令人尋味的返照，而文學也許只需要一個截面，他一層一層地剝，剩下的核正在呈現。城市這座迷宮里，裝有很多人，他們走在街道、窄巷、里弄、城中村，逗留在出租房、廣場、車間或辦公室，他們是泥瓦工、水電工、手工者、企業老板、流浪漢等，在白天，有人互相看看，又迅速擦肩而過。在夜晚，重復同樣的舉動，但這些人換成了站街女、夜行者、醉鬼、無業者、小偷和戀人等。我們看到燈紅酒綠的夜晚，街道兩邊的夜店閃著光，這些光的背后寫著某某銀行、醫院、酒店、餐館、歌廳以及茶秀、便利店、肯德基等。熱鬧紛繁的日常布景，我們要寫下這些人，這些事，但對比活色生香的日常，卻頓感文學如此表達的寡淡無味和單調無力。

      無論如何表達，作家總是無法逼真呈現所謂的寫實。

       即使是偉大的唐詩，我們要從中找到李白那時的日常也非易事。

      那么，文學的要義是什么？是吃喝拉撒，還是家國天下？

      李敬澤說，文學是絕對地確立個體的時代。

      這似乎回答了上述的問題。

個體在文學中對照出一截社會的變遷史，當無數個個體在那段時間的物流中，被淹沒，被扭曲，甚至被劫道，那么作家就是要做那個借尸還魂者，幫助他們說出自己的遭遇和思行。

      那么，寫作者如何說才是確立的呢？我的理解是他們個人經驗的獨行、思想的特立、表達的有效。

      其實，在任何時代，生活的存在總是大于作家筆下的想象。當寫作者基于生活的層面寫下所謂的現實時，他們只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從一瓢水想象生活的汪洋現實，觀照的當下是否經驗一定得當？關聯的時代是否一定再現？問題是這些彼時的所謂的現場感真的扯上了關系嗎。所以忘乎所以未嘗不是旁證、不是鉤心。作家寫實般的現實，也許會成為讀者虛構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