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備受文壇矚目的2020收獲文學榜公布榜單，短篇小說排行榜中，陜西作家弋舟《人類的算法》入榜。

文學陝軍藉此機會，得以對話平日沉浸于寫作世界的作家弋舟，與他暢談《人類的算法》的自評、文學對于“人的困境”的意義、如何破解地域性書寫的拘囿，以及短篇小說的“輕重”等話題。

弋舟的文學世界，自成一個龐大的語境，以作品上榜為契機的一次簡略采訪，我們視為弋舟系列報道的初始。弋舟新的長篇小說正在創作中，文學陝軍對陜西作家取得的成績、榮譽，也將以“長篇”的方式，連續地、系列地關注下去。

文學陝軍：弋舟老師您好，日前，《收獲》雜志公布了“2020收獲文學榜”上榜作品名單，您發表于《野草》2020年第2期的《人類的算法》登上短篇小說榜。《收獲》作為國內重要的文學期刊，已成功舉辦五屆“收獲文學榜”，這是您第三次上榜。作為作者，如何自評您的《人類的算法》？

弋舟：《收獲》是中國當代文壇的重要陣地，60多年來，她刊發了大量重要、優秀的文學作品，素有“中國當代文學簡史”的美譽。2016年，由《收獲》牽頭的年度文學排行榜創辦，基于她的文壇公信力與地位，這個排行榜迅速以其權威、多元、公正與客觀在海內外聚集起重要影響，成為透析當代中國文學的重要依據和“矢量圖”。

榮幸的是，在首屆“收獲文學榜”中，我的短篇小說《隨園》便登上了短篇小說“專家榜”與“讀者榜”的雙榜首。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這無疑是莫大的肯定與榮譽。2018年，第四屆“收獲文學榜”中，我的短篇小說《核桃樹下金銀花》再次上榜，加上今年的《人類的算法》登上第五屆“收獲文學榜”，我上榜三次，對我而言，這是寫作生涯重要的成績，加之平凹老師的長篇小說也屢屢登榜，這樣的收獲，也可視為我們文學陜軍在全國文壇一份重要的成績與收獲。

《人類的算法》寫于年初疫情最為嚴峻的時刻，彼時“算法”成為了我們關注疫情、乃至防疫的重要技術手段，同時，技術的進步也一并帶來了新的精神困境——生而為人，我們終究難以屈從自己僅僅是一個個抽象的數據。基于此，我寫下了這個短篇。小說依舊從平凡者的世俗生活入手，而我試圖探討的，依然是人類精神世界的復雜性與每一個生命擁有者的心靈難度。當我嘗試著將一個具體而微的女性與浩大的“人類算法”相互映照時，我看到了生命個體在歷經艱難之后所能達到的寬宥與平靜，至少，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當我們把個體的命運置放在人類的背景中時，我們能夠獲得某種安慰。

小說發表于《野草》雜志，這本刊物是魯迅先生故鄉的刊物，我自己也一度受聘為紹興市的“駐城作家”，所以，這個短篇也算是我交出的一份作業。小說發表后，《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均有轉載，算是擴大了讀者面，而《收獲》這本刊物與巴金先生的名字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把心交給讀者”，是巴金先生最為著名的文學囑咐，在這個意義上，我也很高興這些刊物能夠讓我的小說與更多的讀者達成共鳴。

文學陝軍：《人類的算法》寫于2020年春節后，《掩面時分》、《羊群過境》，它們都與“人的困境”有關。您在2020年出版的《庚子故事集》這個主題，也是從《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一以貫之下來的。關于“人的困境”主題，今年全人類的集體感受尤為強烈，作為作家，您認為文學對“人的困境”的命題，“解釋”與“撫慰”的作用幾何？

弋舟：我從事著這份工作，當然會確信這份工作的意義所在。“人的困境”一定不會是一個偽命題，否則我們就無從渴望進步，而所謂進步，也一定不僅僅限于我們對物質世界的改造，毋寧說，人類的進步之路，最終是以精神世界的解放為目的的。那么，指出我們的困境所在，體恤人的靈魂，甚至嘗試著給出一些方案，這些重大的命題，都成為了文學得以存在的前提。一個運動員如何跑得快，文學不太插得上手，那個要交給教練員，文學能夠幫上忙的，是運動員跑不快的時候，她會試著撫慰、試著加油、試著告訴你：跑不快也不是天大的罪過，因為生而為人，你就有人的限度。

文學陝軍：對于短篇小說寫作，您是有話語權的，以短篇小說《出警》獲魯迅文學獎，著有五部短篇小說集，還寫有“新批評”系列文章論“短篇小說的稱重”，對于短篇小說的寫作，你認為它的“輕”與“重”可有平衡把握的“秘訣”?

弋舟：話語權一定是沒有的，而且我也懷疑這個權真的會被誰擁有。雖然我擔任著省作協中短篇小說創作委員會的副主任，我也只是作為一個寫作者給出自己對于這門藝術的粗淺理解。短篇小說的“輕”與“重”，其實不過關乎著寫作者自身對于世界認知的“輕”與“重”，如何平衡，本身就是對于寫作者世界觀的考量。如果這里有“秘訣”而言，那就是我們的“三觀”直接在此得以表達，你面對世界的時候不知道輕重，你也將無從理解短篇小說的輕與重。

文學陝軍：“山東高密，浙江嘉興，河南延津，哈爾濱北極村，陜西關中……當這一連串的地理坐標排列于紙面，熟悉中國當代文學的你，一定會在瞬間喚醒自己那頑固的文學經驗。”您在《那澎湃的拘囿與掙脫之力》一文中關注“拘囿”與“掙脫”的問題，既點明了地方性書寫的困局，也努力嘗試著開辟新的路徑。在您看來，作家寫作中的“必須”性，導致了目前地方性書寫的套路化。而真正的寫作，其實因為“受困于自己胸中那澎湃的拘囿與掙脫之力”，所以才能煥發出“西西弗斯般推石上山的虛妄的勇氣”。這種勇氣，終將令作家“張望到了自由”。擺脫地方性寫作的拘囿，它的路徑在哪？

弋舟：到世界去。這個“到世界去”，也許更多地是在描述一種精神性的流浪，有些人兩腳跑出了萬里，靈魂不過依然關在自家的窯洞中。沒有“世界”作為映照，“故鄉”的意義也會闕如。我們都有過類似的經驗：自己的故鄉看在自己眼里，一定與一個游客眼中的感受是不同的，沒有那么美，或者沒有那么糟糕，同樣，當我們去往了他鄉，也將收獲到不同于當地人的經驗。這種現象只說明了“流浪”對于新的經驗的重要性。主體性的建立，是需要依賴他者作為參照物的。靈魂的因循守舊、故步自封，都是致命的牢籠。

文學陝軍：很多外地記者對您似乎有一種“共識”——相對其他陜西作家，你的作品似乎多了些南方氣質。您對此的解釋是：“如果當真如此，只能歸結于血脈深處那些玄奧的基因了。”

您祖籍江蘇，在西安成長，后長居蘭州，現在又回到西安。您常說自己是沒有故鄉的“異鄉人”，西安的古城墻和一毛錢一碗的岐山臊子面，是童年精神和物質的雙重記憶，還有那個希望與絕望同行、文化與思想碰撞的70年代生人的成長史。成長史對您的文學創作，意味著什么？

弋舟：這份簡歷聽上去好像很復雜，其實復雜一些也未嘗不好，曲折往復，本身就構成“經驗”。在這個意義上，你也可以將我的“成長史”視為“流浪史”，而精神的流浪，我已經說過，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是重要且寶貴的。

然而反過來說，我的經歷似乎也未見得有多么的復雜，生逢此世，每一個中國人都感受著時代的宏力，我們的一切經驗，都受制于時代的洪流。

文學陝軍：在《美文》雜志上讀到您的系列專欄“春臨”，對于各地的行走及感觸，您進行了專欄式書寫，踐行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2021年您的“春臨”專欄從內文“升級”為封三，還配了您的畫作，行走、書畫一體，是您的遣興一種，還是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文學化表達？

弋舟：《美文》是我們陜西在全國具有影響力的刊物之一，受邀寫專欄，當然是我的榮譽。“春臨”這個詞，是平凹先生題贈我的，也是我現在居住的地名，用它來做專欄的名字，對我而言，美意別具。散文這種文體在表達“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感受上優勢突出，以此來平衡自己的感性與理性，對我都是重要的訓練。

至于“升級”，的確就是勉為其難的事了。我只能感謝《美文》的抬愛與鞭策。你說得不錯，這樣的方式更接近于一種“生活方式”了，是遣興，也是文化表達，重要的也許還在于，這是一個機會，令我將工作與活著本身更為圓融地貫通在一起，成為生命的修煉——我怎么寫就怎么生，我怎么畫，就怎么活。

文學陝軍：您著有長篇小說《跛足之年》《蝌蚪》《戰事》《春秋誤》《我們的踟躕》，對于長篇小說的寫作，2021年可有意向和規劃？

弋舟：已經有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在展開了。2020年我簽約了“十月文學院”，這其中就包含有長篇小說創作的約定。很高興，此次簽約的作家中還有我們的“鄉黨”陳彥先生，我也期待自己能寫出不被鄉黨笑話的作品。

文學陝軍：謝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祝您的創作有更大的“收獲”！

弋舟：謝謝。“文學陝軍”是我們作協重要的平臺，你們辛苦了，也祝愿你們在新的一